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立飞

《阴阳八卦》在冯骥才的创作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作为他在“文化试验”途中走得最远的一部中篇小说，其言说对象的抽象与神秘性质不仅决定了该作比《神鞭》《三寸金莲》更为荒诞与玄妙，“从内容到形式全是荒唐的。所有人物性格和行为都浸透这种荒唐的溶液”，而且导致了该小说接受的困难。有评论者指出，“谁要殚精竭虑地在其中挖出什么时髦的玩意，那真是枉费心机。不过，一旦我把他当作一篇小说来读，并试图破译它本身的文学意蕴时，我却又一下子感到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这篇小说说了些什么呢？它的作者又想使读者获得一些什么呢？”这种挖掘小说寓意的“枉费心机”和破译小说意蕴的“茫然”，恰恰反映了小说的美学创造，即它摆脱了《神鞭》《三寸金莲》象征的残余，“小说取消了寓意”，“不再制定一个观念性的目标”，而是以寓言性的书写探索小说言说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表达作者对时代的感知和思考，同时也代表着“组合小说”《怪世奇谈》的完成。

一、阴阳八卦：小说与故事的混杂与分用

冯骥才在《阴阳八卦》中继续把时间地点限定在清末民初的天津。他认为这一历史时期不仅最能体现天津地域特征和集体性格，而且产生过众多神奇莫测的人物，“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