王若璇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加快，国产电视剧作为“商品”的属性越发得到彰显。电视设备的升级、网络的普及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更迭，使国产电视剧覆盖了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其影响力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在此背景下，国产电视剧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类型明确化与题材综合化；其二则是审美趋向的平民化与通俗化”。电视剧市场涌现出古装题材、警匪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家庭题材、青春题材、都市题材等剧种及其亚类型，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面貌。

其中，家庭伦理剧与古装仙侠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方兴未艾，至今依旧风靡。1990年横空出世的《渴望》《过把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牵手》等家庭伦理剧共同形成该题材国产剧的潮流；同时，1986年杨洁执导的《西游记》与1990年海峡两岸与香港合拍的《封神榜》的热播，打开了古装仙侠剧的市场。然而，这两种影视剧的热播现象并非偶然，从题材来源、文化资源、主题思想与艺术范式等的角度而言，家庭伦理剧与古装仙侠剧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与艺术内涵发端于中国早期电影。因此，立足于“同时性”的角度，两者风靡市场的文化现象，实则是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现象的“洄游”。

一、时代背景与现象初探：国产热播剧与早期电影的共通性

家庭伦理剧与古装仙侠剧的风靡不仅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现象，在近百年前，中国早期电影的商业竞争时期便出现了如出一辙的状况。这与时代背景、经济状况、文化面貌等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一方面，时代的巨变导致中国家庭结构的动荡与社会道德的失范，家庭伦理剧延续了早期家庭伦理片批判现实、规范道德、教化世人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相似的影视市场环境也使古装仙侠剧同早期武侠神怪片一样，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产生了同质化与生产过剩的现象。

(一)时代联结：家庭伦理剧的风靡与早期电影的相近性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西风东渐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冲突影响着每个中国家庭。“受‘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重视电影的教育功能，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电影被作为启迪思想改造社会的手段。”由此，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孤儿救祖记》为发端并风靡市场的家庭伦理片，它们聚焦于中国家庭道德危机，探索中国社会的改良之路，并试图建立家庭与国族之间的联系。1922年至1926年间，电影市场诞生了约200部故事片，其中家庭伦理片占据了主要部分。在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对家庭伦理片的教化作用有着潜移默化的偏爱。“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与中国文化的深刻转型，也使中国早年电影里的伦理精神以及中国早期伦理片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焦虑、矛盾与困惑。”这种“焦虑”与“矛盾”同样出现在新世纪之后的家庭伦理剧中。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与文化氛围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出现了显著变化。经济方面，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使电视剧有了广泛的市场与受众基础；思想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改革开放后，快速的人口转变与剧烈的社会变迁持续影响着中国家庭发展，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大量涌现，如纯老家庭、空巢家庭、隔代家庭、丁克家庭、大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此时，家庭伦理剧则承载了折射多元家庭形态、反思家庭现实问题、反映社会思想变迁的作用，因此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新世纪以来，“《错爱》收视率6%，《房前屋后》收视率接近7%，《新结婚时代》收视率达8.78%，《亲兄热弟》收视率超过10%，《金婚》收视率达13.6%。”进入21世纪10年代，家庭伦理剧紧跟时代步伐，与社会热点话题衔接。例如，反映青年人生活现状与婚恋问题的《裸婚时代》《婚巢》，关注教育问题的《虎妈猫爸》《小别离》，呈现女性家庭与职业困境的《辣妈正传》《我的前半生》，聚焦养老问题的《老有所依》《都挺好》，等等。

家庭伦理剧的风靡与早期电影的相似性，基于相近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尤其在新世纪，电视这种文艺形式相较于电影具有更强的普及性、大众化与主流特性，因此家庭伦理剧承接了早期家庭伦理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以及“文以载道”的伦理教化功能。这种文化现象的“洄游”反映了相似社会背景下的观众在心理与情感需求方面的共性。

(二)市场境遇：古装仙侠剧的泛滥与早期电影的相似性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电影在资本运营、市场开拓、类型选择、影像技艺等方面亦步亦趋欧美电影时代的结束，中国民族电影进入一个既要与欧美电影争夺市场空间，又要重新分配国制电影票房份额的严酷的商业竞争环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武侠神怪片的生产与风靡推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商业竞争的局势。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推出了连集影片《火烧红莲寺》，成为武侠神怪片的滥觞。同时，“在《火烧红莲寺》的带动下，近40家影片公司都参与制作武侠神怪片，1928年至1931年间上映的武侠神怪片总数达到227部”。在此期间，武侠神怪片的泛滥促使中国电影的商业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与新世纪以来古装仙侠剧的“扎堆”情形大同小异。

近十年，“以资本和新媒体为代表的各种力量涌入电视剧行业，全方位推动电视剧产业升级。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带来了国产电视剧产能过剩、质量滑坡、同质竞争等问题”。由《古剑奇谭》《花千骨》等网络小说改编的仙侠剧的风靡，带来同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热潮，最终诱发了盲目改编网络“IP”、题材同质化、口碑衰退等负面效应。古装仙侠剧在新世纪的发展轨迹与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是一定的文化背景、市场形势下的周期性现象，和早期武侠神怪片在电影市场的发迹与衰落如出一辙。

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诞生之前，家庭伦理片与武侠神怪片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几乎全部的份额。诚然，这两种影片的风靡并非时代的偶然，而是在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合力下的必然，两者所承载的民族艺术范式与文化精神一直贯穿着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历程。因此，新世纪以来，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市场状况与时代潮流下，影视剧领域发生了类似文化现象的“洄游”。

二、文化资源与题材来源：国产热播剧与通俗文学的亲缘性

家庭伦理剧与古装仙侠剧所依托、取材的题材与文化资源高度继承了中国早期电影的特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诞生之前，早期电影所依据、取用的文化资源几乎全部来自“旧文学”，“旧文学”的概念是相对于“新文学”而言的。20世纪1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对立：一种是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另一种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当时流行的通俗文学为主的“旧文学”，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黑幕小说、官场小说等通俗文学，共同组成了“旧文化”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作品的丰富化与多元化，“旧文学”也就是通俗文学，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以金庸、琼瑶作品等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风靡一时，形成阅读热潮；进入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发展，通俗文学风起云涌，金庸研究、通俗小说研究也极大提升了通俗文学在文学界的地位。”

(一)家庭伦理剧与通俗文学的渊源

家庭伦理剧的题材承接了早期家庭伦理片，即以婚姻、家庭、青年男女恋爱为主体的主题偏好，并以相关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作为剧本来源。20世纪20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先后“创办了诸如《小说时报》《礼拜六》《小说丛报》《小说海》《半月》《红杂志》《红玫瑰》等杂志”。同时，他们开始向电影界渗透，兼做电影编剧、导演等，例如小说家包天笑在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创作了《可怜的闺女》《空谷兰》《多情的女伶》等影片。“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31年，中国各电影公司拍摄了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制作的，影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

新世纪以来，以青年男女恋爱或婚姻家庭为主题的通俗文学与“旧文学”渊源颇深，贯穿了大众化、娱乐化与通俗性的本质。通俗文学不仅在出版业的助推下蓬勃发展，更是凭借与网络文学的结合，发展出类目繁多的亚类型，形成枝繁叶茂的发展盛况。因此，国产剧市场也涌现了一批以婚姻家庭、青年男女恋爱为主题，改编自通俗文学的家庭伦理剧，例如，改编自香港著名小说家亦舒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改编自魏晓霞同名小说的《婚姻保卫战》；改编自李潇、于淼合著同名小说的《大丈夫》；改编自王丽萍同名小说的《媳妇的美好时代》；改编自网络作家唐欣恬畅销小说《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的《裸婚时代》。此外，国产剧市场也出现了通俗文学作家兼任电视编剧的情况，例如小说家六六将自己的两部文学作品《双面胶》与《蜗居》改编为家庭伦理、都市情感题材的电视剧，并兼任编剧。

(二)古装仙侠剧对神话传奇的吸收

古装仙侠剧延续了早期武侠神怪片的文化资源，即对武侠、玄幻、神怪类题材的偏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神怪片数量庞大且内容繁杂，根据题材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种电影类别：第一种，根据古代神怪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其中明代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与明代许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最受欢迎，例如《孙行者大战金钱豹》《盘丝洞》《铁扇公主》《西游记莲花洞》等影片均改编自《西游记》；而《封神榜哪吒闹海》《封神榜杨戬梅山收七怪》《封神榜姜子牙火烧琵琶精》等影片则改编自《封神演义》。第二种，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例如改编自《梁祝》的《梁祝痛史》、改编自《白蛇传》的《义妖白蛇传》等。第三种，根据时下流行的武侠神怪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例如《火烧红莲寺》改编自20世纪20年代平江不肖生创作的《江湖奇侠传》；此外，《荒江女侠》《关东大侠》《红侠》等时下流行的小说也纷纷被改编成电影。

2000年至2010年间，国产古装仙侠剧的文化资源主要来源于三种：第一种，取材于古代神怪小说或根据此类小说衍生而来的故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依然是炙手可热的选材。除了《西游记续集》之外，还出现了一批由“西游”故事延伸、衍生而来的电视剧，例如《西游记后传》《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喜气洋洋猪八戒》等；取材于《封神演义》的电视剧则有《封神榜之凤鸣岐山》和《封神榜之武王伐纣》等；此外，还有由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改编而来的《聊斋奇女子》与《人鬼情缘》等电视剧。第二种，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或民间传说的故事，例如《牛郎织女》被改编为《天外飞仙》《天仙配》等电视剧；神话传说《劈山救母》被改编为《天地传说之宝莲灯》《宝莲灯》《宝莲灯前传》等电视剧。而2010年至2019年间，由当时流行的玄幻、仙侠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这些网络小说与前两者一同构成了新世纪古装仙侠剧的文化资源。例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花千骨》《择天记》《九州·海上牧云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斗破苍穹》《香蜜沉沉烬如霜》《九州缥缈录》等。由时下流行的网络小说或畅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古装仙侠剧，与早期武侠神怪片存在同样的弊端，例如，过分重视娱乐化与消遣性，题材方面“跟风”与“撞车”的问题层出不穷。

纵使通俗文学所依托的媒介从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杂志，发展为新世纪的网络文坛与畅销出版物，但是影视剧对于才子佳人、家庭伦理、神怪传奇、民间传说等题材的偏爱却丝毫不减，古代民间文学与当下流行的通俗文学共同构成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国产剧文化资源。

三、主题思想与艺术范式：伦理道德与情节模式的继承性

新世纪热播国产剧的主题思想与艺术范式来源于早期电影的特性，这也是传统文化与民族艺术延续的表现。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最为深远持久，“早期电影创作接受并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影片内容被染上浓重的伦理色彩，即便有时是非界限不清，善恶却一定泾渭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扬抑褒贬，均在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笼罩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国产影片基地——上海，普遍存在着封建文化、殖民文化与民主文明思想的冲突，而早期电影对传统道德与伦理纲常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使得人们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冲突中，在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产生了迷茫。

(一)伦理观念与道德劝诫的主题承接

家庭伦理剧与古装仙侠剧在主题思想上“抛弃”了文化糟粕，同时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当下主流价值观念起到了一定作用。早期家庭伦理片的主题强调对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的遵循，武侠神怪片往往呈现善恶矛盾的二元对立、善必胜恶的圆满结局。在家庭伦理片中，有反映传统恋爱与婚姻观念的影片《劳工之爱情》，它表面上讲述自由恋爱的故事，但其传达的道理仍旧是婚姻需要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通过批判社会拜金风气，劝诫人们遵循道德规范的《一串珍珠》，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因贪慕虚荣而连累丈夫和家庭的故事，从而传达给观众切忌贪慕虚荣的理念；《情海重吻》则抨击了因贪图富贵而不忠于婚姻的道德败坏行为。在武侠神怪片中，影片《红侠》的女主角芸姑被恶霸金志满欺侮之后，拜师苦练武艺，并在三年后成功复仇。这种善恶有报、快意恩仇的武侠神怪片模式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它既映射了普通人行侠仗义的英雄理想，还符合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普世价值。

在新世纪热播剧中，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理念在现代文明社会已被“抛弃”，但长幼人伦、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依然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也就“注定”了影视剧中，与主流价值观念相违背的人物与事件无法得到圆满结局。一方面，家庭伦理剧《蜗居》中的女主角海藻因经济困顿和对权力的崇拜成为宋思明家庭的第三者，最终海藻美梦破碎，宋思明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回家的诱惑》改编自韩国电视剧《妻子的诱惑》，结局中对婚姻不忠、道德沦丧的反面角色艾莉与洪世贤葬身大海，而正面角色林品如与高文彦则收获了幸福圆满的人生；《婆媳的战国时代》中农村出身的儿媳王慧中屡遭婆婆的刁难，却在婆婆病重时不计前嫌，捐出自己的肾脏，尽心照顾家人，最终儿媳与婆婆培养了亲如母女的情感。由此可见，遵循“孝悌之义”依旧是解决中国式婆媳关系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无论过去还是如今，都是影视剧争相改编的“IP”。新世纪以来，由金庸作品改编而成的古装仙侠剧不胜枚举，它们都遵循着有仇必报、有恩必偿、善恶对立、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等符合传统伦理与道德观念的主题思想。

(二)传奇性情节的范式延续

在早期电影中，“鸳鸯蝴蝶派”的介入“为中国电影建构了传奇化的叙事结构和模式，即主要靠离奇曲折的情节招徕观众，影片的叙事聚焦于人物悲欢离合的遭遇和曲折坎坷的经历，情节通俗生动、跌宕起伏，叙事和人物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类型和模式，适应小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这种曲折离奇的“苦情戏”模式对中国影视剧的影响十分深远，奠定了家庭伦理情节剧的叙事范式。例如，早期电影《孤儿救祖记》中的女主角余蔚如在丈夫死后被亲戚诬陷而逐出家门，含辛茹苦抚养遗腹子，最终孩子在传奇性的巧合下得以认祖归宗；《玉梨魂》中丧夫的梨娘与教馆先生何梦霞相爱，却遭到重重阻挠，最终抑郁而亡，曲折的情节与人物的悲惨命运引人入胜。这些影片在批判社会问题与封建糟粕制度的同时，以传奇性的情节设置与“苦情戏”的叙事模式赚取了观众的眼泪，颇受市民阶层的喜爱。

传奇性的情节与“苦情戏”的煽情模式在华语文化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且广泛出现在现今的热播剧中。例如，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家庭主妇罗子君的丈夫因外遇而与她离婚，罗子君与丈夫离别的伤感情景与独自生活的无助引起了观众深深的同情；《傻春》中的长女赵素春早早辍学在家，孝敬父母，照顾弟妹，却遭遇家人的不信任与创业的挫折，曲折的情节令观众为她的命运走向而担忧。同时，古装仙侠剧的情节则更具传奇性，主要人物往往拥有错综复杂的身世背景，背负着特殊使命或国仇家恨，遭遇反派角色的步步紧逼，在与反派的博弈中取得惊险胜利后，主角往往功成身退或功成身死。近年来风靡银幕的仙侠剧，诸如《古剑奇谭》《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无一不是类似的情节模式。曲折离奇的情节与煽情的叙事模式具有大众化与通俗性，这不仅是从早期电影延续至今的艺术范式，更是观众的喜好与选择。

结 语

综上所述，国产家庭伦理剧和古装仙侠剧在新世纪的热播态势一直没有“降温”，这一现象看似只存在于当下，实则是早期电影文化现象的阶段性“洄游”。家庭伦理剧与古装仙侠剧的题材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电影，时至今日，它们所依托的文化资源依然与早期电影存在亲缘性。一方面，它们维护主流价值观念，为观众树立良性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种情节曲折的叙事模式具有大众性与通俗性，与中国人观念中的世俗生活紧密相连。同时，影视市场的逐利性带来令人担忧的负面效应，将低级趣味作为噱头、将历史事件作为娱乐资源、将流量明星作为卖点等不良现象，频频出现在国产热播剧中。回溯历史，以史为鉴，以早期电影为视点审视当下国产热播剧的文化现象，有助于国产剧市场回归良性的文化生态，步入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