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怡

在中国经济跃迁的滚滚潮流中，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坚强后盾。在当前的中国制度体系中，虽然存在着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但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与返乡务农。自由流动的人口只要不偷不抢，不完全靠政府的社会保障生存，就为城市创造了价值，使资源的配置趋向高效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周期所引起的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但是由于历史与政策原因，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城乡经济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的深刻分野。破乡村不可能有强中国，当城乡隔离的体制将数以亿记的中国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代进步与人民追求幸福的浩荡潮流不可阻挡，造就了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瓦解并走向融合的历史逻辑。

中国城乡之间的分野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即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个部门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资本运用、收入水平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农业部门依附于工业部门;同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可被归结为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即农业比例逐渐下降而工业比例逐渐上升的过程1（刘易斯，1954）。”

这种二元的结构下的政治、社会、文化差异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里，从户籍制度，再到附着在其上的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生育制度等一系列资源的不平等分布，这一系列人为的体制安排的背后，写满了对乡村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