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恩

20世纪中华诗词的研究，要有一个大的格局，即要从中华文化，包括语言的现代转型背景中来考察中华诗词的发展、蜕变以及成就与经验。

文化与语言的现代转型，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就诗歌而言，文化的转型制约了诗歌的审美理念的发展，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对诗歌形式以及诗美标准的影响尤为重大。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所谓的新诗。新诗有自己的规范，它的节奏感建立在现代白话的语音基础上，它的意象艺术符合现代人运用白话语言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需要。新诗的艺术经过百余年的创作实践，已经形成自己的体系，而且有自己的经典。像戴望舒的《雨巷》、穆旦的《诗八首》、余光中的《乡愁》等作品用旧体诗的格律来写，写不出那种境界与效果。日本的俳句，周作人用白话文翻译的松尾芭蕉的作品，译出了俳味，而用五绝、七绝的格律翻译，或许就不像俳句了。

中华诗词的创作与研究要面对这个事实。认清了面对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一、中华诗词的研究应发挥中华诗词与中国古典诗词精神和审美的自然联系的优势，为新诗创作提供可能的经验，而用不着从中华诗词与新诗的对立中来强调它的重要性。

五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新诗人，不少都是兼写旧体诗的，有的人的旧体诗成就高于新诗的成就，比如鲁迅；有些新文学的小说家写的旧体诗成就非常高，如郁达夫、茅盾、阿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