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娅·麦克贝恩

| 多国面临“婴儿荒”|

当初，在我们忙着给日用品消毒、囤积厕所卷纸时，有人就推测“封城”可能会引发“婴儿潮”：夫妻双双困在家里，还能干什么呢？不料，随着疫情蔓延，产科病房却越来越冷清了。在欧洲、美国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出生率骤降。

美国2020年的生育率下降了4%，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意大利的出生率下降到了自1861年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加上新冠肺炎的高死亡率，意大利减少了大约一个佛罗伦萨的人口。法国的出生人口数已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日韩的出生率也跌至历史新低。中国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也有所下降，政府在今年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

单独来看，这几项数据已足够惊人。综合来看，它们反映出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这一加速态势将彻底改变全球经济、国际力量平衡，以及我们的亲密关系和私人生活。我们需要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以应对纳税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逐渐萎缩，以及需要养老金和社会护理的高龄人口的日益增多。英国的出生率在疫情暴发前就已跌至历史新低。数十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直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子女）。如果没有移民，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人口都会开始萎缩。

去年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预测，全球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97.3亿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达到87.9亿（比联合国之前预测的少20亿），预计23个国家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婴儿荒”的多重原因 |

为何出生率会降到如此之低？人口统计学家们特别提到了“生育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下降态势将永久地持续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数学现象：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而来的是育龄人口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经济现象：在养老金领取人众多的国家，纳税人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负担。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个社会学现象：大多数人生育的子女数量与同龄人相当。此外，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我们想要或者不想要孩子的理由，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疫情当前，你为何想组建家庭？或者，你为何不想？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那么世界将彻底改变。目前，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移民生育率较高，他们尚能帮助富裕国家找回平衡。然而，研究人员预计，世界各地的生育率最终都会下降。有人担心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会拖垮福利制度，抑制经济增长。还有人期望世界变得更绿色、更健康、更繁荣，因为少了很多需要养活的人，也就少了很多消耗有限自然资源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会出现一片灰白。如果《柳叶刀》预测得没错，那么到210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比20岁以下的人口多出6.7亿。用几位专家的话说，我们正在迈入未知世界。

在流感疫情、经济萧条、自然灾害之类的危机后，往往会出现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更何况新冠疫情还创造了独特的“有利环境”。长时间的“封城”让单身人士难以找到伴侣，异地夫妻难以重逢相聚。在家辅导孩子学习或照料幼儿起居的上班族父母压力倍增，他们可能会放弃或推迟再次生育的计划。孕妇不得不独自经历分娩或流产带来的折磨，而新手父母孤立无援的境况也让一部分旁观者推迟了成家的计划。还有人作好了生育准备却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受孕了，因为体外受精之类的辅助生育计划无法按时执行。身处疫情之中，为人父母的压力与忧愁会产生扩散效应。一位25岁左右的女士说，在旁观了朋友们的苦苦挣扎后，她决定以后坚决不要孩子。未来或许还会有其他的疫情，她不想冒险生孩子，最终害得自己和她有孩子的朋友一样悲惨。

新冠疫情可能会逆转数十年来人们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对承担大部分额外养育责任的母亲更是会产生毁灭性打击。2020年春天英国暴发疫情后，母親失业的概率是父亲的1.5倍。很多母亲长期处在压力之下，精疲力竭。疫情加剧了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已育女性的惩罚，而这两种体系还会把无生育意愿的女性视作“自私之人”。早在疫情暴发前，英国父母就已经背负起了经合组织国家中第二高的育儿费用。美国经济协会去年发表的研究显示，“母职惩罚”意味着到女性生完孩子的第十年，收入可能会减少40%。

此外，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也是影响生育的因素。今年6月，英国政府在其发布的简报中称，这场经济衰退的规模之大，可谓“现代史上前所未有”。英国2020年的GDP缩水了9.8%，其中2月到4月更是下降了25%。“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住在城市里的穷人。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该如何生存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想生孩子。”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丹尼·多林说，“如果刻意地在经济方面针对最有可能生育的年龄层，就像我们实行‘封城和其他类似措施，我们确实保护了老人，但也毁了年轻人。”疫情对年轻人，尤其是最贫穷的年轻人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就连研究了数十年不平等问题的多林也表示“震惊”。

离谱的高房价也牵涉其中。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英国房价上涨了10.2%。英国《新政治家》的数据分析显示，与1970年相比，英国的平均房价涨了65倍，而平均工资却只涨了36倍。“政府一直在尽其所能抬高房价，能抬多高就抬多高。”多林说。他引述了由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重启的“购房援助计划”，即政府会为能凑够5%首付的首次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购房援助计划不是帮助人们购房的政策，而是把房价维持在极高水平的政策，因为这项计划只允许一小部分人购房，所以房价根本降不下来。”如果你一直和父母住，或者你正在为摆脱高额房租而拼命攒钱买房，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成家。

不确定性是比贫穷影响更大的决定性因素。伊娃·博茹昂就职于维也纳的维特根施泰因人口学与全球人口资本中心，她说“不确定”一词在她的研究中反复出现。“这是核心问题，在疫情暴发前就已经存在了。如今的经济构造方式催生了很多不确定性，对年轻人来说尤为如此。”博茹昂指出，整个欧洲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欧盟的数据显示，大约310万15岁至24岁的欧盟公民目前无法找到工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生育率一直没能恢复。人口学家们也一直在研究感知到不确定性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深度衰退以各种不明显的方式削弱了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

笼罩全球的不确定性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疫情到底何时结束？森林火灾、极端天气事件、新型人畜共患病、空气污染、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究竟还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社交媒体上围绕是否坚持“不生育”的言论，暴露出个体的恐惧是如何与焦虑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一系列程度更深的焦虑就源自疫情、经济和环境。Reddit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写道：“这场全球危机让我坚信不生育是正确的选择。”另一个帖子写道：“我真的是因为气候变化才选择不生孩子的。看着孩子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真担心他们深陷危机。我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还有一个帖子写道：“我觉得选择为人父母需要信念的飞跃，相信一切都会顺利……如果我要对一个小生命负责，却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我确定我会陷入难以承受的焦虑。”

出生率会在危机爆发后立即下降，但通常会迅速恢复，就算出现“婴儿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著有《生育控制与美国现代性》一书的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助理教授特伦特·麦克纳马拉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危机迫使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举例来说，公民可能在战后觉得自己与国家或社区的关系更紧密了，于是他们可能会决定生个孩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强大的社会体系作支撑。他们或许还会觉得抚养孩子属于爱国或者亲社会行为，因为他们养育的是未来的公民。然而，麦克纳马拉认为，疫情过后人们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新冠病毒充当了社会分裂者的角色，它让人们身处异地，还暴露并扩大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裂痕：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疫情环境之中。有些人甚至从未亲历过疫情，对他们而言，他们正生活在政府编造的巨大骗局中。

此外，麦克纳马拉认为，文化层面的变化也会让疫情后的“婴儿潮”更难出现。如今，各领域的长期趋势全都指向“小家庭”。据麦克纳马拉观察，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们倾向于把自己视作“成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需孩子来“补完人生”，也不需要借此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他们对“家族链延续不断，自己不过是其中一环”的观念也没什么兴趣。

今年5月，《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疫情之下的美国“婴儿荒”。文中粗略提到了在一个医疗保健、幼托服务和高等教育都极其昂贵的国家，养育一个孩子要花多少费用。受访女性皆出于对孩子负责的考虑决定推迟生育。一名25岁的医疗研究员说：“我太年轻了，无力对一个孩子负责。”一名29岁的IT从业者表示赞同，她说：“我们都在推迟生育计划。”然而，这篇文章忽略了一点：她们的选择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深受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毫无疑问，年轻人推迟生育计划也有积极的理由：他们想享受自由。不过，在育儿成本低、工作政策有利于家庭生活，且社会安全体系健全的国家，或者在不强调精细育儿和母亲牺牲自我的国家，为人父母的重任并不会那么令人却步。我们总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个人，所以遭到指责的总是“不愿放弃自私”的女性，而不是让许多人无法想象为人父母，尤其是为人母的社会经济现实。

职场世界仍构建在假设之上，假设每一名员工的背后都有一位家庭主妇，她能消除人类面对的一切不便，比如做饭、购物、打扫。结果，上班族父母在托管孩子方面犯了难，因为每种选择都花费不菲，而短期托管又无法与上班时间协调。人们很少认识到这是结构性问题，他们大多认为这是自己失败的体现。于是，人们会说自己还没准备好要孩子。至少目前没准备好。

| 围绕生育的讨论与纷争 |

如今，有关生育的讨论常被框定在特定术语体系中。几年前，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她的Instagram上向粉丝发问：“还可以生孩子吗？”（她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怎么能说“不可以”呢？但她说，只要人们还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质疑生孩子是否合乎道德就是“合情合理的”。）《纽约时报》的伦理专栏也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鉴于全球现状，生孩子是不负责任的事吗？”（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文章明智地总结道：“因为只有从某个神秘变量的角度来看，渴望生孩子才是理性的。”）在问答平台Quora上，一名困惑的网友问道：“生孩子和不生孩子，哪个更自私？”（更多的网友认为生孩子是自私行为。）

但生不生孩子是人们的私事。这个决定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关乎女性的身体自由。然而，这个决定极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当生孩子被视作一项社会义务或一种自恋行为，女性的选择权就容易受到损害。整个美国和欧洲的生殖自由早已遭到侵蚀，既有公然破坏，也有暗地削弱。今年5月，针对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女性的堕胎权，由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听取相关质疑——这是逆转女权运动成果的前兆。今年早些时候，波兰政府实施了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法案。

与此同時，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会付出生态代价，网上的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生育运动也在激增。他们毫无掩饰地鄙视和厌恶“繁殖者”，并以人类灭绝为最终目标。

我们该何去何从？有的国家，比如瑞典，试图通过温和的方式刺激生育。这类国家出台了更有利的育儿假政策、更强效的再就业政策，并由国家提供幼托服务。可惜，这一系列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往往十分有限。于是，达雷尔·布里克和约翰·伊比特森在他们2019年出版的《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一书中指出，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可能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效仿日本，要么开放移民。日本曾通过各种非强制性措施刺激生育，但都失败了。而即使年轻人口萎缩拖累了经济增长，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程度难以估量的影响，日本仍然严格限制移民。到头来，日本或许会变成一个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的老龄化国家。低出生率的富裕国家还可以选择向低收入高生育率国家的移民开放边境，那样就相当于引入了劳动适龄人口（假设一直开放到发展中国家也变成低生育率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客应该更坦诚地谈谈为什么要欢迎移民。

为人父母也可以是件乐观向上的事，是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若你决定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世上，那2100年的世界就不会只是一场抽象的思想实验，而是一个关乎个人利益的紧迫问题。全世界正深陷疫情，此时有许多的理由害怕生孩子，也有许多理由决定生孩子。毕竟，生孩子永远需要信念的飞跃。

[编译自英国《新政治家》]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