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波什纳

美国最高法院在公众已对其丧失信心的一片猜测声中，开始了2021任期。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仅40%的公众赞成最高法院的工作方式——这是自2000年此项民调启动以来的最低值（当时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为62%）。

一些法官对此深表忧虑。他们最近都发表了声明，坚称最高法院没有政治化——或者用巴雷特直白的话来说“法官绝不仅仅由一群党仆组成”。

人们应当对公众投票持保留态度。最高法院的声誉总是起伏不定。过去，其赞同率也曾跌至近40%，目前其声誉相比总统、国会和大多数其他联邦机构仍要好得多。此外，哈佛大学“最高法院公众意见项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最高法院裁决偏离公众舆论的程度，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般严重。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司法任命的政治操纵日趋公开化是部分答案。美国最高法院任命早已成为党派之争、意识形态纷争不断的事件——这种情况比过去严重得多。这解释了为什么自从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提名人罗伯特·博克坦率捍卫自己观点以来，被提名人就陷于甜言蜜语和陈词滥调中，使参议院的确认程序——司法任命中唯一的民主因素——沦为毫无意义的过场。

但另一部分答案较少受到关注。在民粹主义时代，法院作为精英机构的地位却越来越反常。最高法院是联邦机构中最不民主的一个部门，从一开始就旨在防止立法机构安抚企图破坏少数群体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包括奴隶所有权）的多数人。因此，与美国几乎所有的州法官不同，大法官实行终身制，其任职期限长达30年左右。

今天，9位现任大法官中的8位从哈佛或耶鲁获得其法律学位。他们都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大多数都是富有的。但在一个越来越怀疑专业知识、文凭和权威价值的國家，法院就像环境保护局、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药品管理局一样，已经沦为易受攻击的目标。

即使相比上述象征性机构，法院也处于劣势。上述机构还可以借助空气质量、货币政策和药品安全等影响来为其自身辩护，而大法官们只能坚持他们对法律的解读是正确的。这并不是一种特别可靠的辩护：时至今日，法律学者仍在争论1803年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是否正确。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确立了对立法的司法审查原则。

最高法院也因此成为民粹主义者和迎合民粹主义冲动的主流候选人的攻击目标。法官们似乎意识到，对最高法院的威胁与其说是党派之争，不如说是民粹主义。面对政治化指控，大法官们说，他们在裁决堕胎和种族等政治敏感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棘手案件时，运用的是“司法理念”而非意识形态偏好，他们凭良心作出裁决，而非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

但光说这些并不能说服任何人。如果司法理念导致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和民主党任命的法官在政治敏感案件中以一种可以预见的方式出现分裂（事实上确实如此），那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民选官员将不可避免地根据任命他们的总统的政治派别来支持或反对提名。今天的大法官面临的问题是，即使他们个人认真恪守其司法理念，他们的委派和确认也需要由党派分子依据对其判决的合理准确预测而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