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丽霞，许为宾，肖 祺

（贵州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一、引言

高管在职消费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关于此主题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性意见，争论也从未间断。早年的研究集中于探究在职消费的性质，源于“代理观”的研究认为，在职消费是高管对公司资源的侵占，是一种代理成本[1]。源于“效率观”的研究则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隐性激励，有助于提升高管的工作效率[2]。但是对于在职消费性质的研究不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不同高管的在职消费为何存在差异。为此，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从关注“是什么”转向“为什么”，以挖掘在职消费现象背后的动因。

现有文献主要探究了企业内外部各种治理机制的影响效应，如董事会结构、内部控制、曝光机制、外部监管、廉政建设等。然而，此类研究并没有交代各种治理机制的关键代理人的影响，将作为在职消费载体的高管认为是偏好相同的同质化个体，而忽视了高管自身的意志偏好等个性化特征对在职消费的影响。依据高阶梯队理论，高管的性别、年龄、生活工作经历等特征塑造了高管的意志偏好，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特别是生活经历的异质性，会对高管人格特征与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3]。我国当代的企业高管大多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前，大多经历过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生活，在其成为企业高管后，物质资源生活条件会有明显改变，其生活作风是坚持勤俭节约还是会报复性消费，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为此，本研究所关注的科学问题是：高管贫困出身如何影响其在职消费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依赖公司经营风险而发生变化？

本文可能的边际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验证了我国资本市场中，高管贫困出身对在职消费的影响，从新的视角扩展了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企业在职消费影响动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探讨各种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效应。而本文则是基于高阶理论和烙印理论，检验了高管贫困出身如何影响其在职消费行为，将在职消费动因进一步推进到了高管个体层面，从而为高管在职消费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分析线索；二是加深了对于高管贫困出身作用条件的认识。本文检验了研发投入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等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从而有助于拓展对高管贫困出身影响机制的理解和对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的认识；三是丰富了高管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高管早年饥荒经历或灾难经历等早期生活经历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而本研究则是从与生俱来的贫困出身视角出发，探究其对于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为高管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研究补充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贫困出身与在职消费水平

“高管”这个词经常会让人联想到处于社会等级体系顶端的战略领导人。然而，这些职位带来的财富和特权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高管在成长过程中都有着相同的社会阶层出身，或早期拥有财富的机会。一个典型事实是，改革开放以前，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物质基础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贫困程度比较高。对于有过贫困出身的个体来说，这意味着物质资源的匮乏和约束。个体所面对的客观的物质资源会影响其主观的思想认知[4]。烙印理论认为，在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或多个敏感时期，一个人“发展出反映环境显著特征的特征，尽管随后的时期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特征仍然存在”[5]，并进而影响个体决策。因此，早年贫困生活经历可以对个体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个人经历了客观的成功和获得了相应的财富地位之后，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的影响也不容易被抛弃[5]。

从现有文献来看，贫困生活经历对个体认知偏好会产生如下影响：

一是贫困经历影响个体的财富观。稀缺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资源稀缺，都会改变个体对该稀缺资源的敏感性，长期的资源约束会形成稀缺心态，形成对稀缺资源的注意力“聚焦”，从而影响决策和认知能力[6]。贫困出身的本质在于个体面临物质资源的匮乏，这种经历会使得个体形成对财富、地位等资源的“稀缺心态”，更加珍惜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同时，除了物质条件外，个人往往被与自己相似的社会圈层的其他人包围，并与他们一起度过大部分时间，很少跨越社会圈层界限。个人会发展出一种“习惯”，或一套对于其所处的生活圈内成员来说被认为是规范的性格、期望和行为。而处于贫困圈层的父母通常会教导孩子要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并“避免错误”[7]。因此，有过贫困出身的高管受早期生活经历烙印的印象，会更加珍惜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或继续保持早年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进而减少在职消费。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贫困出身的高管其在职消费水平更低。

二是贫困出身也影响个体的时间偏好和自控力。现有研究认为，贫困会降低人们对于未来的耐心，产生更多的时间贴现行为。其原因在于贫困的个体经常面临物质资源的约束，其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更高，为应对生活情境的威胁，其对于资源的现实需要的迫切程度更高[8]。个体在贫困生活中养成的时间贴现偏好在其成为企业高管后，也会影响其在职消费行为。因为相对于企业未来实现价值最大化后的个人收益，在职消费的时间贴现率更高，这与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的时间贴现偏好心态相契合。同时，贫困经历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力。现有研究表明，抑制外在诱惑会消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贫困程度较高的个体面临的诱惑更多，自我控制消耗更快。因此，有过贫困经历的个体在其生活条件改善后更有可能做出无节制的花销等非理性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b：贫困出身的高管其在职消费水平更高。

（二）高管贫困出身、企业经营风险与在职消费

现有研究表明，贫困出身会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对风险的态度更加敏感[7]。物质资源匮乏的贫困生活经历会使得个体产生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对风险承担的后果更加悲观，对风险的规避程度更高。早期生长于贫困环境中的个体，身心均受到贫困环境的熏陶与感染，为了适应贫困环境求得生存与发展，会养成“保守、厌恶风险、求稳”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8]。即使其后期脱离贫穷，也会出于预防心理而继续保持之前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于早期有过贫困出身的CEO 而言，贫困环境给他刻下的烙印会持续影响其后期的认知与行为，使其不自觉地将上述非理性预防观念带入到工作中来。如马永强和邱煜（2019）[5]的研究表明，贫困出身的高管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性格特征；刘振杰等（2019）[8]的研究发现，有过贫困经历的董事长任职的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更低；Feng 和Johansson（2018）[9]的研究证实，有过困难生活经历的高管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较高，财务策略较稳健。

对于有过贫困出身的高管来说，风险情景对其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风险较高的企业资源相对受限，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比较高，在此情景下，有过贫困出身的高管为弥补企业经营风险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就更有可能索取更高的经济回报[5]。尤其是在薪酬激励短期内难以调整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加大在职消费水平进行弥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a：企业经营风险会削弱高管贫困出身与在职消费之间的负向关系；

对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建设特色体系的思考…………………………………………………………………………李 军（3.69）

假设H2b：企业经营风险会强化高管贫困出身与在职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8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初始样本中所有*ST、ST 及金融保险行业公司样本；（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3）剔除数据明显异常的公司样本；（4）剔除了截至2007 年12月31 日上市不足一年的公司。最终本文获得2 044个样本观测值，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Winsorize 缩尾处理。其中高管贫困出身的数据通过手工方式收集整理，其他数据通过CSMAR、CNRDS 数据库获取。

（二）变量解释

1.被解释变量。在职消费（Perk）：本文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了测量，一是将管理费用扣除董监高薪酬和无形资产摊销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的剩余金额取自然对数（Perk1）。二是参考权小锋等（2010）[10]的研究计算超额在职消费（Perk2），如下：

其中Perkt 表示在职消费总额，为管理费用扣除董监高薪酬和无形资产摊销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剩余的金额，Assett-1为企业上期总资产，ΔSalest为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PPEt为本期固定资产净值，Inventoryt为本期存货总额，LnEmployeet为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我们对样本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所得到的因变量预测值表示管理者正常在职消费总额，实际发生的管理者在职消费总额与预期的正常在职消费总额之间的差额表示超额在职消费（Perk2）。

2.解释变量。高管贫困出身（Poor）：本文将出生于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的企业总经理界定为贫困出身的高管，贫困地区的界定以国务院扶贫办披露的贫困县名单为依据。贫困家庭以相关媒体报道的高管信息为依据，经过百度搜索、企业官网以及相关媒体网站进行手工核对整理。对于符合上述情况的企业高管，我们将其赋值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一是以研发投入（R&D）代表企业内部风险承担情况，即企业研发投资总额/营业收入；二是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HHI）代表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风险，即HHI 值越大，表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越小。

4.控制变量。参考孙昌玲等（2019）的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当年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Growth（（第t 年营业收入-第t-1 年营业收入）/ 第t-1 年营业收入）、董事会规模Boards（董事会成员总数）、董事会独立性Indepen（独立董事人数/董事总人数）、企业性质State（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大股东持股情况TOP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MShare（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高管持股EShare（CEO 持股总股数的自然对数）、高管薪酬Salary（CEO 薪酬+1 的自然对数）、高管性别Gender（性别为男性，取值为1，否则为0）、高管年龄Age（CEO 实际年龄的自然对数）、高管教育程度Edu（依照中专及中专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依次取值1/2/3/4/5）、高管权力Duality（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则取值为1，否则为0）、地区经济状况GDP（地区人均GDP 的自然对数），此外还控制了行业效应（Ind）和年度效应（Year）。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所示，高管在职消费的两个测量指标（Perk1 和Perk2），其均值分别为18.405 和-0.008，标准差分别为0.736和0.017，表明不同的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高管贫困出身（Poor）的均值为0.346，标准差为0.476，表明样本群体中有34.6%的高管有过贫困出身，其余变量情况如表1 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表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进行VIF 检验后，未经列示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1.05～2.16 的范围内，均值为2.66，即VIF 值远小于10，说明本文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可以作进一步检验。我们采用OLS 回归对假设H1a、H1b 进行了检验，高管贫困出身对其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见表2）（限于篇幅原因，未呈列所有变量回归结果，下同）。在（1）列、（3）列是未控制行业和年度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贫困出身（Poor）与在职消费（Perk）的估值系数均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2）列、（4）列加入行业和年份控制变量后，贫困出身（Poor）与在职消费（Perk）的估值系数分别为0.092、0.003，T 值分别为4.267、3.566，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有过贫困经历的个体在其生活条件改善后更有可能做出无节制的花销等非理性行为，即具有贫困生活经历的高管其在职消费水平更高，这也意味着高管贫困出身对其在职消费的强化效应得到了验证，假设H1b 得到验证。

表2 高管贫困出身对在职消费的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高管贫困出身与其在职消费关系是否会因为所面临的风险情境不同而发生改变，我们对假设H2a 和H2b 进行了检验。本文将样本以中位数划分为高风险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组（HHI=1）、研发投入较高组（R&D=1））和低风险组（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组（HHI=0）、研发投入较低组（R&D=0））。以为，在风险较高的情境下，企业的资源通常不会过于宽松，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资源宽松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有助于缓解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风险情境的影响作用

以研发投入程度为企业风险水平测量指标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在高风险样本组，贫困出身（Poor）与在职消费（Perk）的两个测量指标的估值系数分别为0.141（p<0.01）、0.005（p<0.01）；在低风险样本组，贫困出身（Poor）与在职消费（Perk）的两个测量指标的估值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为企业风险水平测量指标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在高风险样本组，贫困出身（Poor）与在职消费（Perk）的两个测量指标的估值系数分别为0.137（p<0.01）、0.005（p<0.01）；在低风险样本组，贫困出身（Poor）与在职消费（Perk）的两个测量指标的估值系数均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且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均表明，高管贫困出身对其在职消费的强化效应在高风险情境下更显著。假设H2b得到验证，即企业经营风险会强化高管贫困出身与在职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考虑到饥荒经历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剔除了具有大饥荒经历的高管样本，即删除高管出生于1958 年前的样本（见表4 列（1）～ 列（4））；二是改变自变量的测量方式为业务招待费（Efees），用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的业务招待费除以营业收入进出测量（见表4 列（5）～ 列（6））；三是虽然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贫困出身的高管，其在职消费水平更高，但我们仍需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采用Heckman 二阶段回归方法处理选择性偏差问题（见表5）。在第一阶段中，借鉴Lennox 等（2012）的做法，纳入了主模型的全部控制变量，对Poor 进行Probit 回归并计算逆米尔斯比（IMR）。在第二阶段中，代入第一阶段得到的预测值。

表4 稳健性检验

表5 Heckman 两阶段检验

本文通过以上稳健性检验发现，贫困出身的高管与在职消费水平依然显著正相关，其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近年来，随着媒体频频曝光的各种上市公司高管奢侈消费事件，社会公众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关注度日益增高，高管在职消费动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以2008—2018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了高管贫困出身对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依赖于风险情境而发生变化，研究发现：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会对高管个体产生烙印效应，有过贫困出身的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更高。风险情境会调节高管贫困出身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高管贫困出身对在职消费的强化效应在研发投入较高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研究启示在于，具有贫困出身的高管具有较高的时间贴现偏好和风险敏感性，高管早年的贫困生活经历会对其产生烙印效应。因此，企业应当充分考虑贫困出身的高管的心理特质，有针对性的通过薪酬结构和权力结构设计，来缓解其贫困心理烙印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尤其是当企业处于高风险情境时，应当及时优化此类高管薪酬结构设计，着重强化短期激励，以契合其贫困出身所有留下的心理烙印影响，进而缓解其在职消费问题。

本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本文在检验高管贫困出身与在职消费关系时，由于在职消费信息属于非强制披露信息，使得研究样本中缺少披露在职消费信息的企业样本；二是贫困出身的客观性与管理者当时的主观认知是紧密相连的，贫困出身是否真的能够形成贫穷的心理烙印，取决于个体当时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家庭经济状况与周围家庭经济状况的比较，以及个体的心理敏感性，即个体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当年是出于贫困生活状态的，但这些信息难以获取，后期可以考虑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