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影影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传播，重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不仅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也表现在文化的各个领域。自此在音乐领域中，有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特点——平民性。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国文化教育界出现了“平民教育”“平民文化”等以“平民性”为重要特征的口号。这类口号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化的强有力冲击。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民音乐思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音乐知识分子开始用音乐作为鼓舞民众、团结救国手段的想法。在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我国传统音乐的不足和音乐受众的局限一系列问题被重视。由此，平民化的音乐思想开始萌芽。

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指出：“其性质为寡人的而非众人的也”是我国音乐的弊端之一。又提出了关于我国音乐的改良措施：“吾人今日尤当以音乐教育为第一义。一设立音乐学校，二以音乐为普遍教育之科目，三立公众音乐会，四家庭音乐教育。”他的这一文章，客观分析了我国音乐的弊端，顺应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是音乐趋于平民化的最早、最初步的设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平民化的思想被许多音乐家继续发展、不断完善。最有代表性、最旗帜鲜明地提倡音乐平民化的有黎锦晖、刘天华两人。

黎锦晖曾担任《平民周报》的主编，后组织“明月音乐会”，并以此开展多种音乐普及活动，如：发行儿童刊物、组织歌舞专门学校、创作儿童歌舞曲等。他曾提倡音乐要“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并在《说平民与平民主义》一文中，对“平民”一词进行了准确性的描述：“‘平民’二字……就是说多数的百姓……可见平民就是百姓。”

刘天华认为音乐不只是贵族的专权，音乐应该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的修养，提升国人的素质。他还提倡音乐应该作为多数人的一种养生工具：“音乐应该顾及一般民众，使之成为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工具。”

除了上述两位音乐家，还有许多音乐家具有音乐平民化的倾向，受到了平民音乐思想的影响。

二、对我国音乐教育平民化的影响

音乐教育的平民化是音乐平民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音乐开始作为基础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国民的素质。在这一进程中，许多音乐教育家、音乐工作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音乐师范教育机构的建立——提供师资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与平民化高度契合的“美育”思想也得以传播。美育思想提倡人人都应接受音乐教育，欣赏、学习音乐。为了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专业的音乐教育人才，普及音乐教育，我国新型师范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成为新的需求。

在萧友梅、蔡元培、杨仲子、刘天华等人的努力下，一批新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得以建立，其中不乏一些音乐师范教育的机构，如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师范音乐教育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师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音乐师范教育的发展为音乐的平民化间接地做出了最核心的贡献。

（二）中小学教育中音乐课程的地位

在北洋政府颁行的“新学制”中，音乐课程作为必修课存在于小学6 年、初中3 年的课程设置中。一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另一方面又有师范音乐教育机构培养的优秀师资，为普通音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三）社会音乐教育的平民化

1.社会音乐教育机构

我国提倡平民教育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创办了“晓庄学校”，这是一所社会性质的教育机构。该校面向社会招生，学生不论何种教育阶段均可报考。由此可以看出，音乐教育是陶行知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2.新式音乐社团

为了适应社会新思潮，国内兴办新文化事业，一批新式的音乐社团纷纷成立。其中既有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各种地方戏曲、民族器乐的业余音乐社团，如“大同乐会”“德音琴社”“文明雅集”，又有由音乐教师、学生组织的新的音乐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美育会、国乐改进社。

这两类音乐社团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音乐教育和传播工作。它们组织各种音乐活动，研究中外音乐理论，对民间音乐进行整理和搜集，组织出版音乐书刊和音乐演出，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都能受到音乐的熏陶。国乐改进社中，刘天华还曾提倡“把音乐普及到一般群众”中。这类音乐教育的影响范围很广，在社会层面促进了音乐的平民化。

三、对音乐创作的平民化影响

（一）创作内容的易于接受性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使作曲家展现出了新的风貌。歌曲创作广泛用白话文，这是平民音乐思想在音乐创作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歌曲宣扬民主、科学的思想，又贴近人民生活，易于人民接受，传唱性较强。萧友梅的歌曲内容主要对自然景色、学校生活进行描写，还有一部分反映反帝爱国、求进步的歌曲。如《新雪》《围炉舞蹈》《“五四”纪念爱国歌》。黎锦晖创作的儿童音乐作品贴近儿童生活，歌词通俗易懂、高度口语化。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开始以“爱的教育”为核心内容。作品从生活中平淡的小事来警醒人们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也体现平等、博爱的精神主题。

此外，这时期群众歌曲影响广泛，群众歌曲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社会教育的作用。群众歌曲中的反帝爱国歌曲大多采用工农熟悉的城市小调和民间歌曲。

（二）创作风格的平民性

在受到西方音乐影响的同时，音乐家也在积极地探索民族风格，开始创作人民大众普遍能够接受的音乐作品。运用中国曲调、音韵与音乐曲调相结合，这是音乐得以普及的一个途径。

赵元任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使用民族五声调式作为民族风格表现的重要手段，并按照中国语言的风格来协调词曲关系，在和声方面他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和声。他在多种艺术和非艺术的形式的基础上，进行民族风格音乐的创作，有从语调发展而来的旋律，如《卖布谣》，有吸取戏曲素材的歌曲，如《教我如何不想她》。《教我如何不想她》采用京剧“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旋律、声韵配合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的这些努力，也为中国风格音乐创作积累了经验。

刘天华带着“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的理想，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中西结合的二胡作品。这既具有“五四”新文化的共同特征，又赋予作品浓郁的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普及国乐的宗旨，促使音乐家开始在乐曲的组织方面使用散板加引子、尾声的自由多段体等传统器乐曲的因素。这既是音乐创作平民化的表现，又使民族器乐得以发展，达到了普及音乐的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时期无论是声乐曲还是器乐曲，大都反应平民生活，且为平民所接受。

四、总结

平民音乐思想的发展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不单纯是一种影响，它更是一种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中国近代社会，平民音乐思想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它彻底改变了只有贵族才能享用音乐的历史，是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冲击。在“五四”之后，音乐越来越走向人民大众。古有“与民同乐”，当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音乐，这社会和国家就会更加稳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