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环宇

生活系统是费孝通在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以下简称佚稿）中使用的概念，文中定义是“一是生活所借以结构成系统的思想、信仰等，一是决定生活内容的经济状况、社会背景等”。

费先生以生活系统概念为切入，“叙述”了西欧历史。首先，欧洲商业革命后，中古生活系统出现裂痕，文化与经济冲突，理想与现实脱节，人们“痛苦与烦闷”。其次，“时势造英雄”，路德、加尔文所提出的新伦理为人们所接受，使生活系统中的一方面——思想信仰，与另一方面经济状况重新调和，“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始克勃兴”。本文认为，梳理费先生同时期作品及晚年学术思考，发现生活系统概念包含着深厚的现实与理论思考，对今天“叙述”社会转型、研究文化变迁都能提供一种有价值的视角与思路。

一、生活系统的现实指向：“文化自觉”的一个早期线索

梳理费先生近80 年的学术历程，生活系统概念直接出现次数并不多，但与佚稿相似的研究思路则屡次被应用，主题大多与“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转型相关。理解这一概念的现实指向，有四个值得关注的线索。

首先，文化转型的规律。1933 年，费先生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以中国的婚姻风俗为例，阐述了“失调”与“调适”，“社会问题其余文化失调……新的文化特质引入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了失调现象……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烦闷与不安……苟有一二人提出了解脱烦闷的方案，为一般人所接受，就发生了社会运动”。就个体而言，是烦闷的解脱；就社会而言，是问题的解决；就文化而言，是文化的重新调适；就整个历程而言，则为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现有的文化，是从前文化变迁的结果，也是未来文化变迁的起点。2003 年，费先生在演讲中有这样一段总结：“如果已有的文化内容不能适应客观的变动，文化里就要出现新的东西……对模仿不能满足后，就要创造，个人创造为社会接受后，改变为集体的东西，就超越了个人，成为集体的和不朽的文化。”这与20 世纪70 年前佚稿和《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中的研究思路都极为相似。在同一次演讲中，费先生还总结道：“从20 世纪30 年代算起到今天，我已经耗费了六七十年光阴来追求的，就是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这个课题的领域里做了一点工作。”

其次，经济变革与文化转型。费先生在20 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发现了与路德时代的西欧十分相似的现象。在《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劳工的社会地位》《〈昆厂劳工〉书后》等文章中，费先生关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变迁，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要适应发展，“工业和农业中的劳作性质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田野里的工作可以悠悠地做……农民在工业中往往会格格难入，于是工作的效率特别低”，工人生活的社区，贫富差异很大，所以不容易知足，要尽量提高收入，想办法多挣钱，追求高效率。若直接把农民引入工厂，则没有这种提高效率的动力，工资越是提高，请假的反倒可能越多。20 世纪80 年代到21 世纪初，费先生在全球化、中国城乡发展、“两级三跳”等研究中，多次提到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调适。

再次，生活系统的比较。《消遣经济》《禄村农田》某些章节与佚稿文本非常相近，引入韦伯等人关于路德、加尔文的新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表面上探讨西欧历史，实则叙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费先生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伦理精神之上的，把欲望看作快感，把快感作为人生意义，让欲望加速前进。越是想享乐，增加消费，越是要更多生产、耐苦劳动。把追求高工资作为劳动的意义，把追求高利润作为经营的意义，这些被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伦理本身就具有“文化色彩”。而与中国传统经济相互调适的则是另一种思想文化，即满足欲望并非一定是快乐的源泉，从减少欲望入手，减轻了为满足欲望而付出的辛苦劳动，费先生将之定义为“消遣经济”。

最后，社会改革研究。21 世纪，费先生再次直接应用了生活系统概念，提出社区是基层行政体制现代化的办法。“这个办法已进行了好些年的尝试，我去访问了几个试点地区，亲眼看了之后觉得，它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促成一个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区生活系统。”同时，他也发现“居委会在社区生活系统中发挥的作用没有固定模式”。费先生21 世纪再次应用的生活系统概念，与70 年前未必完全等同，但也绝非偶然，有着相似的现实指向。16 世纪，西欧生活系统的现实指向是中世纪向资本主义变革中的“文化失调”，20 世纪30 年代，现实指向是传统中国向现代化的变革中的“文化失调”；21 世纪，则指向“单位制”到“社区”的变革中的“文化失调”。单位制和计划经济处于同一生活系统之中，单位不但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社会文化生活都与单位绑定。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生活系统出现了裂痕，需要新的社会文化生活与其配套。社区的建立，恰恰有助于消除人们的“不安与苦闷”，上海等城市尝试并形成方案后，被全国其他城市所广泛接受，生活系统从“失调”走向“调适”。

梳理以上线索可以发现，与佚稿相关的研究思路普遍聚焦“现代化与中国”和中国文化转型的主题。20 世纪90 年代，费先生谈道：“中国并不是在一片空地上建造新的楼房，而是在传统经济的区位格局里生长出新的符合今后文化、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园地。”1997年，他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主动承担起认识自身文化及其定位、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夸文化交流的任务”。2002 年，费先生说“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生活系统和文化自觉之间有很强的契合，即“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并非对立关系，面对外来的冲击、经济的变革，文化出现“不适”，需要调适以使生活系统协调，调适不是“修修补补”，也不是“另起炉灶”，不能用“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简单概括。现有文化是以往调适的结果，也是未来调适的起点，文化变迁与经济社会变革一道，都在生活系统中不断相互调适。

按照费先生在佚稿“我们的问题”一节中“因有某种目的，而有某种行为”的研究思路，如前文所述，费先生“生活系统”概念的现实指向是“现代化与中国”、中国文化转型。当经济变革带来“痛苦与烦闷”，思想文化则有了调适的需求，知识分子在“文化自觉”中找准自身文化定位，为转型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如同路德、加尔文提出的基督教改革改革方案），从这种视角来看，生活系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早期线索。

二、生活系统的理论指向：功能论者对文化变迁的一种思考

有学者认为，佚稿证明“费孝通不简单是功能学派，其学术思想与韦伯的社会学存在着重要关联”。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费先生与韦伯之间存在关联，被佚稿、消遣经济、禄村农田、《昆厂劳工》书后等作品所证明。但佚稿是否能证明费先生“不简单是功能学派”？这涉及如何定义功能学派，特别是完整理解费先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无法解释冲突与变迁，是以往学术界对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很重要的批评，但费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费先生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实质上是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一脉相承”，说他“反对研究文化的历史”“否认历史对文化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反对的是主观建构，凭“遗俗”重构的历史，他“不反对文化有发展过程，不反对可以把发展过程分成若干阶段，但反对把某种特定的历史阶段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的标准尺度，用来衡量一切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1992 年，费先生在《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一文中，引用了马林诺斯基对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学界的肯定：“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见，马林诺夫斯基并非不关注文化变迁，相反对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青年学者对文化变迁的研究给予了赞赏。理解费先生佚稿中的生活系统的理论指向，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线索。

首先，费先生在师从史禄国先生学习体质人类学期间（1933—1935），已成为一名功能论者，关注“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回想起来，从史禄国老师学到的也许就是比较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对各个民族在社会结构上各具特点、自成系统的认识。所谓各有特点、自成系统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各部门是互相配合而发生作用的”。这种研究思路，鲜明地体现在佚稿对生活系统的阐释中。

其次，费先生在赴英国伦敦留学前十分关注“变迁”。1934 年，他在《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一文中指出：“（文化）它所以变迁是在要使人类能为他个人和种族的生存。为了要谋求生存，他生活的办法一定要和他的处境保持一种平衡。在这种平衡的局面中，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是相互调剂着的。”留学英国前，费先生与王同惠共同翻译了乌格朋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1935 年11 月出版），书中关于“科技进步引起社会变迁，不变迁则社会脱节与失调，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是需要调适的”的论述，费先生非常认同。这种观点与佚稿对生活系统的阐述，有很强的相似性。

再次，费先生在英国伦敦是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期间（1936—1938），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团队正在研究文化的接触与变迁。1929 年，马林诺夫斯基在《实用人类学》中认为人类学应扩充到文化接触与变迁的研究。1931 年开始，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资助，开始组织学生到非洲实地考察，研究与欧洲文化接触后的非洲文化变迁。1937 年，费先生在《再论社会变迁》中结合马林诺夫斯基学生的田野资料，介绍了“马氏三项法”，即在文化接触中的外来势力、接触中的事实和本土势力。文化接触中，人民一度徘徊于传统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1942 年，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他的《文化变动的机制》仍在完善，说明1931—1942 年期间，马林诺夫斯基一直在从事文化变迁的研究。另外，据参观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中国学者介绍，英国韦伯主义学者托尼的故居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近，1936—1938 年费先生留学期间，托尼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推测费先生可能旁听过托尼的课。无论这种推测是否成立，可以肯定的是，韦伯关于路德、加尔文的新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恰好与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变迁、费先生对“系统失调与调适”的研究相契合，并引起了费先生的关注。

最后，费先生在英国留学回国后的云南“魁阁”期间（1938—1946），功能学派内部对文化变迁的研究不断深入。同为马林诺夫斯基学生的利奇，于1939 年开始到缅甸北部地区田野考察，并于二战后完成博士论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提出“社会过程论”解释文化变迁。费先生本人在《云南三村》及对抗日战争期间西南地区工业发展的研究中，结合中国西南的田野调查，对文化变迁的规律进行了探索。林耀华在《金翼》最后一章中认为，变迁是“体系的破坏，然后再恢复或者建立新的体系”，并总结了四种导致文化变迁力量：物质环境变迁、技术变迁、人员班底变迁、外在因素。林先生的“平衡论”与费先生的“生活系统”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审视佚稿成文时期的理论背景，可以发现生活系统概念鲜明的理论指向。费先生作为一位功能论者，应用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所传授的理论与方法，在功能论的框架内，引入韦伯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思路，采用“失调”“调适”等话语，对文化变迁提出了一种思考。

三、生活系统的启示：生活系统在社会、历史、空间中的衔接

佚稿中，生活系统有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两个方面，费先生与韦伯一样，并未追究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孰先孰后”，只是叙述当二者不能调和时，若有人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则会形成社会运动，整个生活系统随之调适。生活系统在内部调适中变迁，解释了文化的历史性。生活系统中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的互动，解释了文化的社会性。文化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双重属性，完整地统一在生活系统之中。但挖掘佚稿文本，除社会性、历史性之外，还能发现另一个维度——空间性。佚稿中，西欧的中古生活系统的失调的起点是新航路的开辟，费先生所言“冲破了围墙的欧洲”。

无论以社区、城邦、帝国还是民族国家为单位，每一个生活系统都依托着一定的空间，所依托的空间也是过往社会、历史的凝结。空间发生碰撞之时，空间上所承载的生活系统也相互衔接，在衔接中各自出现了裂痕，正如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既在西欧中古的生活系统中撕开了缺口，也撕裂了被发现、被殖民空间中的生活系统。当然，西欧“冲破围墙”的冲动也并非偶然，有欧洲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作为依托。生活系统在社会、历史与空间中相互衔接，内部各要素不断“失调”与“调适”，构成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变迁的动力。

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认为知识分子应承担起认识自身文化、不同文化及文化交流的使命。生活系统概念启示我们，文化变迁与交流的背后，是生活系统间的相互衔接、系统内的不断调适，明确自身与他者的社会、历史、空间坐标，查找“痛苦与烦闷”的根源，对找准文化定位、“叙述”文化转型、探索内在规律，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赵环宇，男，汉族，吉林公主岭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区域社会研究。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