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谵小语

许地山是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宗教研究学者，或者说是一位独特的思想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许地山一样在创作中融汇了儒、道、佛、基督等如此多的文化与宗教思考的，极为罕见。尽管关于许地山的研究不可称其为少，但文学史至今尚且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充分肯定许地山的价值。许地山因其思想的广博与深邃，对后世论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大凡选择以许地山为学术考察对象的，多半是发现了他长期被遮蔽的光芒，那么这种选择就无疑是等于选择了自我挑战。

宁芳的《文化意蕴中的诗学建构——许地山创作论》，就是这样一部专著。在书中，作者以“落花生”的命意切入，结合许地山现已出版的所有作品，全面梳理和探寻他的创作实践和精神指归，挖掘许地山文学写作的精神之根，阐释许地山作品的灵魂寄托和生命哲学，进而重新评估许地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者，许地山的创作在同时代的作家圈中显得别具一格、独立不群，这已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那么形成许地山这种“异质性”存在的原因，首要因素就是他思想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他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思考深深浸润了他的写作。释道儒乃至基督的思想在许地山的作品中都有所显现，那么究竟这几种思想在许地山的创作中是怎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个核心、精髓，或者说贯穿始终的主线？有的。宁芳认为，许地山“文学的精神之根”就是“传统儒道文化”。

许地山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不是哪部小说，而是散文《落花生》。这不仅是因为这篇文章曾经在很长时间内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许地山自己对这篇文章乃至对“落花生”这个意象也十分看重，他一度以“落华生”为笔名（古时“华”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就是他的自证。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落花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许地山的自喻和代名词，落花生的精神就是许地山为文甚至为人的不变追求。那“落花生的精神”又是什么精神呢？那篇散文中说得很明白：“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概括起来说落花生的精神就是“有用”，而许地山这个“有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很重要，因为这也正是许地山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核。可以肯定地说，“有用”来自儒家思想。

众所周知，儒家的宋明理学是明代的主流思想。然而，晚明理学将朱熹、王阳明等人所崇尚的论辩讲说发展到一个极端，重语言技巧而轻思想内容，重理论而轻实践，加之后来出现明亡清兴大变局，新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理学。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反对“空谈误国”，提倡“学以致用”。一方面，反对空谈首先要回归儒家经典的文本，于是考据学兴起，也就是后来的乾嘉学派；另一方面，学以致用就是不能读死书，学问要能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许地山的出身可以说累世为儒，这一点宁芳在书中有详细论述。至少在晚清，有迹可查的许氏祖上数代都会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此时我们再看许地山，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打拼人生，始终都没有离开这两条。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派家国离乱、民族危亡的景象，这与明末清初的时局又是何其相似？许地山的涉猎广博和行动派作风，显然都有清初三大儒的气质。

至于文学创作，有人说许地山曾经迷茫惶惑，曾经改辙易弦。许地山的思想诚然是复杂与多元的，但是他从未离开“儒”。宁芳在这本书中提到很多学者以《商人妇》《缀网劳蛛》中的女性形象为证，认为许地山的人生观带有怀疑论倾向，但是宁芳予以否定，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她说：“她们都顺从命运的安排，但不认命，不会因为命运的不公而就此沉沦，不论命运有多不堪，她们都表现出不屈的勇气，无论命运怎样蹂躏生活，她们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坚韧将生命拼接得格外精彩完整……看上去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其实内隐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形的抗争。”读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人，把这段话里的“她们”置换成“苏轼”，是毫无违和感的，这显然就是儒家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没有怀疑，没有悲观，这种所谓的“顺从”的的确确就是一种“超然的智慧”。

这样说来，是不是许地山的精神之根只有儒没有道呢？不是，因为在宋儒的思想里，就已经融入了道。比如苏轼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逆境中的自我慰藉，都借鉴了道家思想，这些精神又见诸许地山的创作中。事实上，儒与道的融合远不是宋儒才有，前有魏晋玄学，后有清初大儒对道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可以说自孔丘问道老子始，儒与道的对话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此宁芳把“许地山文学的精神之根”定位在“传统的儒道文化”，应该说是一种较为严谨的说法。

当我们回看中国思想史，参与大融合的不仅是儒与道，还有佛家，甚至在华夏大地上的许多思想都曾发生碰撞和交流。诸如禅宗，本是西域佛教与中国的道教、玄学等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作者把许地山作品中所体现的生命哲学归结为“债”“爱”“通”，前两者显然与佛家思想密切相关，“爱”同时又和基督文化相接，而后者“通”所涉及的正是宗教的世俗化与大融合问题。在以《债》为代表的 “苦难意识”的书写中，许地山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内在追问，无疑受到了佛家因果怨债理论的启发。在此基础上，通过“近乎宿命般的呈现与表达”进行“哲性思辨和艺术升华”。对于如何化解苦难，许地山给出的答案是“爱”。宁芳指出其作品中许多人物形象身上无不带着许地山自己的影子，希望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爱，用自己的大爱换取世人的小爱，用这样的“爱”去偿还人类所有的“债”。这些都和佛教“普渡众生”“我即是佛”以及基督“神爱世人”的思想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

宗教文化浸润在许地山的思想里，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正因为各种宗教文化从来都在不断融合这一特性，加之许地山本人的兼收并蓄，所以，诚如宁芳所言，我们如果单独强调某一种教义对许地山的影响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许地山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在《宗教的生长与灭亡》中说：“我信诸教主皆是人间大师，将来各宗教必能各阐真义，互相了解。宗教的仇视，多基于教派的不同，所以现在的急务，在谋诸宗教的沟通。”从本质上讲，各个宗教派别之间都不矛盾，都是人们对彼岸世界的虚构性理解，只不过是不同信仰的人类群体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许地山深谙这一本质，所以各个宗教才能在他这里融通内化为自我的情感体验，并贯穿于他的创作中。

仅就这一点而言，宗教与哲学也具有相似性，它们都有着泅渡彼岸的终极目标。所以作者在书中透露出这样的观念：当许地山的创作中出现关于“人类最理想的存在”这一命题的探讨时，实际上就已经出离宗教进入了哲学追问——这也正是许地山的深邃所在。她强调：“在真正的文学和杰出的文本创作中，一定都有哲学。而文学的表达，又绝不只是哲学思想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哲理思考，也不是对哲学思辨的某种简单的阐释或延伸，而是对‘思’和‘诗’的调解与中和。”许地山就是在这种努力中，试图回答怎样做才能赋予“此岸”以意义。所以许地山没有把我们的思绪带入难以捉摸的宗教或哲学的幻境与迷宫就甩手走人，而是又携着彼岸的使命引领我们回到现实的人间，回到大地上，回到生活中，回到他用浪漫想象和文学之笔建构起的“诗意的栖居”之所。

宁芳以思想、文化、宗教、哲学这样的的大视角，审视许地山的博大与深邃，进一步发掘了许地山文学创作的价值，也提出了许多与既往研究不同的观点。作者在谈到许地山的儒道精神时，说他思接千载，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正是思接许地山——思他之思，思他所思。许地山很可能是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外，继张爱玲、沈从文之后，又一位被重新定位的殿堂级现代作家。因此我愿意看到不久的将来，宁芳的这部专著能在许地山研究史上据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