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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结社与党派分流

2016-05-14王愈��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武进党派诗社

王愈��

内容摘要:诗人结社时,其成员之间通常在创作风格、文学主张、政治倾向等原则性较强的方面总是基本一致,这些方面完全不同的文人一般难以归属于同一个诗社。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与结社的发展,结社活动发展到民国时期,加入不同党派、持有不同政见的文人终能共处同一文学社团,互相交游、唱和,这于民国时期位于江苏武进的文学团体——“兰社”之中便能窥见一斑。本文以民国武进“兰社”成员为中心,通过分析他们的党派与相关作品,考察诗社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新变,以供相关读者参考。

关键词:民国 诗社 武进 “兰社” 党派

诗人结社,通常有一个内核式的相关性因素将成员联系在一起,例如相同的创作风格、相同的文学主张、相同的政治倾向等等,所强调的是一个“同”字。虽然这个“同”的程度不一定都达到百分之百,但在原则性比较强的方面总是基本一致,创作风格、文学主张、政治倾向等等完全不同的文人一般很难归属于同一个诗社。而在民国武进诗社——“兰社”中,我们却看到不同党派的成员欢聚一堂,共同集会唱和。这可以说是诗社发展到民国时期所产生的一种新变,值得认真考察。

一.民国武进“兰社”概况

武进,民国时期为江苏省常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现今改为常州市的一个区。作为常州市的组成部分之一,武进在文学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常州特色。在清代,常州有“诗国”之称,曾开创出常州词派、阳湖文派、今文经学派等文学与学术的流派。清末民初之际,常州仍继续其“诗国”传统,结社之风不断。当年,常州地区的诗人结社“兰社”曾享誉一时,很有影响。其社员之多、社事之盛,时人常将其与清中叶袁枚的随园弟子诗人群进行类比,甚至可以说是继随园弟子诗人群之后影响最大的兼有男女弟子的旧体诗词社团。

“兰社”是常州的地方诗社[1],民国十六年(1927)由周企言创立于武进家中,最初动机为教授生徒补习国文,并兼授韵学。因此,“兰社”的基本成员即为周企言及其弟子,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师生性质的诗社。社事活动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止,为期共十年。结社期间,作品很多。于是周企言择取其中优异者,编为《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排印出版,共收一百二十八人之作。周企言在卷首自序中叙述结社缘起说:“余花甲以还,倦游归里,息影著书,见后学读书十年,不知平仄,随口乱读,大惧斯文将坠,爰设‘兰社,补习国文,兼授韵学,以辅学校之不足。盖自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至去岁丁丑[民国二十六年,1937],此十年间,得百余男女弟子之诗词,汇为一集。”[2]其中作者,也就是诗社成员,主要有陈倚楼、徐元鼎、邹文渊、朱铭新、张山声、庄俊、刘钰等。其职业类型,包含政客、教师、商人、军人、学生种种。而以党派观之,则同时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兰社”因之解散。而此前十年结社期间,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相互对立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土地革命时期,也叫第一次内战时期。作为当时的第一大党与合法政府,国民党在这十年间一直对共产党实行屠杀政策,“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致使整个中国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面对国民党的残酷迫害,共产党则不得不被迫迁移,开始漫长的长征之路。然而就在国共两党如此对立的情况下,各自的党员却同时存在于“兰社”之中,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二.民国武进“兰社”成员中的不同党派

“兰社”成员在结社期间,那些无党派人士不论,明确属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也不乏其人。只是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不是很多。以下兼顾两个党派,举刘鸿逵、王森荣、徐畏三共三人为例。

刘鸿逵,《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见于第二十九人[3],小传只有“勇士”二字[4]。今人陈予欢先生编著《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一书,其中有刘鸿逵,原名刘鸿达,字介藩,号达九,直隶顺天府(今北京)人,原籍湖北黄安(今红安)。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考取留学生,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回国,任四川陆军武备学堂军事学教习、监学,后接任四川陆军小学堂(前身即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总办。不久,加入国民党,任广东军校战术教官。民国十二年(1923),受孙中山任命,为湖北讨贼军总司令部第一路军司令部司令官[5]。但是,该书将刘鸿逵的卒年定为民国十七年(1928),这是错误的。根据今人曹剑浪先生编著《中国国民党军简史》,民国十七年(1928),刘鸿逵任桂系第四集团军第二军新编第一师教导师师长[6]。在这之后,他又先后任第六战区第二兵站分监督、后勤部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等职[7]。在任江南指挥部参谋长时,他随部队一起驻扎于常州,得以参加“兰社”的活动[8]。从上述生平介绍可以看出,早在加入“兰社”之前,刘鸿逵就已经加入了国民党,且在军界享有一定的名声。

王森荣,《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见于第四人[9]。根据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常州革命英烈》所收宫世恺先生《农运先锋 长眠太行》一文记载,王森荣,又名王国璋、王于平、王于一,江苏常州人。民国二年(1913)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常州西大街贾家场一个贫民家庭,家中共有姐弟四人,王森荣最小。父亲长期失业,又加上身体孱弱,在王森荣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全家靠母亲和祖母做篦箕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因家境贫寒,王森荣在幼年时未能进校读书,母亲在家一面做手工劳动,一面教他识字、读书;直到两个哥哥去上海谋生,家境略有好转,他才得以上小学。民国十六年(1927)春,王森荣加入共青团,九月进常州逸仙中学读书,该校是中共武进县委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为了掩护、安置一些同志和培养革命青年而创办的。王森荣在学校里一边读书,一边做学生会的工作。十七年(1928)二月,逸仙中学被迫停办,王森荣只好转入江南中学继续念书。十八年(1929),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进前黄公学支部委员兼共青团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十月十五日上午,反动军警突袭前黄公学,正在上课的陈枕白等四人被捕;王森荣因陪同上海党的外围组织“人道互济会”吴明东到都家桥了解情况,得以幸免。不久,王森荣即遭通缉。为此,他不得不离开常州远避他乡,并几经辗转去了上海,在一家英籍律师处,以抄写工作为掩护隐蔽下来。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王森荣便重新回到常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常州沦陷的前一天,他率领六位同志奔赴武汉,进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受中共组织的委派,到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国民党部队一八一师做政治工作。二十七年(1938)二月十九日,他在山西抗击日军时,遭受日军袭击,身负重伤,随后被送往河南修武县十字医院进行抢救。三月二十二日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牺牲[10]。

徐畏三,《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见于第三十二人[11]。综合互联网上的诸多介绍,徐畏三曾用名许祖卿、许祖圻、文惕群,浙江嘉兴人。他于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上海纺织厂做工,曾经参加“五卅运动”。民国十四年(1925)任上海公益纱厂支部书记。十五年(1926)任上海曹家渡部委委员,负责交通。十八年(1929)八月任沪西区委常委,九月任沪东区委常委,均负责组织工作。十九年(1930),任《党的生活》编委会委员、江苏省委常委;继任改组后的江南省委常委、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二十年(1931)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为了反对王明的错误指挥,他同党内一些人士在上海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任组织部长。但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地方上也纷纷效仿,演变为分裂活动,党的组织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次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并要求他们公开承认错误。然而,他们对党中央的决定置若罔闻,甚至展开进一步的分裂行动。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开除了徐畏三的党籍。此后,据卢庆洪先生《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一文相关介绍,徐畏三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行动区副区长、代区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任国民党首都实验区副区长。二十四年(1935)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税务视察员[12]。徐畏三的党性较为复杂,先入共产党,后又改投国民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兰社”中的交游。

上述刘鸿逵、王森荣、徐畏三三人,分别为“兰社”中的国民党、共产党和转变党派人士,非常具有代表性。当然,除此之外,“兰社”中还有国民党成员陈倚楼、共产党成员潘铭锦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详细说明。

三.民国武进“兰社”成员不同党派与诗人结社的新变

综观民国武进“兰社”成员的政治倾向,我们发现“兰社”成员中存在着不同的党派与派系,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有些成员甚至在政见上完全对立。但是,即便这样,社员们仍然能够在同一诗社之中和谐地优游山林,吟诗作赋,不顾政治上的分歧与党派间的不同。这种现象正是诗人结社的一种新变。

古代文人结社,政见不合或者不同党派的文人一般不可能同处于一个文学社团。这个特点在明代末期格外明显,当时受党争影响,结社常被用来为党争服务,党争双方也往往各以结社的方式作为他们扩大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的手段。

例如“复社”,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性的文学社团,其鲜明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其与东林党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的反阉党行动上。“复社”与东林党的亲密关系主要体现在:“复社”的运营得到东林名宿的全力支持以及东林亲属主动加入“复社”两个方面。“复社”与东林党,不仅在精神上血脉相通,在人员构成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所说:“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学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13]东林视“复社”士子为后学,“复社”尊东林名流为宗主,其密切关系可见一斑。为反阉党,“复社”展开了一系列运动。比如崇祯八年乙亥(1635)八月十八观涛之日的“桃叶渡大会”,是以东林诸孤为主体的一次反阉党结盟,他们用鲜血书写《孝经》,以显示他们即使牺牲生命也要践行仁义的的崇高气格。九年丙子(1636)的南京“国门广业社”第三次集会[14],社员们采取禁演阮大铖戏曲的手段来打压阉党的气焰。十一年戊寅(1638)的“公揭大会”,一百四十二名“复社”骨干联名上《南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揭发阉党罪状。十二年己卯(1639)的“国门广业社”第四次集会,“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15],也就是以取笑阮大铖为乐。

面对“复社”的一系列行动,阮大铖也同样采取了结社的方式来扩大阉党的势力范围,先后结有“海门社”、“中江社”、“群社”和“咸社”,其中以“中江社”最具政治斗争性。崇祯二年己巳(1629),“复社”颁布《国表》第一集,正式宣告成立。阮大铖此时正被废斥匿居,迁怒于东林诸子及其子弟,费尽心机于三年后组建“中江社”,颇有与“复社”抗衡之意。近人朱倓《明季社党研究·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说:“大铖始与东林党为难,而北都以亡;终与‘复社为难,而南都以亡。‘中江社之设,殆与东林党暗争以后,又与小东林党之‘复社暗争也。……大铖本亦为东林党人,后与东林党相仇,列名逆案,故见‘复社之盛,心颇畏忌,乃别立‘中江社,网罗六皖名士,以为己羽翼,一以标榜声名,思为复职之地,一以树立党援,冀为政争之具。‘中江社成立之原因,盖不出乎此。”[16]“中江社”的六名成员中,潘映娄为阉党人士潘汝桢之子,方启曾为阮大铖门人,可见“中江社”和阉党的密切关系。此二人在“复社”《国表》第一集中列有其名,却为阮大铖所诱而改入“中江社”。而阮大铖最初也是“复社”社员,后因勾结阉党而退出“复社”。这三个人并非同兼“复社”和“中江社”,而是分立两社,明显作为不同党派和不同政见的成员。这说明至少在明末,不同政见和不同党派的文人无法在同一个文学社团中共存,或者说结社本身就带有了政治立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与政治毕竟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文学终究不能与政治等同。文学的审美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独立性,即使是在政治场域下,文学仍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在“复社”与阮大铖之间的斗争已经异常激烈的时候,两者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分庭抗礼、格格不入的状态,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对立却显得不那么明显。当阮大铖的戏剧《燕子笺》刚上演时,“复社”成员不但不拒绝观看,反而似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感觉,他们对作品的高度艺术感染力和人物刻画水平也直言不讳地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可见,“复社”在对待文学作品时,是将戏剧与作者其人加以区分的,而并非“因人废戏”,也不“人戏等同”。冒襄《同人集》卷二所录陈维崧《奉贺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苏孺人五十双寿序》曾记载,“复社”成员不仅在集会时观看优伶演出阮大铖的戏剧《燕子笺》,更是“且骂且称善”[17]。这种矛盾的态度可以看出文学是相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这种潜在的独立性为结社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条件,正是这种特性使得不同政治倾向的成员能够存在于一个社团之中。

随着时间的迁移与结社的发展,不同政见的文人终能共处同一文学社团,这于“兰社”之中便能窥见一斑。考《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中的作品,其社员创作的共同诗题有《兰社联吟》、《舣舟亭》、《七夕》、《寿师七十旬》、《述怀》、《端午》、《喜从周师游》等,其题目明显带有普通社事的性质:畅游胜景,佳节欢会,祝寿宴饮,兴到笔随。可以看出,即使是不同党派的社员,他们之间仍然能在共同的诗社中优游山林,题诗赓和,感时代变迁,吟风花雪月。即如前面介绍的徐畏三,他的党性较为复杂,先入共产党,后又改投国民党;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与国民党员刘鸿逵等人一起随从“兰社”领袖周企言游玩,两人共同创作了题为《喜从周师游》的诗歌:

男儿志非常,来登君子堂。

苍生沾化育,策略静边疆。(刘鸿逵)[18]

久矣高山仰,诗才比谪仙。

阳湖传一派,兰社继三千。

鹤算稀龄祝,鸡林妙句传。

斯文今未丧,端赖此身肩。(徐畏三)[19]

这个时候的刘鸿逵,并没有因为徐畏三早先曾入共产党而心存芥蒂,当然更不会因此而影响他们在诗社中的唱和活动。

文学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不同政见乃至不同党派的人物,他们出于仰慕周企言的名士风范、淹洽博文,特别是对诗歌以及文学的爱好,纷纷加入“兰社”,在一定程度上正说明文学区别于政治的某种巨大力量。但也只有结社活动发展到民国时期,这样的现象才比较明显,“兰社”不过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参考文献

1.《常州革命英烈》[M].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常州市民政局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2.《东林始末》[M].中国历史研究社编,神州国光社1947年4月第3版

3.《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M].黄宗羲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4.《明季党社考》[M].小野和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5.《明季社党研究》[M].朱倓著,商务印书馆1945年8月第1版

6.《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M].何宗美著,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

7.《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谢国桢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7月第1版

8.《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M].南江涛编,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9.《同人集》[M].冒襄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影印清康熙冒氏水绘庵刻本

10.《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M] 刘国铭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11.《中国国民党军简史》[M].曹剑浪著,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2.《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M].陈予欢著,广州出版社2013年第1版

13.《从方以智“主盟复社”看国门广业社与复社的关系》[J].宋豪飞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J].卢庆洪著,《文史精华》2008年第8期

15.《民国武进兰社考论》[J].袁志成著,《常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6.《阮大铖结社考略》[J].李玉栓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注 释

[1]武进“兰社”的结社地点位于江苏常州武进,虽然结社过程当中亦有异地函授的情况,但总的结社基地仍在武进,且诗社的辐射范围几乎不出武进周边的城市,故此仍算作地方诗社。

[2]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页。

[3]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页。

[4]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页。

[5]陈予欢:《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M],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6]曹剑浪:《中国国民党军简史》[M]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174页。

[7]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M]上册,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523页。

[8]根据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页。刘鸿逵诗作《喜从周师游,赋此达意》题下小注:“二十五年[1936]四月,鸿逵随师部驻常,得侍周师。”

[9]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页。

[10]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常州市民政局:《常州革命英烈》[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版,第155—157页。

[11]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页。

[12]《文史精华》[J]2008年第8期,第32—35页。

[13]陆世仪:《复社纪略》[M]卷二,中国历史研究社:《东林始末》,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215页。

[14]“国门广业社”是三年一次在南京参加乡试的部分“复社”成员以举业为目的、比试应举文才的结社活动,作为“复社”集会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复社”中规模较小的倾向于文学的集会,故将其归入“复社”。

[15]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M],《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397页。

[16]朱倓:《明季社党研究》[M],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61-262页。

[17]冒襄:《同人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第46页。

[18]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页。

[19]周企言:《武进兰社男女弟子诗词百人集》[M],《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4册,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作者介绍:王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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