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杰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有着巨大的吸收和包容能力。这种文化包容的品质是中华文化能够传承五千年，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基础，并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外国文化都曾以各种形式传入中土，但这些异域文化后来都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无论是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是唐代以降，特别是宋元时代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各种外国宗教文化，最终都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这体现出中国文化本身拥有惊人的吸收、改造其他文化的内在机能，以及兼容并包的宝贵品质。这也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重要特点。那么，这种机能和品质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与儒家思想文化中蕴含的包容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实践品质的思想，其着眼于现世的人伦秩序与政治考量，并不强调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纯粹思辨性的理论进路。因此，秉持儒家思想，一般不会落于偏狭的“纯理性”思辨窠臼之中，相反，其以现实秩序的构建为思考的原点，视野开阔，海纳百川，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能够在其服从人伦与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求大同而存小异，兼容并包，多元通和。因此，不仅法家思想、道家思想最终与儒家思想实现“合流”，宋代以后，佛教也实现了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宗教文化的重要支柱——“儒释道”传统。儒、释、道三者之间的交流、冲突、融合，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那么，儒家思想的这种文化包容的理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其实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的源头——西周文明的形成时期。

一、西周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奠定

武王克商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从殷商到西周的变革不仅是朝代的更替，更有统治思想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革新，因此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变革之际，很多后来成为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得以奠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殷商文明笃信鬼神，有着非常明显的巫教文化氛围。如《礼记·表记》所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社会生活的关注点主要在于鬼神的意志。殷商信仰的对象尤以“帝”“天帝”为重，认为“天帝”不仅掌管一切自然现象，而且也掌管人间的一切事物，因此对之顶礼膜拜。与此同时，商人也将故去的祖先奉为民族与国家之神。他们还寻求一种在能力上超出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统一世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殷商社会基本上可以界定为神权社会，宗教氛围极为浓烈。

而在“翦商”之后，作为胜利者的周人对这一点进行了重大改造。一方面，周人并没有废除对殷商“帝”等神明的崇拜，但周人以“天”代“帝”，给“天”赋予了理性原则与道德意志，让天意不再不可捉摸，而是有迹可循。“天”在西周统治集团的塑造中，本心是良善的，所谓“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尚书·酒诰》）。天也是有意志的，天与人之间是互动的。

此后，在西周的思想观念中，“天”成为具有道德感知力的崇高主宰。这种崇高性与道德性让“天”能够通过人实现自身的意志，这种意志就是所谓的“天命”。天命与人具有本质上的联系，是人而不是其他因素最终反映了天命。这种思想既有对殷商思想的继承，也有西周自身诉求的赋予。

西周的天命区别于殷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人本主义，具有鲜明的道德属性。天命与人的关系密切，人既可以彰显天命，也可以被天命感召，天命通过人发生作用，对现实生活进行干预。人与天最重要的联结是“德”，即人以德影响天，天以人之德的好坏给予奖励或惩罚。因此，对天命的理解，重点不在于祭祀，不在于占卜，而在于履行人间的道德职责。

人本主义的确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中国文化主流思想的确立、中国文明基本气质的生发以及儒家思想的产生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人本主义之下，社会的本位思考不再聚焦于宗教生活和鬼神祭祀，而是归结于“人”在现世的发展与评价。这种转变在西周文献的表述与青铜器的风格上都有非常明显的展现。自此以后，殷商的宗教氤氲基本褪去，中国社会由此从神权社会向人本社会转变。

西周的人本主义精神后来又被归结为“以德配天”等具体化的价值诉求，并为儒家思想的产生注入了核心价值。西周以降，中国人对超自然的神明保持克制，“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对宗教生活、鬼神信仰以及死后世界的追求不再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点。而基于对现实的思考，对人伦道德的重视以及对现实统治秩序的塑造成为中国人关注的中心。

二、“以德配天”与“敬天保民”道德框架的建构

人本主义价值观的确立，使现世的“人”成为西周统治者关心的重中之重，此后，西周的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等具体的价值导向，构建起非常坚实的道德框架。

“以德配天”在强调“天”的主宰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天”的道德属性，继而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得到“天命”祜佑。而这也意味着，统治者如果执政失德，也会失去“天命”。

西周初年，“以德配天”思想的提出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其论证周人攻灭殷商、建立统治具有合法性。西周统治者对商纣王进行了系统性、全方位的批判，将其描绘成荒淫暴虐、凶恶歹毒的昏君，以此证明纣王失德无道，使天命改易，周人继而“承天景命”，武王克商是顺应天命，吊天罚罪，是真正得到上天庇佑的正义之举。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有完整的表述：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以此为路径，在强化了以德配天思想的重大意义之后，西周统治者继而确立了“德”的内在要求，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即要求统治者遵行天命、敬崇祖宗，并保守、爱护治下的黎元百姓。这几个要求可以被总结为“敬天保民”。

从此以后，“敬天保民”成为西周统治者聿修厥“德”，并以此承受天命的理论根基。在周初的诸多政治文献中，这一点都得到了反复、深入的阐述：文王之所以能够凤鸣岐山，武王之所以可以吊天罚罪，就是因为他们敬天保民，所以“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而纣王之所以身死国灭，也是因为其“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除此之外，西周统治者还特别强调，虽然天下已定，但“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如果想要保守天命，维系江山，就必须继续敬天保民，否则“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

由此，西周统治者塑造了一套以爱护百姓、悯恤苍生为基础的全新的价值理念。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是西周“德”观点的核心，该理论的提出既是对周人克商的总结，也是对后世统治者的警诫。经由“德”的媒介，“促成了天对社会事物的普遍眷顾，使得天人交感的范围决定性地扩大了，扩大到君主的道德、社会伦理、民彝的制订、法律的实施、祭祀的仪式等”。从此以后，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也构成了后世儒家政治话语与政治伦理体系最重要的基石，德与民本思想的形成，也表明西周文明中的确已经孕育出中国最初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三、儒家兼容并包文化观的成立

孔子和儒家思想与西周礼乐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连接关系。孔子对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有着至高的崇拜，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继承了周公开创的西周礼乐文化的精髓，并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对之进行阐扬。孔子“述而不著，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所“述”，其所信之“古”，都直接指向周公及其礼乐文化。因此，西周思想系统地体现在后世的儒家意识形态之中，其历史影响因此延存至今。概括而言，儒家继承的西周思想，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最核心的部分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儒家思想延续了西周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观，由此形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表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这些既是世界的，也是宇宙的，最后是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这使中华传统文化的进路始终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和旨归的。只要有利于现世、服务于人间，鬼神皆可为我所用，信仰亦可因之形塑，并不会陷入狂热的超自然追求或偏执的宗教思维之中。对“来生”的向往始终不敌对“此岸”的建构，对今生的考量高于任何形而上的追求。要言之，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宗教思想，没有宗教中的那种别除“异端”“外道”的惯有思维，也没有将自己的价值理念代替“他者”的强烈冲动，而是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这就构建起一个非常坚实的，能够兼容各种不同思想和宗教的价值框架，自然拥有了强大的文化包容力和宽容精神。

其次，实用主义的文化观。西周的文化是特别讲求实用的，其文化构建的起点就是对“克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论证，而其礼乐文化的关注点始终立足于国族的建构、人伦的敦睦、统治秩序的稳定，也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虽然周人强调“以德配天”，但“天”始终是一种虚化的背景，真正的实质与重点在于“人”所体现出来的“德”。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为后世儒家所承继。诚如学者所言：“儒家在本质上是一种实用理性，既然是实用理性，它就不会去关注那种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价值的问题，其主导意向的现实性、实践性和问题性是儒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性。”与实用主义相关的，儒家还体现出了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气质。不同于一些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儒家思想更多地体现了经验主义进路。“儒学不是由先秦的思想家构造的理论，而是中国经验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在家庭、宗族、社会和国家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中，儒家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忠”“孝”“仁”“义”都不是抽象的理性演绎，而是必须契合于“亲亲”“尊尊”的生活经验的实际总结。“温故而知新”其实体现的就是儒家生动的经验主义文化立场。在儒家看来，“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和可变的”。只要能够“裨益治道”、增进民生，任何思想、文化都可以借鉴和汲取，儒家广博的胸怀和气度由此形成。

最后，维新主义的文化观。《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周的文化中具有一种维新的观点与信念，这也被后世的儒家所承继和体现。儒家文化主张“维新”，强调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儒家赞同和支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践模式。如果一种新的思想，哪怕是外来的，能够起到入世的积极作用，儒家思想是愿意接纳的，并能够与之融合且共同发展的。这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能够不断继受和吸收新思想、新养分，实现自身更新迭代的重要内因。

总而言之，继承了西周思想而产生的儒家思想，因为具有人本主义、实用主义与维新主义的文化观，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包容理念。这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了很强的文化吸收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质。面对历史上各时期不同的外来文化，包括各种宗教文化，中国文化并不会对之盲目排斥，相反，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国文化都体现出了开放包容的良好风貌。这是我们中国文明延绵存续、生生不息、不断进步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面对各种挑战依然能够屹立东方，保有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