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伟

老舍在1926年前后分别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即《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作为老舍的早期作品，它们在形式、内容、语言、手法和思想上相较于后期经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显得不够成熟，但这两部作品有着老舍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其一是老舍在异国他乡（英国留学时）创作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其二是老舍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远观”的姿态而进行的创作；其三是老舍作品中常见的老派中国人和新一代青年这两种人物形象开始诞生并有了雏形。所以，无论是窥探老舍这样一个以文化为切入点来创作小说的作家的文化观，还是从“小历史”的，即从虚构作品中的情节来“还原”彼时人的生存以及时代的文化境况，通过回望历史与中国人经历的文化变革来反思当下的文化状态，这两部作品都有重要的文本意义。

一、无序世界在人伦关系中展开

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历代先贤以“正名”为起点，来构建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理想社会，其中的人也通过与他人建立有序的，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伦关系来生活，每个人在符合自己的“名”下安分守己，可以说传统中国中的人处于一种不自知的文化“自在”状态。而从20 世纪开始，国门被打开后的国人逐渐“自觉”到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一股束缚和异己的力量，是封闭人性的一扇“黑暗的闸门”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顺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它的文化变革。老舍也正是在“五四”后，远走英国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并在小说中展现了一个无序世界，中华传统中的人伦关系在文本中也全面解体。

《老张的哲学》里，老张作为一个校长却信奉“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处世哲学，以至于王德、李应反了抗，“在老张向来往上扬着的左脸上，印了五条半紫的花纹”；街头巷尾贩卖报纸的号子，喊的是“《公理报》，《民事报》……看看这儿子杀父亲的新闻”；老一辈的赵姑母说着城里男男女女乱反的“怪状”，于是下决心“不能看着我的侄女和野小子跑了”，不断劝阻和逼迫自己的侄女；受尽折磨的赵四也明白了世道，是“人们日用的一切名词并没有定而不移的标准，而是另有一些东西埋伏在名词的背后”，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对“名不符实”而失去了一切参照系的文化废墟以最贴近生活的注解。小说整体呈现出人伦关系的整体不和谐，正如老张自己作的一首所谓七言绝句一样，“每年累万结红杏，今岁花开竟孪生，设若啼莺枝上跳，砖头打去不留情”，是一种古今杂凑的失重感。《赵子曰》也不遑多让，赵子曰一行把校长捆起来打，教员们也被打得光着袜底逃跑，还把庶务员的耳朵割下来钉在了公事房的门框上，甚至“商业大学的周校长在礼堂上给学生们行三跪九叩首礼” ；赵子曰在身无分文时收到父亲的汇款，还要咬牙切齿地咒骂他的父亲是一个“不懂新文化的老财奴”，不仅如此，在退学后还大发“念书无用”论；不是巧合，其中一个名叫欧阳天风的人物说过“名、钱、做官，是伟人的三位一体宗教”，这与《老张的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老张的哲学》一样，全篇有着人伦失衡的不和之音，也如赵子曰所说的“子曰——赵子曰！曰——‘婚而时结之，不亦乐乎！’”一样产生了新旧失和的别扭之感。

老舍在英国，因为“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而开始创作《老张的哲学》，而后回忆起五四运动，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和“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寻找笑料，开始描写中国的学生与青年。他说老张描写得真，但“所谓‘真’，不过是大致来说，人与事都有个影子，而不是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样” ，他说赵子曰这个人物的材料不够扎实，是因为“我在一方面离开学生生活已六七年……‘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需要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不完全一样”。老舍因为与中国文化环境的“隔开”而对那个时代的人才有了一个可以远观的距离，才能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通过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本体的失衡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真实生存状态。老舍在上述两部小说中，对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进行了颠倒，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展现出一个看似虚构实则真实的小说世界，这种无序感正是传统文化中“正名”的失效。老舍在《赵子曰》中将小说人物所读大学取名为“名正大学”，即把“正名”二字的顺序进行了颠倒，这或是老舍暗藏的玄机，或是老舍在英国的真实“远观”。通过老派中国人与新一代社会青年两类人物形象的描写，展示了20 世纪初期“旧的没去，新的全来”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人的言行举止，但无论是老一派人物的还是新一辈的人物，从对新旧文化如何应激的情节安排来看，老舍却像是一个站在车水马龙中左顾右盼的人，因而其中的人物也在各自的行动中有着前后不定的犹豫。

二、焦虑情感在人物行动中凸显

焦虑不是人的某种情绪，因为它不像其他如喜怒哀乐等情绪一样，具有瞬间性和爆发性，焦虑是一种持久性的体验，与其说它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先天情感结构，不如说焦虑是从人出生一开始便已形成，且贯穿于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全过程。焦虑的形成来源于人的“分离”感，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在出生时经过产道的挤压，而与母体分离，生命一开始就意味着婴儿是从母体中的离开，在来到人世后便进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状态，在对生的过去（即孕育的过程）、生的现在和生命走向何处的未来的不可知中产生“畏”的体验，在人作为主体成长的过程中，进入社会领域，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秩序的规范。此阶段的焦虑感来自自由与规则之间的张力，即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认识到拥有自由的可能性，但一旦脱离社会规则又将面临完全失去自由的威胁，随着人的不断衰老、疾病、痛苦以及对死亡的不断靠近，又生成了一种对“虚无”的焦虑。总的来说，焦虑是人一生无法逃避的情感，但其程度的强弱与生存其间的文化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文化的稳定状态有关，正如心理学家罗洛·梅所说：“个人所经历的焦虑深受文化的稳定与否所影响。”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正是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期，传统人伦关系的解体意味着陈旧文化“坐标”的失效而新的参照系又未建立的混沌时代已经到来。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焦虑是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现象。”人在面临文化不稳定状态下的众多选择时，焦虑感也在对选择的“选择”中得以体现。

回到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老舍所描写的人物在面临选择时是如何行动的。在《老张的哲学》里，老张有着传统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除了多弄钱以外，最想做的还是官，可是民国没了科举也没了捐官儿，他只好应着时代的潮流，想方设法地通过“民主”的方式去弄自治会的主席，最后却也是弄巧成拙；为了说服龙树古出嫁女儿，既不能去找媒人，因为那个时代已不是“媒妁之言”而时兴着自由恋爱，又不能去找掮客，把不文明的事儿做得太露骨，只好对信耶稣的龙树古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老张去孙八家祝贺新春，主人家受了“新礼教”的陶染，主张按着老法子让客人以鞠躬代叩首，老张却主张贺“旧历”新年不该用新礼，但还是规规矩矩磕了三个头；年轻一辈的王德没上完学就出去做事，为的是改变社会，爱恋着李静想要自由的爱情，与朋友争执过爱情不是苟合而是神圣，但又在长辈的主张下娶了从未见面的陈姑娘而安安心心地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世界就是那么一团乱气”，而其中的人就像文中说的是蜗牛一样：“负着笨重的硬壳，负着……人们扛着沉而旧的社会，扛着！”在《赵子曰》中，人在面临选择时的迷惑感更加强烈，赵子曰在出门读书前就已经娶了妻子，他爱着他乡下的妻子，还爱着她那一双小脚，特别写了一百首七言绝句赞扬妻子的小脚并编成了《小脚集》，但是在他发现“现在的人们不但不复以窄窄金莲为美，反异口同韵的诋为丑恶”时，他觉着家中藏着的是个丑女了，甚至想着原来的妻子死去好让自己去追求自由的爱情；他的服装是一件传统的灰布棉袍，但又罩着一件旧蓝哔叽的西服上身，这样才感觉有几分新味，他的朋友莫大年是肥棉袍加宽袖马褂，武端又是青呢洋服加法国皮鞋；在传统的民英餐馆去吃个饭，店小二招呼着，一声声喊着“吃什么，大爷，Sir？”坐下来点的菜又是“西红柿炒山药蛋，烧鳜鱼”配着“小瓶白兰地，冷牛舌头，和洋焦三仙（咖啡）”，一群青年便在这酒、牛舌头和烟中匀和成“一股令人起革命思想的味道”；学校叫神易大学，以研究《易经》为主，但开设的科目又是哲学、文学、心理、地质、机械、电气、教育和政治，学生入哪一门哪一科还需要校长占卜决定……这一切的一切，都像是赵子曰说的那样，“无数的维新仙子从天上飘然而降”，使他的小心房变成了“孔教打底，西法恋爱镶边”。

他们的一切行为有选择的余地吗？当然是有的，那个时代的人有一定程度的所谓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不自由的，因为“人的行动……常常是人的性情、所接受的观念、他们自己形成的关于幸福的或真或假的概念的结果，是人由于榜样、教育和日常经验而坚定起来的种种间接的结果”，就连他们做的恶，或许都是“他所信奉的宗教、他的政府、他的教育，以及他眼前的榜样，不可抵抗地把他推向恶” 。老张也好，赵子曰也罢，他们夹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间，在炙热的文化大锅上进退无据、前后两难，回到那段历史，或许不应对他们的人生和生活做过多的苛责，因为虽然他们面临着很多选择，可也正是因为过多的选择才让他们无法选择，但生活在继续、历史在滚动，作为小说人物的创作者老舍，也只能从自己的文化观出发，为他们安排好各自的结局。

三、文化选择在人物结局中模糊

老舍本人有着复杂的生活经历、求学历程和思想渊源，一方面，老舍出生于拥有清朝统治权的满族旗人家庭，有着独特的民族特性，可以说他是在专制历史最后的王朝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老”；另一方面，老舍所受的教育是在北京师范学校这样的“新学”，1924 年还远渡英国这个所谓最先进文明代表的国家留学，被真正的西方文明所震撼。此外他与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不同，童年时受宗月大师的佛教思想影响，1922 年又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且一生与许地山这样一位同样有着复杂宗教思想的人为挚友。他受着传统典籍的熏陶，《古文观止》《诗经》是他点名说过的已阅书目 ，在齐鲁大学讲“文学概论”时大量引用了《说文》《易》《论语》《楚辞》《文心雕龙》等文献资料，但他又表明过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 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那个时代的新文学作家一开始全是与传统决绝的狂飙姿态。胡适说“我们百事不如人”，陈独秀说忠孝节义乃是“奴隶之道德”，更激进者如钱玄同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和他们相较起来，老舍的创作在批判旧文化上显得那样不温不火，在鼓吹新文化上又显得那样不冷不热，以至于他的整体创作风格在20 世纪初期繁多的文学流派中是那么的不伦不类，又讽又闹、又嘲又笑的风格甚至被鲁迅所诟病。老舍对国民性的批评无可置疑，早期创作中的老张、蓝小山等都以反面的形象而出现，对新青年的呼唤亦不可否认，王德、李景纯的新鲜与活力组成了中国新文学中青年形象的全新序列，但无法忽视的是，老舍的文化态度仍然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迟疑。

首先来看《老张的哲学》，这部作品的第四十五章，受中国俗文学“有头必有尾”的传统的影响，用整章的篇幅交代了几乎所有出场人物的结局，李老人、李静，一个被老张从头到尾地欺骗，一个自始至终得不到想要的自由爱情，两个受着“奴隶道德”压迫的人都死了；王德、赵姑母，一个是从一开始就横冲直撞地拥有新思想的少年，一个是在传统文化中默不自知的妇女，但最后殊途同归，依然过起了“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哉”的生活；老张、蓝小山，一个是掌权握事、无恶不作的旧式乡绅，一个是自视甚高、心胸狭窄的新派人物，而最后老张节节高升做了教育厅的新官，蓝小山迷信而“玄妙”地换了一副玳瑁眼镜……老舍所想要同情的旧中国儿女，或在文化“自在”的自然生活中饮尽生命的苦酒，或在冲出黑暗闸门的最后一刻选择自毁生命；老舍所给予厚望的新式青年，在大声呼号与呐喊后，在动荡的文化社会间撞得头破血流，最终选择退守小农的田园式生活；老舍所批判的旧式人物，却用新的方法在混乱的时局里风生水起。如果说在《老张的哲学》中，老舍是用“恶有好报”的结局对“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实际成效表达怀疑的话，那么在《赵子曰》中，老舍用略显激进的手法着重刻画了一批更为焦虑的青年人对社会的无所适从。“古老的青年”周少濂学着旧式的学问用新诗表达他的哲学，在最后李景纯丧命之时还想着自己到底能不能作诗；学新式经济学的莫大年与武端，始终是懵懵懂懂地跟着赵子曰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终究没做出什么事业来；“学而不厌，温故知新”的俊俏青年欧阳天风表面一套背里一套做着不为人知的苟且勾当。三类不同的形象表达了老舍对新派青年的讽刺与不信任，而李景纯热血、博识、勇敢、无畏的几乎完美的形象与高尚的品格，又凸显出老舍对青年的期许。但需注意的是，李景纯近乎纯粹的形象显得那么单薄，老舍在结局上安排他通过毁灭自身的方式完成文化革新，想必是出于一种心痛的无奈，即这样的青年是无法在这个时代生存的，这个时代更多的青年是像赵子曰一样，新的旧的都有一些。“现代的中国知识青年，就生长于这个大变革的社会环境里头，那时父兄们吸收了孔教的学说，习诵着孔教经书而却举叛旗以反抗之……他们被灌输一些科学知识，又被灌输一些耶稣教义，又被灌输一些无神论，又被灌输一些自由恋爱，又来一些共产主义，又来一些西洋哲学，又来一些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些……”他们知道一点点的理论却幻想着能轻松地通过反叛一切来寻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最终只能在少数人（如李景纯）用鲜血换来失败后而迷茫悔恨。1927 年大革命的全面落败所产生的失落情绪，在赵子曰最后说出“你们作你们的去吧！我已打好我的主意！咱们有无再见面的机会，不敢说！我们各走各自的路……”时流露无遗，然而在文化的摧毁与重建下，他们真的已打好主意了吗？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梁漱溟不仅认为文化只是生活，还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虽然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有了由其自身决定的演进方式，这当然不是说文化在形成之后就与人类完全分离，而是说在历史中的文化采取什么样的变革以及其对人施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由人能完全决定和控制的，它就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由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了人类无法逃避的一切，人类所拥有的一切成了人类所依靠的一切，人类的文化肇始于为了寻找意义，但其寻找意义的方式又被局限于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是人创造了文化，而又被文化所吞噬。老舍也是身在这可以吞噬人的文化中，迫不得已要做出自己无奈的选择，然而他的态度始终是模糊的，不仅仅体现在《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二马》中小马的出走伦敦；《离婚》中老李的回到乡下；《牛天赐传》里牛天赐的离开北平；《骆驼祥子》里祥子的三起三落，最后在送葬吹打的喧闹中数钱……这几乎贯穿老舍所有创作的一个个失落背影，不正是20 世纪里的中国人那无可遁逃的命运的体现吗？从20 世纪20 年代到现在，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1 世纪……喊过“一切打倒”，也渴求“新的重建”，在文化越来越多元的今天，人所面临的选择也并不比老张和赵子曰其时所面临的要少，但人所可以做的，或许只有如老舍所言的，是“我们的外表朴素，我们的生活单纯，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