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张泽一

2003年下半年，刚刚战胜疫情的中国，迎来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拉闸限电。

在武汉，8月1号这天的气温突破百年记录，汉口一所变电站因为负荷太高而跳闸起火，20万居民受影响；在上海，近1000家企业限电，而市区的景观灯光从7月30日后晚上十点前便不再点亮。

在南京，北河口水厂发生电路意外事故，造成城区大面积停水10小时，市长亲自出面道歉；而即使工业欠发达的广西，也从10月份开始出现供电紧张，到10月中旬已经拉闸限电2146次。

在2003年6月份，据统计有16个省市采取过限电措施；8月份，这一数字变成了19个；到年底，总共已有22个省市拉过闸；而到2004年1季度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到了24个。

2003年下半年的拉闸限电，跟2003年上半年的疫情爆发一样，虽然性质不同，但都算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

很多伏笔从那时已被埋下：2003年中国重化工业进程启动，经济进一步起飞；两大电网和五大发电集团刚刚完成重组，电力投资即将狂飙猛进；而煤老板们的黄金十年，就是从这时拉开了帷幕————

时间兜兜转转到了2021年，无论是疫情，还是限电，都有了很多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2003年到2021年，中国电力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发电量从03年的1.91万亿度飙升到去年的7.42万亿度。但同时，一些让历史出现轮回和重复的机制也延续了下来：煤电博弈。

而回归到发电这个“古老”行业，里面的玩家虽然都是老百姓眼里的巨无霸，但如果用纯商业角度审视：中国的发电企面对上游的资源品周期和下游的价格管制，其地位完全无法跟“躺平赚钱”的西方公用事业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