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姚雨

一

高三那年，我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场葬礼。

是爷爷的。

爷爷得了肺癌，大半辈子烟不离手，弥留的时间里，一次性偿还了所有吞吐过的欢愉。周末回家，听妈妈说起爷爷做穿刺的细节，细长的针管从他的背部扎进去，慢慢下沉，然后推动活塞，肺部的积液被一点点抽出来……我下意识地抬手挠了挠背，心里只剩下长驱直入的风声。

爷爷还剩一口气的时候，被移回了乡下老家那幢每一处都藏着我童年的老房子。爷爷的五个子女全部到场，我也跟着一起来了——那就是我和爷爷的最后一面。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根本听不到、看不见我了，双目紧闭，满头刺眼的枯白，面容干瘦得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大姑和小姑进来，要为爷爷清理。我退到门边，看到她们掀起被褥，爷爷灰黄的、皮包骨的小腿冷不丁地从里面支出来，一瞬间，我感到眩晕，立刻转身出去了。

我知道爷爷快走了，甚至隐隐希望，他能早点脱离这样的苦熬。就像自己很多时候，看着新上墙的月考排名，也那么希望，能早点脱离高三的苦熬。

妈妈来的那天，我正在教室午休。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忽然，她熟悉的喊声在门口响起，让我顷刻成为全班的焦点。

我们一起去班主任那里请假，妈妈说：“下午半天就够了。”

班主任善解人意地说：“这么快啊？毕竟是自家孙子，这个事情也要紧的呀。”

“没办法，”妈妈的语气透着疲惫，“快高考了，他成绩也不好，早点让他回来吧……”

我几乎是从齿轮般麻木转动着的思维里，挤出了一丝酸涩的念头：原来有时候，成绩好坏，竟可能影响生离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