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圣峰

张岱，明末山阴人，《陶庵梦忆》是其追忆旧事之作，此书文学性较强，因而后世研究者多着力于本书的文学成就，对作品的其他方面关注较少。笔者在翻阅此书时，见其间多杂佛教名相，时常透露出作者与佛教之间的某种关联。因此本文以此书的佛教色彩为切入点，从佛教典故与史实、僧俗之间的交游、佛教色彩浓厚的民俗活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进而分析张岱对佛教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一、佛教典故与江南佛教史实

纵观《陶庵梦忆》一书，张岱所用的佛教典故并不少见，其中尤以《表胜庵》一篇最具代表性。《表胜庵》开头先叙述此文缘起：“大父造表胜庵成，迎和尚还山住持。命余作启。”此篇即张汝霖修建表胜庵后，令张岱所作迎请常住之文。因是较为正式的文章，故张岱以四六句铺排全文。同时，骈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含了用典的惯例，故而文中用典繁多。浅作梳理，大致有以下几个：给孤独长者舍吝铺金、道生说法、远公结社。此中用典有的源于佛经，如给孤独长者向祗陀太子施金购地，典出《贤愚因缘经》。远公结社即东林慧远于庐山结莲社之事：“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而远公又常与文士交游，谢康乐曾与之学，陶潜亦与之有所往来，故而此典多为文人所好，常载诗文。道生说法见于《高僧传》：“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迺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道生说法之时，《大涅槃经》尚未流化东土，其秉持的“阐提亦能成佛”之观点未得依凭，遂为众人摒弃，生自隐虎丘山中聚石说法，其所说法义精绝，顽石遂为点头，此则公案亦因颇具文学性而常为文人乐道。

在用典之外，《陶庵梦忆》一书亦涉及与江南佛教相关的史实，如《岣嵝山房》记载的：“见一波斯坐龙象，蛮女四五献花果，皆裸形，勒石志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诸蛮女，置溺溲处以报之。”张岱见杨琏真伽像，便锥其首而弃之于溺，这背后也有其历史缘由。据《元史·释老传》载：“有杨琏真迦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发诸陵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图塔於杭之故宫。”毁坏南宋六陵，建塔压诸帝遗骨以镇王气，这在张岱看来是无法接受的。

二、张岱笔下的僧俗交游

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有一些其与僧人交往的笔墨。《雷殿》有云：“余每浴后拉秦一生、石田上人、平子辈坐台上，乘凉风，携肴核，饮香雪酒。”文中的“上人”即僧人的别称，可见张岱与僧人也有所交集。此外，作者游南京栖霞山时，也曾与山僧交谈：“有颠僧住之。与余谈，荒诞有奇理。”然以上诸篇尺幅皆短小，且记述僧俗交游多为描景状物之外的偶一点染。《天童寺僧》则用较长的篇幅进行叙述描摹。文首记述了入天童寺的规矩：“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见人便打，曰‘棒喝’。余坐方丈，老和尚迟迟出，二侍者执杖、执如意先导之，南向立……”而后文则转入与老和尚的交谈：“坐定，余曰：‘二生门外汉，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开示。勿劳棒喝，勿落机锋，只求如家常白话，老实商量，求个下落。’”此处张岱自言不知佛理佛法是自谦之词，就其言语而观之，他对于禅教二门是有所了解的。禅门之中多以机锋棒喝施展教法，直截了当，然而非上根之人鲜能蒙其益处。教门虽没有禅门的简洁利落，但胜在“家常如话，老实商量”并能使人在佛法中“求得下落”。张岱此言，虽自称门外汉，但字句之中还是能看出他的佛学素养。

除了与禅门耆宿的交往，从张岱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与净土高僧的接触。张岱在《云栖》与《放生池》两篇中都曾提及明末的莲池大师，莲池即云栖祩宏，“字佛慧，别号莲池，志所归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明末佛教衰微，中兴宗匠中，莲池算是扛鼎之人。他严持南山戒律，精研华严教门，是明末时期少有的通宗达教的高僧。张岱笔下反复提到一方外之人，这在其所存的作品中也是少见的。在《放生池》一篇中能看到如下记载：“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余曰：‘鸡凫豚羖，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锁禁，待以胥縻。’莲师大笑，悉为撤禁，听其所之，见者大快。”这段文字中主要描写了张岱向莲池大师进言放生可以自活的物命之事。而在之后的《云栖》一文中，张岱概述了大师一生之行状，评价他“平居笑谈谐谑，洒脱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风……真不可思议人也”，言语之中可见对莲池的赞赏。

三、记载与佛教相关的江南民俗

时朝末期，江南地区佛教兴盛，佛教色彩浓厚的民俗也颇多。张岱自幼生长于此，因此本书对江南的佛教民俗多有记载。

《曹山》一篇中提道：“曹石宕为外祖放生池，积三十余年，放生几百千万。”石宕为越地方言，意为采石场，采石废弃之后多贮水为塘。张岱的外祖父便以这样的处所作为自己积功累德的放生池。文中提到“积三十余年，放生几百千万”，可见其所放之物命众多，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而这样的行为反映的正是江南佛教历史悠久的放生习俗。

除放生外，《陶庵梦忆》还记载了与西湖香市相关的佛教民俗：“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在张岱的笔下，西湖香市的主要起因是南北地区的朝圣风气，且这种朝圣活动并非仅限于江南地区，从“山东进香普陀”可以得知，当时的进香活动是全国范围的。江浙地区观音信仰盛行，而两浙观音信仰之中心则在杭州天竺与东海普陀，前者更因是白衣观音信仰的发源地而备受尊崇，故而声誉极隆：“天竺在西湖之西,佛教寺院云集。农历二月十九观音圣诞,清代文武百官,自抚台以下,届时都要亲往拈香。善男信女更加踊跃,通常都会在十八日傍晚出城,步行赶往天竺,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灯,络绎不绝,便形成了‘天竺香市’。”与此同时，西湖则成了香客聚集的中心。人流的聚集带动了物资的交互，香市的形成也是自然之事，因此香市也可谓朝圣风俗的附属产物。

四、张岱对佛教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从《陶庵梦忆》来看，早年的张岱对佛教多不尊重。《岣嵝山房》一篇中提到过“锥像”一事。另外，在游览南京栖霞山时，张岱也说：“山上下左右鳞次而栉比之，岩石颇佳，尽刻佛像，与杭州飞来峰同受黥劓，是大可恨事。”在以上文句中张岱并不认为造像为功德之事，这点其实就很能反映出他早期对佛教的冷淡态度。

张岱中年遭遇甲申国变，又因其父曾在鲁王藩府任职，遂在国变之后与鲁王朝廷保持了一定的交集。清军破绍兴城之际，张岱携家眷避迹荒山，待时局稳定后出山，早已物是人非。繁华的生活不再，世家宅地亦被荡为丘墟，不得不赁屋居住。在如此巨大的反差下，张岱作品中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从前张扬的侠气和满腔用世之心逐渐收敛，究其原因，大概明知国事已不可为，又不愿出仕异族，遂断用世之念。用世之念既已淡薄，人间诸苦亦已尝得，其作品中透露了他对人生的思索与对过去繁靡生活的悔意。他在《陶庵梦忆》的自序中反思：“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张岱以佛教的因果观念诠释其晚年的处境，并解释自己当今种种的坎坷。自序最后说：“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叙述了人世浮薄之感，“过眼皆空”“总成一梦”也透露出浓重的佛教色彩。如果说自序前面在因缘果报的诠释中有对自身境遇的开脱和宽慰，那么后面则可见张岱对佛教态度的转变和情感上的皈依，这与他少年时的张狂之气形成鲜明对比。

在另一篇《琅嬛福地》中，张岱对自己的身后事也作了交代：“圹左有空地亩许，架一草庵，供佛，供陶庵像，迎僧住之奉香火。”提到要在自己的墓所架草庵以供佛，并延请僧人驻锡，自然反映了他晚年对佛教的体认和皈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张岱《陶庵梦忆》中确有一定的佛教色彩。不过，他早年对佛教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张岱不甚喜佛却又常常引入佛教经典说理缀文，据此大致可以合理推论，早年的张岱或许被动受过佛教的影响。这点如果结合社会大环境及张岱的家庭情况加以分析，就不难理解。

中国佛教鼎盛于唐朝，然而唐中期以后，汉传佛教先后经历了会昌法难与五代乱世，宗教凋零而气数衰微，而此时偏居东南的吴越国却尊浮屠为国教：“钱氏历世奉佛，今日西湖上佛寺多与有关，而宋初之名僧多所庇翼。”客观上说，钱氏对佛教的推崇不仅促进了佛学的复兴，也奠定了吴越地区的信仰基石，这对于江南士人来说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以至于在张岱所生活的明代，江浙仍然是佛学兴盛之地。此外，张岱的亲友大多也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抑或纯为佛教信徒，在这种佛教色彩浓厚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文字之间偶然闪现佛教色彩，想来也是能够理解的。

张岱家庭的信佛传统可谓绵延久长，不仅父系一支多有信仰佛教者，母系一支亦然。上文曾提及张岱外祖陶允嘉蓄放生池，再联系会稽陶氏与云栖莲池的交集及莲池大力弘扬放生的活动，便能理解张岱外祖放生的动机。而陶允嘉的佛教信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女，即张岱生母陶宜人。在《曹山》一篇中，张岱记载：“余少时从先宜人至曹山庵作佛事。”在《高丽寺》一文里，张岱又说：“余少时从先宜人至寺烧香。”此外，张岱晚年作《白衣观音赞序》也说：“岱离母胎，八十一年矣。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之声。盖以我母年少祈嗣，许念白衣观音经三万六千卷也。”《白衣观音经》即《普门品》之俗称，因经文中有“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之句，遂为祈嗣之人虔敬奉持，而岱母则许念三万六千卷，实非小数。在此篇赞文中，张岱也寄托了他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胞里闻经，八十一祀。一闻母声，一见我母。”以上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岱母好佛对张岱的深刻影响。

此外，张岱父系亲眷中出入释教者也不在少数。张岱曾祖张元忭曾与明末的云栖莲池共同参禅，并留下《赠莲池上人》一首，就其序文中“是岁乙亥冬，吾邑兴浦庵结禅期，延为首座。予因获见之，嘉其超世之勇……”字句看来，张元忭对于莲池是非常敬重的。张岱的祖父汝霖对于佛教的态度则更加值得玩味，据张岱《兴复大能仁寺因果记》所载，张汝霖在一开始被认作无漏和尚后身时十分愤怒，直言“我恨不得一棒打杀此秃，料与狗吃，乃谓我是其后身耶”，言语之间不难见其怒气。然而在张岱的记述中，张汝霖之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吾大父后乃大悔，晚年造无漏庵于砎园，请湛老和尚摩顶受记，而仍其号曰无漏居士。”从之前的拒斥与不屑，到晚年的悔过与皈依，这不仅体现了张汝霖本人对于佛教态度的转变，在另一方面似乎也影响了张岱晚年对佛教的态度。

除张岱的长辈外，他的同龄亲友之中也有不少奉佛之人。在记述灵隐寺时，张岱盛赞了灵隐寺住持具德和尚之能力，并言“具和尚为余族弟”。张岱的另一位族弟张陛在“抗清失败后，亦深研佛法，与金堡等人来往密切”。此外，张岱的挚交祁文载在明亡之后也落发出家：“甲申三月，龙蜕鼎湖，文载削发披缁，坐破蒲团十有余载。”

综上可见，张岱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但至少在明亡以后，佛教思想开始走入他的生命，并充当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他对佛教的态度也由之前的冷淡拒斥转向随顺依托，这在其晚年著述《陶庵梦忆》中多有证据。如果单纯站在儒家视角，我们似乎很难理解张岱的文风由慷慨任侠向空灵隽秀的巨大转变，但如果结合《陶庵梦忆》中的佛教色彩来分析，我们大概就能窥探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