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瑞亭

“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至少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底层”这个词，“其一，用作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其二，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进入新世纪后，将镜头对准底层的电影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上世纪30、40年代，蔡楚生在电影中对准了底层人物，在底层人物中又以底层女性为主要的讲述者。

法国女性学者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提出“女性书写”观点，她希望借助“书写”改变女性被奴役、压制的历史地位，重新建构不同于以往被压迫的女性形象。相比较文学领域的女性书写，中国电影的女性书写也渴望在银幕上重新建构有别于以往被压迫的女性形象，只是电影的书写往往与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紧密相连，也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使中国电影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恒定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也贯穿了蔡楚生的影片创作，其电影中的底层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受难天使”型、“自我书写”型和“苦难抗争”型这三类，这当中“受难天使”型、“自我书写”型女性主要出现在新兴电影时期（1932—1937），而“苦难抗争”型女性则主要出现在战后电影时期（1945—1949）。

“受难天使”型女性

“受难天使”型主要是指那些温柔贤惠、美好善良，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底层传统女性。这些女性几乎没有缺点和瑕疵，但在“苦情戏”的模式下，它们的命运结局都很悲惨，怎么也摆脱不了宿命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