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双流艺体中学 四川 双流 610200）

自先秦开始，中国就逐渐产生了一整套本土化的音乐理论体系，音乐美学理论在其中稳步发展。因受传统哲学对“道”“器”关系认知的影响，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在和、自然、人、礼等诸多理念下形成了许多具有核心意义的美学范畴，而这些音乐美学范畴则是把握中国音乐美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规律、特征的根基之所在。本文就“和乐”、“礼乐”、“非乐”、“天乐”这四个核心范畴加以简要讨论。

一、和乐

“和”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古老又极其重要的范畴，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所追求的终极审美理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乐之“和”就有了重要的论述，如《国语·郑语》载史伯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史伯看到了“和”能促成万物的生成与发展，且从反面阐述了没有匀适融合其他声的单一的声并不动听。《国语·周语下》又有单穆公的相关言论，如“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听和则聪”、“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单穆公指出了悦耳的音乐是谓“和”，音乐艺术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即是和谐。

对中国传统音乐“和”的阐述，更多集中体现在儒家。孔子提出了“和”的思想，后荀子又提出了极具特色的“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荀子在《乐论》中提到“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指出音乐之美就在于“中和”，音乐的创作、表现等各方面都应以“中和”为准绳纲纪，音乐的功能和本质特征也在于“中和”。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之大成者《乐记》从本体论意义上给予了音乐“和”的本质界定，通过区别“礼”与“乐”提出了“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的命题。

儒家之外，道家亦从本体论角度论乐“和”，如《吕氏春秋》“大乐”篇从生成论意义上说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其将音乐产生的根源称之为“太一”（也即是“道”），“太一”生发天地，天地生发阴阳，音乐即产生于天地和谐、阴阳变化的调和作用，于是乃说“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二、礼乐

“礼乐”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核心所在，各朝君主们希望通过这一治世观形成尊卑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达到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

儒家提出“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君子要“文之以礼乐”。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理念在于使人具有诚明笃厚的君子人格，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观念，这里的“乐”既有“快乐”之意，也有“音乐”之意。音乐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它所包含的共通美感能使人产生共同的情愫。君主若能以民为本，参与百姓的审美活动，乐民众之所乐，便能君民上下一家。孟子还认为对百姓要“明礼”，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如此，百姓则能通过礼乐的教化作用得到道德的约束与提升，国家便能得到有序的治理。荀子在《乐论》中亦言：“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在“礼乐”这一美学范畴中，“礼”与“乐”紧密联系且缺一不可。儒家认为没有外在的“礼”约束的“乐”不可称其为美，“乐”作为主体内在情感欲望的表达，有纵欲放浪的流弊，它只有在外在礼制的约束下才能表达出人类正当合理的情感，其音乐的要素与表达的方式才能称得上美。这里“礼”是灵魂，“礼”与“乐”为“体”与“用”的关系。但是，“礼乐”这一范畴不仅强调“礼”对“乐”的规定性，在另一方面也强调“乐”对“礼”的调和性。其认为作为宗法制度规定的区分人与人之间等级的“礼”，只有在“乐”的情感和合作用下才能调和严格的等级区分所造成的个体心理差异，以达到“乐统同”，从音乐艺术上升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审美理想。

三、非乐

针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墨家提出了一个反对性的音乐美学范畴“非乐”。在墨家看来，儒家“礼乐”因“弦歌鼓舞，习为声乐”造成了天下之丧的局面，因此他们立足于中下层的阶级立场，以家国百姓利益为准绳、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提出了反对“礼乐”活动的“非乐”观，这一思想具体见于《墨子·非乐》篇。墨子认为，制礼作乐既不能解决百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巨患，亦不能匡扶天下之乱，因此认为“礼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这种功利实用论角度下的音乐美学观遭到不少质疑，如梁启超曾评价墨子的“非乐”观为“仅见有之之利，而不见无之之用也。是犹筑室者以室中空虚之地为可惜，而必欲更辇瓴甓以实之也”。

应该说，墨子的“非乐”观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独具特色，但“非乐”并非墨子美学的核心或艺术审美标准，相反，墨子认为音乐活动具有魅力和审美性，同时也承认了音乐美具有的客观性。他提出的“非乐”只是其美学的一种表象，有前提在先，即是在国家遭受凶饥之年、事物不合时宜、反对儒家的繁饰礼乐、社会秩序失范的特定条件下所提出的，是建立在“利人”的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基础上的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立场下的结果。因此，墨子才有言曰“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跳出当前的自身处境，从战国的历史语境出发进行客观考察，可以对墨子“非乐”这一音乐美学范畴的历史出场有更全面深层的理解，墨子所提出的“非乐”并非是否定音乐本身，而是关注到了“为乐”的因与果。所以，伍非百评价墨子之“非乐”，“其言虽偏激，为救弊而发，则未尝非中道也”。

四、天乐

道家从性情合一、道我合一的角度提出了“天乐”概念。老子言“五音令人耳聋”，又言“大音希声”。他有否定音乐之意，在他看来，把握“道”不需要依赖于外在的感官而在于内在的体认，他所推崇的是出于自然而并非人为造作的美。庄子也崇尚自然之乐，他提出了“天乐”的音乐美学范畴，其“天乐”思想是与儒家“礼乐”也即“人乐”相对的概念，他认为儒家的“礼乐”致使人的本心与情感分离，不能让人遵循自己的本心进而体悟到“道”，而“天乐”是合乎于自然性情的音乐，具有“道”的属性，能与天“和”。因此，《庄子·天道》中有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天乐”的美学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天乐”是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大美之乐。庄子有“天地有大美”之言，“大”在庄子那里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概念，“大美”是不能用世间言语评赞的至高之美的境界，它具有万物自然的本性和宇宙的无限性，“无为”但又“无不有”。“天乐”就具有这样的“大美”内涵。其次，“天乐”是一种至真的音乐。“真”是庄子美学思想的核心之一，它强调自然与人类的本真和天性，不矫饰，不做作，是发于内而动于外的真性情，与天“和”的“天乐”艺术境界首先是主体与客体真实性的结合统一。最后，“天乐”是一种朴素的音乐。道家所谓的“朴”是指事物的自然本性，保持事物原有的本性不变即“朴素”，庄子认为改变“朴”的本性，便破坏了本性，失去了自然，过于雕琢的事物是不美的。“天乐”应该是能遵循朴素之道，自然而然，能与道“和”的最美的音乐。

当然，庄子的“天乐”美学观也并非是反对一切音乐艺术，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人为造作的艺术。与儒家相比，老庄崇尚的“天乐”美学内涵博大精深，虽具有非现实性的特征，但在审美超越以及追求精神自由、追求美的境界上远超孔孟所倡导的“礼乐”观。

注释：

①（春秋）左丘明撰、焦杰校点《国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②同上，第25页。

③转引欧景星《略论荀子的“中和”观》，载《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04期，第86页。

④丁鼎：《礼记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页。

⑤同上，第441页。

⑥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8页。

⑦同上，第110页。

⑧转引韩锺恩：《一个存在，不同表述——中西音乐美学中的几个问题》，载《深圳大学学报》2019年第29卷，第15页。

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⑩孙启治：《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17年版。

⑪伍非百：《墨子大义述》，上海书店1933年版，第174、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