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杰， 郭万红

(安徽科技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典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与“魂”,典籍外译是保持一国文化活力,增强软实力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的典籍英译长期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从译者主体来看,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国内真正从事典籍英译的学者数量有限;从研究视角来看,对典籍英译本的研究也严重依赖西方理论体系,中华典籍往往沦为西方理论合理性的脚注。

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华典籍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必须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理论,“从中国文化的思想传统脉络中研究中华经典”。

本研究拟尝试以《庄子》的英译为例,将中国文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隐秀说”的核心理念用于指导《庄子》英译,以图对典籍英译有所借鉴。

1 “隐秀说”与《庄子》的隐美与秀美

南北朝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隐秀》篇虽只有寥寥数百字且是残篇,却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隐秀说”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美论中独特重要的范畴”。

1.1 “隐秀说”思想渊源与内涵

“隐秀说”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和道家经典。“隐秀说”与《易》学以及汉代经学家的“兴”论关系密切,是“对《易》和《易》学象征型表意模式的演绎,也是对汉代经学家以‘美刺讽谏’说论《诗》之‘比兴’的批评理论的总结。”

“隐秀说”的另一思想源流来自于道家经典中的“言意之辩”。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从对“道”的阐释出发,阐明了语言在表意方面的局限性。其后庄子和曹魏时期的王弼对“言”与“意”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刘勰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提出了“隐秀说”,将困扰历代学者的“言不尽意”的矛盾“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真正完成“言意之辨”的诗学转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开篇即为“隐秀”下了定义:“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

“隐”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文中有复合意蕴,文外有多重意旨;二是指包含无穷的意味;三是指隐伏着丰富的文采。“隐以复意为工”,即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要有文外之意,“隐”并不意味着文章要晦涩难懂,“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隐”的核心内涵是透过文内表层语言来暗示出文外的多层意蕴,以达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艺术效果。

“秀”大约有四层含义:一是指“秀句”,即文章中“警策”的句子;二是指“秀篇”即文章整体风格的秀丽,尤指文章具有生动鲜明的形象; 三是指“秀辞”,即“一切对表现对象加以突出强调的表达方法和技巧”;四是指“秀出”,即“秀”是导引出“隐”的手段。无论是“秀句”“秀篇”“秀辞”亦或是“秀出”,其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独拔”“卓绝”,以达到 “动心惊耳、逸响笙匏”的美学效果。“秀”要靠诸种情思相互交织和文辞自然结合而成,是“自然会妙”的结果,不是靠“雕削取巧”或是“研虑”就可以达到的。

“隐秀说”中的“隐”与“秀”看似对立,事实上并不矛盾,从本质上说,两者之间是“体用统一”“虚实统一”“显隐统一”的辩证关系。

刘勰提出的“隐秀说”首次确立了“言不尽意”的美学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隐秀说”揭示了文学语言的诗性特点和文学的审美本质,为解读《庄子》等文学典籍提供了中国文论视角和理据。

1.2 《庄子》的“隐美”与“秀美”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文学成就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的想象出乎尘外、纵横跌宕,语言汪洋恣肆、奇气逼人,兼具“隐”和“秀”两方面的美学特征,自汉朝开始,就是诸多文学家家竞相模仿的对象。

《庄子》的“隐美”主要体现在其千姿百态的寓言中。《庄子》一书可以称作是一部寓言故事集,其中《庖丁解牛》《螳臂当车》《望洋兴叹》《邯郸学步》更是家喻户晓。这些寓言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来表达深刻的寓意,除了字面意思外,在文内、文外富含多重意蕴。以《庖丁解牛》为例,这个短小的寓言故事就包含有多重复意:一是借解牛的技巧来阐明如何养生的道理;二是指做事情要依据自然规律即“因其固然”方能事半功倍;三是揭示了长期亲身实践的重要性。多重意蕴蕴含于一篇短小的寓言故事中,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正是“隐美”的巧妙运用。

《庄子》的“秀美”主要体现在大量言简意赅的“警句”及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等方面。《庄子》中的“警句”比比皆是,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庄子》一书中大量运用比喻、排比、对偶、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这些“秀句”和“秀辞”共同构筑了《庄子》一书的“秀美”,使之成为具有极高艺术感染力的千古名著。

2 “隐秀说”关照下的典籍英译

刘勰提出的“隐秀说”与海德格尔提出的“显隐说”以及与美国作家海明威提出的“冰山”理论均有相似或相通之处,揭示了中外文学的共性特征,不仅对于解读文学作品,也对诸如《庄子》等典籍的英译从翻译标准和翻译实践方面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2.1 “隐秀说”与典籍英译标准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总结了写文章应当遵循的两条主要标准:

(1)语言自然,富有文采(“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

(2)含蓄蕴藉,余味无穷(“深文隐蕴,余味曲包”“使蕴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

一言以蔽之,一篇好文章应当做到“隐美”与“秀美”兼备。这既是写文章的标准,也完全可以借鉴来作为典籍英译的标准。在翻译《庄子》等文学典籍时,一方面译者应做到语言自然,不矫揉造作,否则会造成译文艰涩难懂或浮夸空洞;另一方面,译者要含蓄蕴藉,不宜翻译得过于直白,否则就会丧失原文的韵味,使译文读起来味同嚼蜡,令人不忍卒读。

2.2 “隐秀说”关照下的典籍英译策略

中国古代典籍,在论说时往往文采斐然又蕴含多种意旨,兼具“隐美”与“秀美”,这是《庄子》等文学典籍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隐秀”是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庄子》等文学典籍兼具“隐美”与“秀美”,在英译的过程中,应尽量传译其“隐秀”美学特征,必须做到“有秀有隐,秀隐得宜,这样才能体现‘文学性’,确保文学的恒久延续”。

刘勰提出的“隐秀说”在揭示了文学本质特征的同时,也对如何进行典籍英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方法,从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典籍英译的策略。

2.2.1 翻译策略一 以隐传隐,隐而不晦 与非文学语言相比,文学语言言在此而意在彼,意义往往是不确定、“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这就刺激诱导着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通过互文知识去破译、填充,从而最终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对于原作“隐”的地方,译者往往容易犯两种错误,一是运用浅化或过度归化的译法,“化隐为显”,使原作的朦胧美感丧失殆尽,译文读来直白浅陋,索然无味;二是照字面意思死译,硬译,对文化术语机械地音译,从而导致译文艰深晦涩,让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或望而生畏。其实,如果译者在翻译时能秉持“隐秀”要旨,把握好“隐”与“秀”的平衡,是能够运用生动自然的语言“以隐传隐”,在目标语中重现原文隐秀相宜的美学效果的。如:

例1: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

……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庄子·逍遥游》)译文1:In the North Sea there is a kind of fish by the name of

Kun

……The fish metamorphoses into a kind of bird by the name of peng.(汪榕培,译)译文2:In the northern darkness there is a fish and his name is

Kun

……He changes and becomes a bird whose name is Peng.(Burton Watson,译)译文3: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called the

leviathan

……This leviathan changes into a bird, called the Rukh.(Herbert A.Giles,译)译文4:There in North Sea is a fish called

Minnow,

……When transformed into a bird, it is called Roc.(赵彦春,译)

本例为《庄子·逍遥游》开篇第一句,借鲲鹏之变的寓言来阐明“逍遥游”的涵义, 历代学者对于本篇中的“鲲”有两种主要的解读:一是 “鱼子”,即“鱼子未生者曰鲲”;二是指“小鱼”。不管是“鱼子”还是“小鱼”,都是指极为渺小的东西,庄子用之来命名“体修不知几千里”之大的大鱼,体现了庄子哲学中朴素辩证法思想。

上面所选的四个译文,译文1和译文2对于“鲲”采用了音译法,虽记录下了该专有名词在源语中的发音,却也容易造成“音译的尴尬”,使“符形、符指、符释之间的关系割断, 导致文化信息丧失, 甚至造成译文的悖谬”，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对外有效传播。

译文3 翟理斯(Herbert A.Giles)采用了过度归化译法,将“鲲”翻译成了“leviathan”,即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一种象征邪恶的大海怪“利维坦”。过度归化翻译的策略一味迎合西方的宗教文化,容易造成译文读者的文化误读,原文中具有积极象征意义的“鲲”在翟理斯译本中成为了邪恶的大海怪,该专有名词所代表的正面的文化形象遭到了严重扭曲。

译文4 为中国学者赵彦春翻译,赵教授关注到了“鲲”这个专有名词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及辩证法思想,选取了“Minnow”这个词来翻译“鲲”,“Minnow”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生活在河流或湖水里的一种小鱼”,和“鲲”的本义暗合,“以隐传隐”,打破了英文读者对“Minnow”这个词语在英文中所代表的文化意象的刻板印象,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中国化的重塑,同时也将“鲲”这一专有名词所展现的庄子哲学中“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的齐物论哲学思想在目标语中较为恰当地传译了出来。

例2:南海之帝为

儵

,北海之帝为

忽

。(《庄子·应帝王》)译文1:The ruler of the southern sea was called

Shu

.The ruler of the northern sea was called

Hu

.(Herbert A.Giles,译)译文2:The emperor of the Southern Sea was

Lickety

, the emperor of the Northern Sea was

Split

.(Victor H.Mair,译)译文3:The ruler of the South Sea was called

Helter

, the ruler of the North Sea was called

Skelter

.(汪榕培,译)

例2选自《庄子》中著名的混沌寓言,故事中的“儵”“忽”和“混沌”都具有独特的寓意。“儵”和“忽”组合在一起是“神速”的意思,“混沌”则象征着“自然”。

译文1 翟理斯采用了音译法,无法传达出专有名词的文化内涵。

译文2 梅维恒(Victor H.Mair)译本和译文3 汪榕培译本均采用了“以隐传隐”的翻译策略试图在目标语中再现了原作的修辞手法。译文2 中的“Lickety”和“Split”可以构成一个复合词“lickety-split”,在美式英语中是“very quickly”(十分迅速)的意思。同样的,译文3 中的“Helter”和“Skelter”也可以构成一个复合词“helter-skelter”,这个词在英文中同样是“十分迅速”的意思,且“Helter”与“Skelter”两个单词均是以“er”结尾,按照英文构词法,可以指某一类人,能唤醒读者相应的阅读图式。译文2 和译文3 运用生动自然的语言,使得译文妙语天成,从而最大化地传达出了原文的 “隐美”。

2.2.2 翻译策略二 以秀传秀,传神达意 文学从本质而言就是一种通过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文学典籍除了含蓄蕴藉发人深省的“隐语”“隐篇”外,也往往依赖研美之辞、秀拔之句提升语言的感染力。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华优秀的文学典籍之所以能够世代流传,卓然超拔的“秀句”功不可没。文学典籍含义隽永的“隐篇”常有“秀句”“警句”点缀其间,与之和谐共生,相映成趣,从而达成了内外审美的辩证统一。对于文学典籍中文采斐然的“秀句”“警句”,传译时需要“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以秀传秀”,做到“传神达意”。如:

例3: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逍遥游》)

译文1:The Knowledge of that which is small does not reach to that which is great;(the experience)of a few years does not reach to that of many.(James Legge,译)

译文2:Little learning does not come up to great learning; the short-lived does not come up to the long-lived.(汪榕培,译)

庄子的说理散文形式多变,有时奇诡怪异,出人意表,让人拍案叫绝;有时又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使人读来酣畅淋漓。例3 从句式上来看,整饬自然,节奏简洁明快,朗朗上口,便于记诵。该例从形式上看具有独特的意味特色,是典型的“秀句”,在目标语中应当尽力再现原文的形式特点与文学意味。

译文1 理雅各的译文从内容上来看,基本传达出了原文的主要意义,但译文过多为译文读者考虑,采用了解释的方法来翻译,没有很好地重现原文对偶整饬的句式。

译文2 汪榕培先生在翻译时在忠实传达原文涵义的基础上,也对原文形式特征进行了必要的关照,分别用“little learning”“great learning”“the short-lived”和“the long-lived”来传译“小知”“大知”“小年”“大年”这四个文化术语,在准确传达意义的同时,也再现了原文的风姿特点,真正做到了“传神达意”。

例4: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译文1:The perfect man cares for no self; the holy man cares for no merit; the sage cares for no name.(汪榕培,译)

译文2:The utmost man is selfless.

The daemonic man takes no credit for his deeds,

The sage is nameless.(Graham,译)

例4中庄子用“无己”“无功”“无名”分别来阐明“至人”“神人”“圣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与追求,句式对仗工整,意思层层递进,气势磅礴。

译文1 汪榕培先生用流畅自然的英语准确再现了原文的意义与形式,用“care for no” 来传译的原文中的“无”,既揭示了“无”的内涵,同时也再现了原文排比的修辞手法及气韵特色。

译文2 葛瑞汉(Graham)在翻译“神人”这一文化术语时,用“daemonic man”(古希腊信仰中半神半人的精灵)来传译,由于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稍显牵强,但葛氏创造性地采用诗体来传译原文的形式特点,可谓匠心独运,通过换行,给读者留下来揣摩诗意的思考空间,很好地做到了“以秀传秀”。

由以上诸例可以看出,由“隐秀说”而推衍出来的翻译标准与策略对于典籍英译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有利于拓宽我们典籍英译研究的思路与路径。

3 结语

典籍英译核心任务就是要保证本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及本民族文学的恒久传续。“隐秀”作为文学最本质的诗性特征,正是确保文学生命力的能量所在。

“隐秀说”是根植于中国深厚文化土壤中的本土理论学说,其核心理念暗合了阐释学等现代西方理论,将之创造性地运用于指导《庄子》等文学典籍英译实践,既有利于中西理论合璧,同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对“泛西方化”典籍英译不良倾向进行纠偏与匡正,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译论建设的新路径,并最终实现与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