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津宁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产物，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方志首先是在于地方，而地方这个概念是相对中央而言，但是每个地方都是独特的，地方的认同有赖于这种独特性。受近代思潮的影响，作为基于传统文化的方志，在当时世风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形态。民国时期地方自治思潮盛行，相较于以往，地方的重要性极大地提高，而这种地方意识的崛起在方志中也有体现。方志本身就是当地的“共同体的符号构建”，方志是当地的认同体现。民国修志数量较多，林林总总千余种，其中著名者如余绍宋所修《龙游县志》，叶楚伧、柳诒徵所修《首都志》，傅振伦所修《新河县志》，地理学家张其昀编纂的《夏河县志》《遵义县志》，黎锦熙所修《城固县志》（已散佚）、《同官县志》《黄陵县志》《洛川县志》《宜川县志》，以及修于西南后方重庆的《北碚志》等。方志本就立足于地方，其有凝聚地方之功用，而对方志如何构建地方认同的研究尚未深入，通过研究方志如何构建地方认同对理解方志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时间的事件——近代方志中的“地方”时间叙述

在中国的历史叙事当中，历史基于时间。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已经清楚阐明了，时间是人类权力关系中能量的一部分。时间在日历，在工作日程，在日常活动中具体化为客观存在；在官方的宗教、哲学、历史和学术流派的权威人士所讲述的故事中，时间化为争夺统治和支配权的工具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