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富

作为一个符号，“凤凰男”是社会阶层差异和阶层流动的产物。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阶层差异是城乡差异。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内化成了李佩甫的小说意义结构。在书写城乡二元结构时，“凤凰男”成了他一个重要的叙事符号。正是通过“凤凰男”的阶层流动，李佩甫小说映照出了当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

李佩甫小说中“凤凰男”往往是在农村吃“百家饭”长大的，进入城市之后，往往对乡亲们有着很强的使命感。李佩甫常常将主人公设置为孤儿，如《生命册》中的吴志鹏、《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平原客》中的李德林虽然不是孤儿，却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佩甫对主人公初始情境的设置，不仅仅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隐喻，它隐喻着主人公和乡亲们之间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对于主人公在乡村的成长过程来说，乡亲们曾是大地和土壤，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当主人公完成了在乡村的成长，进入城市之后，主人公背负着父老乡亲们的期望，乡亲们就会成为主人公的负担。这里的“城市”是相对“乡村”而言的，可能是省城、首都，如《生命册》；也可能是县城，如《无边无际的早晨》。在《生命册》当中，乡亲们成为吴志鹏的负担。过去百家饭的恩情转化成一种债务。吴志鹏读完研究生，在省城一所大学里当了助教，无梁村的乡亲们不断要求吴志鹏替他们办事，绝大多数是超出吴志鹏能力范围的，他作为普通大学教师无法回应这种期待。为了躲避乡亲们的求助，他接到电话时，甚至拿腔捏调地假装自己不是吴志鹏。这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愧疚感和无力感，甚至感觉自己丧失了为人的尊严，这成为吴志鹏下海的压迫力。《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先后当了副乡长、乡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小说结尾他调任另一个县的县长。每一次他都想给大李庄的乡亲们做点事回报他们，现实却是当副乡长时他带人回到村里用极端手段搞计划生育，当副部长的时候，带人回去迁乡亲们的祖坟。李治国对乡村们的亏欠不仅无法弥补，反而越欠越多。

吃百家饭完成了“凤凰男”在乡村的成长，可是在乡村的成长只是“凤凰男”成长的第一步，“凤凰男”之所以是“凤凰”，还在于他离开了乡村。走出乡村的“凤凰男”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人际关系法则，在带来人生成长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无边的挑战。在李佩甫小说中，“凤凰男”闯过这重重试炼的法宝，就是“聪明”“卑贱”和“伪装”。李德林、吴志鹏、李治国、冯家昌等人物无疑是非常聪明的，吴志鹏和李德林的聪明突出表现在他们的学习方面，吴志鹏在那个年代从农村走出来读了研究生，留在了高校当教师，而李德林则更加突出，他成了留美博士，中国的“小麦之父”。李治国当然学业也很优秀，但相比之下，他的聪明更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洞察力上。在公社给公社书记大老王当跟班儿时，李治国就发现书记有一个晚睡早起的习惯，他觉察出在书记这一种习惯里有秘密，于是每天晚上早早地打两瓶开水放到书记屋里，早上不听见书记的咳嗽声，不去给书记端洗脸水。小说暗示这个秘密就是书记与广播站的广播员“鹅娃儿笋”有暧昧关系。

“卑贱”是李佩甫小说中“凤凰男”的另一个法宝。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尊卑观念的社会。“凤凰男”本来就处于社会的下层，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他们出身卑微。但是在李佩甫小说中人物的“卑贱”，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的社会阶层观察，更是人物的一种有意识的主动选择，它体现为一种“卑贱意识”。李佩甫小说里许多人物为了向上爬，费尽心机，千方百计放低姿态，讨好“贵人”。而这些讨好的手段，往往又是为了满足“贵人”的食色等肉体上的享受。在《无边无际的早晨》当中，李治国正式的政治生涯是从给公社书记大老王当跟班儿开始的，他发现了书记与广播员的秘密，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书记的秘密。《城的灯》中冯家昌为下放的廖参谋变着法儿搜罗美食。不仅如此，冯家昌还通过听廖参谋回忆往事的方式，加深廖参谋对他的感情。冯家昌的竞争对手“小佛脸儿”侯秘书则不断地施展绝技“打耳”为各位首长服务。在《生命册》中，吴志鹏没有像冯家昌和李治国那样卑微地依赖“贵人”，不过吴志鹏下海后的第一桶金是靠在北京的地下室里炮制粗糙的色情文学获得的，也很难说得上是体面的。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也有一种“卑贱意识”，在《古炉》中狗尿苔这个人物形象上有突出的体现，不仅是狗尿苔的成长过程有体现，就连“狗尿苔”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一种体现。但是在贾平凹那里“卑贱”是作家所认可的一种深层人生哲学。而在李佩甫这里，“卑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向上爬的策略。

尽管在“贵人”面前，“凤凰男”表现出“卑贱”的姿态，但他们往往都是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一个野心家在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环境中要想实现自己的目的，往往需要“伪装”。“伪装”就是根据现实环境的需要来有意识地让自己扮演某一种别人所期待的角色。《无边无际的早晨》中李治国努力使自己的脸“变成机器”：“笑的时候也许正是不想笑的时候，不笑的时候也许正应该开怀大笑。”《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是一个善于“伪装”的高手。冯家昌的“伪装”最突出地体现在他和李冬冬的恋爱过程中，冯家昌不仅出身农村，而且在农村已经与村支书的女儿私定终身，面对李冬冬时，他的内心是自卑的、怯懦的、纠结的，但是表现出来却是刚强进取的。冯家昌几乎是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状态中完成了与李冬冬的恋爱。当然《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在婚恋中也有与冯家昌相同的精神症候，不过没有冯家昌那样难以承受。

有论者指出李佩甫小说中的进城农村青年扎根城市的法宝之一是“交心”。“交心”恰恰是一种与“伪装”相反的策略，它就是要表现“真诚”，把自己的真实内心有意让“贵人”获悉。不过，这里的“交心”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是一种有目的、有选择的“诚实”，是一种获取被信任和感情的手段。例如《生命册》中，吴志鹏在辞职之前，向自己喜欢的漂亮女学生梅村坦白自己贫苦的出身，藉此打动梅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交心”也是一种更高级的“伪装”。它是以经过选择的部分真实信息来掩盖真实意图的策略。

李佩甫小说中的凤凰男在事业的维度上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获得了社会地位和金钱。《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从村里的孤儿变成了乡长、县长。《城的灯》中的冯家昌不仅自己谋得了官位，还把几个兄弟从农村带出来，让他们过上了富贵的生活。《生命册》中的吴志鹏下海后，赚到了巨额财富。《平原客》中的李德林官至副省长。

婚恋是反映人类学和社会问题最集中的场域，也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与“城里”姑娘的婚恋，是李佩甫小说中的重要情节。《生命册》中吴志鹏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娶一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做他的妻子。在小说中这个“美丽的城市女人”就是女学生梅村。在乡亲们那些求助吴志鹏的“可怕”的电话铃声响起之前，吴志鹏所想象的理想生活就是娶一个本校漂亮的女学生，戴着金丝眼镜，围着驼色羊绒围巾，顺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的台阶一路走下去，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娶一个城市姑娘，成为李佩甫小说中主人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确证，是克服身份焦虑的需要。《城的灯》的主人公冯家昌找了市长的女儿李冬冬。在冯家昌眼里，李冬冬并不好看。追求李冬冬，纯粹是为了利用她的家庭背景往上爬，让李冬冬成为他向上爬的阶梯。通过婚恋的方式，利用地位比较高的异性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处境，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母题。在外国童话中灰姑娘的故事是女性通过婚恋提升自己的典型。在中国神话传说里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典型地体现了男性通过婚恋改变自己阶层处境的想象。在牛郎织女的结构里面，牛郎是一个人间的穷孩子，而织女是天上的仙女，是玉帝的女儿。司汤达的《红与黑》写了于连通过两个地位比较高的女性——市长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提升自己的故事，可以说是牛郎织女结构的一个例子。所以我用牛郎织女的结构来表示一个农村的小伙子进了城市以后找到一个城市姑娘，尤其是找到一个在城市里面有社会地位、有家庭背景的姑娘这样一种结合模式。冯家昌追求李冬冬，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牛郎织女结构。冯家昌是一个从农村闯出来的万里挑一的优秀青年，当之无愧的“凤凰男”，有着自己应得的自尊和骄傲的资本。但是进入城市以后，进入牛郎织女结构之后，他在婚恋结构中成了弱势。这种弱势除了他自身的社会地位低，以及与社会地位低相关的贫穷之外，还有相对不够“文明”的生活习惯。乡下亲属和乡亲们则是主人公自身形象的一种放大。《生命册》展示了无知无助的乡亲们对吴志鹏的期望和不断的索取。《平原客》中，则通过李德林和罗秋旖的婚礼，展现了乡亲们愚昧和野蛮的一面。为了不断向上，冯家昌选择了忍耐，甚至不惜放弃尊严，成了当代“陈世美”。他对李冬冬的追求，是以抛弃村支书的女儿刘汉香为代价的。冯家昌当兵以后，刘汉香在老家帮他拉扯几个弟弟，付出了八年的辛苦。可是冯家昌就狠心把她抛弃了。抛弃刘汉香的冯家昌，也彻底抛下了自己内心的尊严。冯家昌的选择让我们想到了路遥的《人生》，在《人生》当中高家林的两个选择是城市姑娘黄亚萍和农村姑娘刘巧珍。他最后当然认为他和刘巧珍之间是真正的爱情，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代表更高地位和更高文明的城市姑娘黄亚萍。虽然这些人骨子里面还是更倾向于农村的姑娘，因为在农村姑娘面前他们更能够感觉到男人的自尊，更能够享受作为一个“凤凰男”被崇拜被尊重的感觉，农村姑娘也更能够满足他们传统的男权心理。但是为了向上爬的这样一种心愿，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情感满足。《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与冯家昌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他最终娶了一个副市长的女儿，这个有身份的妻子既是对他成为“城里人”的确证，也是他“向上的阶梯”。但是在李治国心里始终对这个“城里的姑娘”憋着一股气，有一种厌恶和不屑，在他的心里，只有童年记忆中梅姑那样的女人才是他的女神。

与城市姑娘分开，是李佩甫小说中“凤凰男”婚恋的另一种可能性。《平原客》中李德林的婚恋史是这方面的代表。《平原客》与《城的灯》《生命册》不同，《城的灯》《生命册》是着眼于主人公的奋斗和成长，而《平原客》是着眼于主人公的堕落。虽然小说一开始是从刘金鼎的父亲开始，从刘金鼎的父亲写到刘金鼎，从刘金鼎的人生历程引出李德林，但真正的主人公是李德林。小说从刘金鼎的成长开始，同时也是从李德林的堕落开始。在婚恋上，李德林的第一个女人是教授的女儿罗秋旖。教授的女儿，当然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城市姑娘”。但是他们的矛盾从婚礼那天就开始了。首先是婚礼的费用都是女方出的，伤害了李德林的自尊心。罗秋旖不能接受李德林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在家里抽烟，思考问题的时候喜欢蹲在地上，更不能接受让李德林的老父亲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李德林老家的婚礼上，罗秋旖无法忍受李德林乡亲们的粗俗和野蛮。根本上来说，两种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无法融合在一起，谁都无法妥协，最终只能分道扬镳。和罗秋旖离婚之后，李德林在刘金鼎的帮助下找到了农村姑娘徐二彩。徐二彩先是做保姆伺候李德林的老父亲，后来两人发生了关系，便结了婚。婚前徐二彩在两性关系中的低姿态给予李德林的心理满足是无可比拟的。徐二彩一句颤抖着的“你尻我吧”，让李德林瞬间体验到了从童年时代便强烈期待的主宰一切的雄性意味。可惜好景不长，婚后的徐二彩原形毕露，长久在农村社会底层被欺压的她，一旦获得了权力资源，便威风八面，虚荣心爆棚，不仅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而且还打着李德林的旗号到处招摇。尤其是给李德林生了儿子以后，以功臣自居，简直骑到了李德林的头上。回老家给孩子办满月酒，摆了一百多桌，省内各级官员商人亲戚到场送礼祝贺，出尽了风头。李德林意识到问题严重，提出离婚。结果徐二彩变本加厉，甚至在肉体上不断折磨李德林，最后李德林不堪忍受，在刘金鼎的安排下又找到了王小美做情人。王小美是一个知性女人，融母亲、情人和女儿诸角色于一身，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平原客》中李德林与徐二彩的婚姻表明，“牛郎”与“织女”生活在一起固然有许多问题，但是“凤凰”回到“鸡窝”也是不可行的。

在李佩甫小说中“凤凰男”在恋爱阶段往往占据优势地位。例如《平原客》中李德林和他的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李德林的第一个女人罗秋旖作为一个高贵漂亮的女性主动去乡下的农科站找到李德林，并且在他们发展的关键情节中，主动贴近李德林，追求李德林。李德林的第二个女人是徐二彩。从农村来的徐二彩也是主动献身给李德林，在一个过年的时节去浴室里洗完澡出来，撞到李德林身上。李德林的第三个女人王小美也是非常主动地照顾李德林，鼓励李德林和她在一起。这种在男女婚恋当中的被动模式是李佩甫小说中男女关系的一个普遍模式。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里提到人际关系中处于主动的一方承担了一种被拒绝的风险，所以处于被动的这一方占有优势。婚恋关系中也是如此。当然也不是任何男性都可以占据优势，李佩甫小说中的“凤凰男”之所以能在男女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占据被动的优势，还是因为他有其它方面的优势和魅力。在《平原客》中李德林对罗秋旖的魅力主要来源于罗秋旖对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小麦之父”的想象。对于徐二彩来说，李德林的魅力更多地来源于他的权力。他遇到王小美的时候作者给予了更曲折的描写，说王小美有恋父情结，其实这是作者一种煞费苦心的安排。在《城的灯》当中李冬冬喜欢上了冯家昌，那是因为冯家昌有一种“狠劲”。李佩甫小说这种男女关系当中包含着一种传统的男权意识，女性在这里面主动把自己置于一种传统男女关系中的女性位置，让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平原客》更多地集中在对“凤凰男”自身的剖析上。在李德林从副省长逐渐沉沦堕落走向毁灭的过程中，有两样东西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食与性。一开始先是吃烩面，在他的学生刘金鼎的陪同下，吃遍了整个省城，从街头的小面馆吃到了高档饭店，吃遍了各种面食，品位越来越高，由吃面品位提高到吃菜品位提高，后来吃完菜才上面，吃面成了上完菜的一个句号。不论刘金鼎的目的是关心老师，还是巴结副省长，可以说在李德林女色方面走向毁灭的路上刘金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先是带李德林去洗浴，刺激李德林，扩展了李德林的心理接受程度。接着物色刘二彩来照顾李德林的父亲，其实是一种预备阶段的妻子。再后来建立了梅庄据点，给李德林安排情人。孟子说“食色，性也”。食色对男人来说就是食物和女人，都是肉体属性的。在李佩甫小说中恰恰是食色发挥了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内在动力来使用的食色背后是权力和金钱。如果没有李德林的权力，没有刘金鼎和商人们勾结所得到的金钱，食色的需求就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满足。对李德林食色的满足，又是为了获取他的权力，最终变成金钱。“凤凰男”的肉体性成为了他们毁灭的缺口。

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说：“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法国和英国社会，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有野心的人来说，作为他们社会进阶的体面职业是稀缺的。在这样一种束缚重重的社会，阴谋诡计就不会令人觉得陌生……而要求顺从的社会制度则依旧怂恿人们谄媚逢迎以满足私利、谋求晋升。”“‘坏人’一词最初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决定了它后来的道德意义，这个词语含轻蔑的词过去是指封建社会身份低贱的人，而戏剧和小说中的坏人就是企图超越他的出身的人。”特里林在这里所说的“坏人”，与我们讨论的“凤凰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凤凰男”也正是“坏人”中的一种类型。“凤凰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主要是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正是多少年来城乡二元对立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凤凰男”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符号。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李佩甫对“凤凰男”本身的问题进行了无情的剖析，也对城乡二元结构本身进行了反思。从社学会来看，《城的灯》中的冯家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他们兄弟聚会的场景中，冯家昌醉酒后的表现，让读者看到权力对他的扭曲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他自己的无意识了。《平原客》中，李德林和刘金鼎从一个普通的底层上升成为掌权者之后，他们发生了蜕变。权力为何对人的异化发生这么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模式。人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渠道非常狭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特权传统的社会结构当中，权力的作用尤其明显。为了获取权力的支持和帮助，人们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去适应权力。李佩甫小说在人性异化的描述之后，指向的是社会结构的批判。

注释：

[1]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李佩甫中短篇小说自选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2]刘海军，吴平一：《论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情感表现——以〈城的灯〉为例》，《许昌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3][4]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14—15页。

[5]李佩甫：《平原客》，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6]【美】特里林著：《诚与真》，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