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徐兆正

一、“一种偏差的思想”

2007年的一次访谈里，刘震云反顾自己早年作品，认为“《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这个奇诡的说法于四年后再现于一段即席感言，除了重提豆腐馊了与八国会议，他还将这种说法概括为“一种偏差的思想”。熟悉刘震云的读者不难理解这一点：贯穿其早期作品的一条强力线索便是“偏差”，亦即“天地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的“齐大小”（《庄子·齐物论》）。《一地鸡毛》问世于1991年，次年作者发表《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为朋友而作的一次旅行日记》（以下简称《土塬鼓点后》），可以视为1993年的《温故一九四二》的“前传”。《土塬鼓点后》中“齐大小”之“大”是世界著名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之“小”是山西李堡村吹唢呐与敲鼓的民间乐手奎生。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将除了职业以外没有任何关联、完全是两个时空与两种位阶的人耐心比较了一番。小说结尾处他提到自己“突然明白了理查与奎生的区别”，所以“可以放心、安然、悲哀又不悲哀地去睡觉了”。这种“放心、安然”的心境，大抵只是温饱年代的遐思，此后无论是《温故一九四二》还是五年后的《故乡面和花朵》，“放心、安然”恐怕都无从谈起：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