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睿涵

早在人类远古时期就流传着“牺牲”的话语，在古老的祭祀仪式中，牺牲成为一种交换，供奉品带着象征死亡，以换取供奉者所欲之物。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或许就是以叙事形态呈现的最早的牺牲话语，他以自身换取火种，代替人类承受来自神灵宙斯的惩罚。牺牲已然成为不仅仅关乎生命，而是关乎语言的暴力。电影《波斯语课》聚焦“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真实的时间场，用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死亡讲述假波斯语创造者吉尔斯的幸存，电影中的犹太人成为牺牲品，交换了言说者吉尔斯的生命。如此这般“以万换一”“生命实在换取言语抽象”的交易，某种程度上已然牵引出其中的权力性，如果说古老的牺牲仪式还关乎交换与获取，那么当代背景下的“牺牲”已经转为空无，言说者什么都没说出，语言游离，牺牲已成虚空。在某种极端环境中，语言不拯救生命，语言扼杀生命。

“表音”“表意”之争——西方意识

索绪尔的语言学改变了西方哲学史，不仅仅是哲学，整个20世纪前半期的学术研究都迎来了“语言学转向”。然而，索绪尔在建立一般语言学之时，已经首先将“文字”排除开来，他认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结合，而只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因此在索绪尔的观念中，语言就被分成了作为本质存在的口语系统和仅仅作为外在记录的文字系统。索绪尔将表音文字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迎来了半个世纪之后德里达对其的解构，德里达认为索绪尔之所以强调“口语”优越于“文字”，显然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他将这一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卢梭都坚信的“口语”信条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