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绍义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与我虽非同窗同乡（他是四川岳池人，六七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我是四川阆中人，六九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但我由衷地称他为兄——学兄、仁兄、大兄，因为他本来就比我年长几岁，更重要的则是他的学识、人品，特别是他一丝不苟、坚持不懈、抱病著书立说的精神，都为我做出了表率，敬他为兄长千该万该！

与定宇兄相识是我俩共同的朋友戴翊“搭桥”的。1990 年9 月在广州参加秦牧作品研讨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戴翊研究员同住一室，他便介绍了定宇兄的为人、治学诸多好事，嘱我多向他讨教。由于那几年我主要从事散文研究，单枪匹马编纂三卷本《中国散文百家谭》，杂事甚多，未及相晤，直到2003 年11 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才第一次见面。自然，有了此前十余年间常通电话的“铺垫”，首次相见即一见如故，谈友情也谈乡情，谈治学也谈文坛怪事，谈的更多的还是巴金研究。他说他读了我给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认为内容上有新意，可交由他主编的《中山大学学报》刊发，但标题要另改，嘱我再酌，可我思之再三，结果仍不理想，最后还是他老兄“一锤定音”：“就叫《巴金〈随想录〉与现代人学》！”——又响亮又贴切，多好，最好的还是老兄的豪爽、真诚和见地！

西蜀出文人，我们也谈到了郭沫若。他大概知道我参加过《郭沫若全集》的注释，又是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成员，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