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域外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加速引进，社会文化史、书籍史等研究视角与方法在出版史研究中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出版史的研究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细节呈现前所未有地丰富，对关系和意义的开掘前所未有地深入，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与渗透前有未有地活跃。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然而放眼世界，让人仍感前路漫长，形势逼人。当下，中国的出版史研究亟待突破本土学术畛域之“茧”，积极融入国际学术语境，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完成学术研究向国际化、全球化的转变。

一、出版史研究中全球视野的重要性

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出土了一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学者认为该经刻印于八世纪时的新罗王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进而提出印刷术起源于朝鲜半岛，对此韩国《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各大媒体迅即作了报道。次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史专家雷德雅（Gari Keith Ledyard）和中国史专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召开记者会公布这一发现，第二天消息登上《纽约时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美国学者纷纷对这一经卷展开研究，发表论著；而印刷术的真正发源地中国对此事竟毫不知情，未置一词，任由他人将印刷术发明国的桂冠戴到自己头上。直到“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中国学者陈政周才在《国外书讯》杂志上简单披露了这一重要发现。1979年，著名学者胡道静通过归国访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得知此事，在《书林》杂志上作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