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群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为晚明文学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关于徐渭产生了诸多传记文本。从史料角度出发，这些传记作品为研究者所充分利用，但将这些传记作品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则较为少见。就传主而言，这些不同文本的繁简、差异乃至对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其生命同样复杂的样态。而这正是传记揭示生命、精神的鲜活性、复杂性的优越之所在。倘若考虑到作传者的客观限制、主观意图，那么围绕着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的复杂性便更不待言，对这些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将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历史与叙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奇”与“畸”：传记中的体认分歧

在塑造徐渭的诸多传记中，“奇”与“畸”的描写是其中尤为重要的方面，徐渭对自身的体认突出表现为“畸”，而在其他人所写的传记中，“奇”则被有意地突出。在这种“奇”与“畸”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传记表达中的文学性。

明清徐渭传多把徐渭定位为一个文人，并且这个“文人”形象带有强烈的建构性，尤其以袁宏道《瓶花斋集》中的《徐文长传》（称为后传）为极。就内容而言，这篇传记并不丰富，但就文章的立意之专一、表达之洗练，对徐渭形象的刻画之鲜明而言，此传实为诸传之首。此传有意以“奇”作为结撰全文的主线，将此前在《徐渭集》附录中的《徐文长传》（称为前传）精炼化，实现了对徐渭形象有力的建构。各种徐渭传虽也提到徐渭形象的其他侧面，但“奇”确实是各传记作者着意要表现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