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琴

《西厢记》历来被认为是元代杂剧的“压卷之作”。金圣叹称 《西厢记》是“天地妙文”。戏剧研究家赵景深曾经将《西厢记》提到了与《红楼梦》相当的地位，将其并称为“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双璧”。曹雪芹本人应该也是极其推崇和喜爱《西厢记》的，在《脂本红楼梦》第十二回中，曹公借宝黛之口对《西厢记》极尽溢美之词——“……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而黛玉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

一、《西厢记》和《莺莺传》

《西厢记》改编自唐人传奇《莺莺传》（《会真记》），《莺莺传》是元稹带有自传性的短篇小说，是标准的古典写法。王实甫借用这个故事著成《西厢记》，它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王实甫仅凭此一部作品，在古代戏曲文学领域中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古代的爱情小说中才子佳人一见面必是一见钟情，甚至不见也钟情。元稹的《莺莺传》中张生初见莺莺时也是因为她“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被吸引。《西厢记》也是写的一见钟情，但是王实甫却有不俗的写法：张生初见莺莺便感叹“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这和《红楼梦》中宝黛初见面时宝玉说的第一句话“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为有趣的是张生见过莺莺后，作者并没有写到他对莺莺的俏模样怎样的念念不忘——恰恰相反，作者写道：“我和她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可见， 王实甫所写的一见钟情注重的是情，张生和莺莺的相见是因为“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真是前无古人的妙笔！

《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历来为人称颂，金圣叹更是对莺莺情有独钟、赞颂有加，他甚至坚持认为莺莺是《西厢记》中绝对的甚至是唯一的主角，其他角色诸如红娘和张生等皆是烘云托月的手法。相比较《莺莺传》中的莺莺，王实甫所写的莺莺形象的确更加丰满、更加立体。她既是才貌双全、端庄优雅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个多情多义、俏皮可爱的小女子。

《西厢记》中的莺莺在遇到张生之前就有了“门当户对”的亲事，可是莺莺却对张生一见钟情，这也绝非普通的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模式。王实甫笔下的莺莺和张生的感情是纯洁的爱情，与金钱、地位和权势都毫无关系。作者用了三件事来构建莺莺和张生的情感发展脉络。

一是吟诗而动心。张生隔墙吟诗吸引莺莺，莺莺闻之便道：“好清新之诗！我依韵作一首。”张生也是感叹莺莺：“好应酬得快也呵！”

二是开药方而定情。莺莺几次“戏弄”张生，害得张生命悬一线，过意不去的莺莺让红娘给张生带过去一张救命的药方。关于这张药方也非常有意思。莺莺是大家闺秀，她和张生的这种私下交流是不被允许的，她和张生的交流需要借助红娘来传递信息。如何通过红娘传递爱慕之情而又不被红娘等人发现就成了关键。聪明的莺莺在此时采用了“精致编码语言”，莺莺在和张生的沟通过程中多次采用了这种“精致编码语言”——那首约张生月下相会的诗也是。这样既可以避开红娘的耳目，又可以考验张生。红娘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张生能懂，也就具备了和莺莺在精神上进行沟通的可能，而这种纯粹精神上的沟通也正是莺莺最需要的。深闺中莺莺向往自由，但是“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妇人据系得紧”，莺莺最大的痛苦是孤独和寂寞。在“月夜焚香”这一段中，莺莺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诗就是“兰闺久寂寞”。“西厢听琴”这一段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一个思无穷，一个意已通，高山流水，知音一对。这种建立在精神上相互沟通的基础上的感情不就是最为纯粹的爱情吗？

三是长亭送别之寄语！对于进京赶考这件事，确实只有莺莺看得最为真切。老妇人认为张生若是没有考中头名状元便是“辱没了她孩儿”。而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莺莺却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叛逆精神。在第四本第三折中莺莺通过唱词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精神：“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甚至将考取功名斥责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可以看出莺莺对张生的追求就是对爱情的追求、对自由的追求。

《西厢记》中莺莺形象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王实甫对莺莺心理的成功刻画。莺莺有思想、有主见，但是她在剧中对张生的态度却出现多次反复，让人捉摸不定。这种反复、犹豫的心理刻画恰恰符合莺莺的身份。她出身名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她知道自己对张生的爱慕是不会被理解也得不到尊重的，她在遵循礼制和听从内心意志之间徘徊不定。这种两难的境地、痛苦的抉择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女性所面临的难题。

二、《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横向进行比较的话，《西厢记》也毫不逊色。我们以稍晚于王实甫的戏剧家莎士比亚以及他的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进行比较。

这两部描写爱情的作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首先，关于主人公。剧中主人公同样面对受阻碍的爱情。崔莺莺处于一个犹豫不断、两难抉择的境地；而朱丽叶表现出的则是无比的热情、单纯、忠贞和坚定。其次，莎士比亚非常善于人物对话的描写，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无与伦比的精美和深刻，诗意而又富有哲理，他的戏剧语言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又魅力无限，许多的戏剧台词都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至理名言，数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王实甫则是渲染和烘托气氛的高手，整部作品典雅而含蓄、古朴而唯美。台词浓艳绮丽，满是诗词般的美，韵律和谐，朗朗上口，曲调和美，完全是歌唱般的语言，台词里也蕴含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充满了人生哲理。最后，谈谈作品的结尾。关于西厢记的结尾有两种说法，一说第五本乃是王实甫所作，一说第五本乃是关汉卿所续。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没有大团圆结局的，但是关汉卿续上了大团圆结局。当然这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中国文人确实偏爱大团圆结局。几乎所有爱情故事都要等到状元及第才能收尾。写剧的人满足了看剧人的心理期待，以大团圆结局让看剧人获得了心理补偿，欢欢喜喜地回家，暂时忘记了现实的苦痛。

西方戏剧包括爱情剧大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悲剧的好处就在于看完之后心里不舒服，观众在沉痛的悲剧中得以净化自己的灵魂。《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翁早期的作品，但仍然是一出悲剧。当然，莎翁最伟大的地方是他完全突破了悲喜剧的界限，努力地去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社会探索人物内心的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和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他自己则隐藏在每个人物的台词后面，每个人物都是非常鲜活的，从来没有像我们传统戏剧的那种角色的概念，给人思想上深刻的启发。剧中人物也有好有坏，但是他关心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坏法，所以他以及他的作品更伟大。

在这里我要非常遗憾地阐述包括《西厢记》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反抗精神往往局限在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反抗上。矛盾往往只在这一点上展开。对人性的刻画往往不够深刻。仍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剧中每个人都鲜活无比，莎翁对于人的贪婪、自私、保守、软弱、愚昧等都有深刻的揭示。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还是因为作者之间的差异。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起感化作用，在古代有益于名教、风化、民情。有了这种观念，容易写成红脸白脸、好人坏人，不在人性上深究，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作家缺乏大的宇宙观、世界观，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尽管有一些遗憾，但就文学性而言，《西厢记》仍然堪当戏剧界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