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刘雨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紧迫要求，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传统的TFP 没有关注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问题[1]，不能准确地描述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所以，为了持续推动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一些学者尝试在TFP 的测度中加入环境和资源的约束[2]，计量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来衡量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目前从区域视角来看，已有诸多学者研究了财政分权[3]、产业结构升级[4]、金融发展[5]等对GTFP 的影响，但是这些主要是从区域的政策、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而GTFP 增长的本质是由产业的投资所带动，GTFP 增长的真实驱动是来自于区域的产业投资和创新活动[6]。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建筑业的投资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成为了过去二三十年间推动中国城市前进的重要的产业投资，但是建筑业本身却是一个高投入、高损耗、高污染的行业，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在促进区域基础设施的改善，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进步的同时，还造成了地区的能源消耗及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加剧，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影响区域的GTFP。建筑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对区域的绿色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大，但是现在学者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目前主要从外部视角来看，如研究政策、金融环境等对GTFP 的影响，而从引起区域GTFP 本质增长的产业驱动视角方面的研究不够；另一方面是建筑业对区域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投资对区域经济绩效方面[7]，而这种绩效的度量并没有考虑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建筑业投资对GTFP 的影响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及程度是我们有待于研究和明确的问题。

中国政府采用了各种政策去鼓励产业的转型，而建筑业在转型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深深地受到了环境规制的影响，环境规制能保证对建筑业的约束和制约，因此研究建筑业投资对GTFP 的影响不得不考虑环境规制在其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释和理解我国建筑业的投资如何促进区域GTFP 的增长。

本文基于2006—2017 年我国省级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了建筑业投资对GTFP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与已有研究对比，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延展：（1）从建筑业投资的视角，探讨了其对区域GTFP的非线性影响，探寻建筑业发展与绿色经济发展共存的最优路径；（2）引入环境规制这一制度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不同的环境规制制度对建筑业投资与GTFP的影响，寻求如何使环境规制在资源配置中施展出更好的作用，从而使建筑的发展与绿色经济发展更加匹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建筑业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建筑业投资和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长久均衡的关系[8]，建筑业投资对GDP 的增长贡献率高，但是建筑业投资与GTFP 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建筑业投资可以通过多个方面来影响区域的GTFP，既有促进方面，也有抑制方面。从促进方面来看，首先，建筑业投资区别于别的投资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特殊的投资属性。建筑业投资作为重要的投资形式，对经济存在较强的“投资乘数”效应[9]，经过首轮拉动和再次拉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推动消费内需。建筑业投资的增长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例如水泥、机械等产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员工收入的增加，从而促进本地消费需求的增加。本地需求的增加会使地区市场规模增大，加强企业引进更先进的技术、更节能减排的设备，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此外因为地区市场规模增大还会吸引更多的新企业的加入，推动企业推出新技术、提高效率进行良性竞争，进一步提高区域的GTFP。其次，建筑业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投资还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丰富的就业机会，促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聚，扩大了城市的人口和规模，人口的集聚更有利于节约成本去集中利用能源，降低能耗和处理污染排放等问题，从而提高区域的GTFP。最后，作为保护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离不开建筑业的发展，交通、通讯、园林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便于人口、信息、资源的传播发展，建筑业投资不仅带来了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和完善，极大地加速了城市化发展进程，还可以促使区域间资源优化、进而推动了区域的绿色经济发展，提高GTFP。

从抑制方面来看，首先，建筑业是一个资源高消耗的产业，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加快，建筑产业蓬勃发展，而每年生产建筑材料所需要的原材料，例如石灰矿石、水、沙等的需求日益增多，过度地开采造成了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退化，不利于区域GTFP 的提高；其次，建筑业也是一个消耗能源多的产业，成为我国仅次于工业、交通的第三大“能耗大户”，我国历年与建筑相关的能耗已达到全国能耗的30%～40%，并且建筑行业能耗总量仍逐年上升，成为抑制我国GTFP 上升的重要原因；最后，建筑业还是一个高污染产业，在建筑物的开发、利用和拆毁阶段中，会产生大量的副产物，就是常说的建筑垃圾，目前，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达到城市垃圾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绝大多数的建筑垃圾未经处理就被运往郊外或乡村，露天堆放或填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污染排放来说，在建筑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空气、水和噪声污染等，这些成为构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极大地损害了生态的平衡，严重制约着区域经济的绿色增长。

综上所述，建筑业投资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GTFP，但是影响程度的大小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不同水平的建筑业投资对区域GTFP 产生的影响可能也不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建筑业投资对区域GTFP 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二）建筑业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是当局以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为目的而对企业进行的一种控制和干预行为，依靠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建筑业作为传统的高损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必定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制约和影响，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对建筑业投资的发展模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并且影响着区域的GTFP。在过往的研究中，有将环境规制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有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别来进行研究，本文则按照环境规制的传导形式的不同划分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和行政型环境规制[10]，市场型环境规制是通过排污费、排污补贴、排污许可证等工具实现，是借助市场化手段激励企业将外部费用内部化，使企业具备一定的弹性，能够预防资源损害、降低环境污染，带动绿色经济的增长。行政型环境规制是我国政府控制环境污染最传统的方法，其特点是强制性，政府通过出台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对环境污染过程进行直接的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和事后补救，做到及时有效的环境保护。

对建筑产业而言，一方面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加剧了建筑业自身的成本，增大了政府对建筑业生产行为的约束，促使建筑业推行生产方式的改革创新，完善产品的环境性能，寻求变废为宝的新途径，激励建筑业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要求，环境技术的创新以解决污染排放的问题。市场型环境规制推动建筑产业寻求更高的能源利用率和更少的污染排放，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这一看法与“波特假说”相契合[11]，认为环境规制将会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提高绿色生产力和竞争力，抵消因征收排污费而增加的成本，有利于绿色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GTFP 的提升。另一方面，市场型环境规制还可以激发建筑业产生“竞争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实施能改变区域内建筑业的数量和规模，从而对建筑业产生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区域内的建筑产业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会通过相互竞争促使企业推行改革，提高效率，减少污染，最终达到提升区域GTFP 的目标。

而从行政型环境规制的角度来看，首先它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在不考虑执行成本的前提下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一方面我国行政型环境规制在制定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因地制宜，政府与市场信息不对等，无法顾及到所有建筑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治污效果并造成地方的资源能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行政型环境规制的制定并没有考虑到建筑企业的差异性，为了达到同样的环境准则，不同规模的企业所需的成本是不同的，这样会给边际成本高的企业造成负担，而边际成本低的企业又不能发挥最大的环境治理效果，从而不利于区域的GTFP 的提升。其次行政型环境规制的实施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建筑业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但是建筑业投资是一个投入与风险并存且回报周期很长的领域，巨额的环境治理投入可能会使当地政府为了保护财路反而变成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不利于绿色经济的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建筑业投资对GTFP 的影响受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

H2b：建筑业投资对GTFP 的影响受行政型环境规制的负向调节作用。

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一）测算方法

Chung 等（1995）[12]提出了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但是它却不能解决可传递性、可加性以及线性规划无解等问题，所以，Oh（2010）[13]建立了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法，从全局的角度来解决以上的缺陷。而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解释了径向模型对无效率的度量没有涵盖松弛变量的问题，并且将非期望产出的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其中，所以，本文最终采用基于SBM 的GML指数法测算各地区的GTFP，GML 指数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GML 指数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于1 表示其在增长，等于1 表示不变，小于1 表示下降。进一步可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技术进步指数）。

（二）数据选取

测算GML 需要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3 类指标。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能源投入。资本投入沿用了学者张军等（2004）[14]的永续盘存法对各省份的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得出以2006 年为基期的各省份资本投入的数据；劳动力投入采用各省份的年底从业人数来度量；能源投入采用各省市换算为标准煤后的能源消耗总量来衡量。期望产出为各省份的实际GDP，并运用各省份的GDP 平减指数调整为2006 年的不变价格。非期望产出的选择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看法，如选用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选用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5]等。因为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目前我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所以二氧化硫、COD 和氮氧化物等陆续成为节能减排目标关注的污染物。其中，二氧化硫和COD 自十一五规划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我国测算各地区污染排放的重要指标，受到国家的严密监测，与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所以，本文选择这二氧化硫和COD 作为指标测算非期望产出。

（三）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所选指标，采用MAXDEA 软件测算我国2006—2017 年省级GML 指数，可以看出，2006—2017 年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为1.045 5，年均增速为4.55%，说明在过去十年间我国GTFP 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而从分解项来看，绿色技术效率指数和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几何平均值分别为0.999 7 和1.045 8，绿色技术进步的变动与GTFP 发展趋势接近，说明绿色技术进步是GTFP 增加的主要推动力。这样的结果符合我国目前所走的绿色转型道路，说明绿色转型是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内在需求，并肯定了绿色技术水平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按照经济水平发展差异可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可看出在2006—2017 年间，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但东部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区域；从分解指数来看，东部、中部、西部的绿色技术效率值相差不大，而东部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却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区域。所以表明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地区的GTFP 增速差异主要是来自绿色技术进步的不同，东部是我国经济最具有活力、开放度最高的地区，给技术进步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各类人才、知识、资金等资源要素向这里聚集，使得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领先于全国。从各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看，在2006—2017 年间，全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速最大的三个省份为山东、江苏和广东，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全国只有西部地区的宁夏和新疆两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年均增速小于1，新疆是因为绿色技术效率下降而拖累了GTFP 的增长，宁夏则是需要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来改善GTFP。

上述结果和前人的研究大体呈现相同的趋势[15-16]，均显示我国各地区GTFP 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涨幅最显著，绿色技术进步推进了GTFP的增加，是促使经济增长和实现环境质量提升的主要途径，而绿色技术效率的普遍低下则是造成了我国GTFP 增速缓慢的主要原因。由于本文选取了二氧化硫和COD 两个受到国家密切关注的污染排放要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的测算指标，使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具体国情，更具有研究价值。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文研究，本文构建了建筑业投资影响区域GTFP 的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lnGTFP 代表GTFP，lnCI 代表建筑业投资，Xit代表控制变量，β0代表常数项，下标i、t 分别代表各研究对象代码和年份，μi、φt分别表示控制了地点和时间，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研究建筑业投资与GTFP 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Z 为本文选择的调节变量，其他变量与模型（1）一样。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本文选取我国2006—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对应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为了使数据量纲级统一，本文对无单位型变量如GTFP，总量型变量如建筑业投资进行取对数处理，对于比率型变量如研发强度、对外贸易等采用原始数据。

表1 2006—2017 年中国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数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nGTFP）。由于GML 指数为GTFP 的增长率，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得到实际的GTFP 数值。本文令基期2006 年的GTFP 为1，2007 年实际的GTFP 用2006 年的GTFP乘以2007 年的GML 指数，以此类推可得2006—2017年每年的实际ln的值。

2.解释变量：建筑业投资（lnCI）：采用各省份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现一个地区建筑业投资的力度或强度。

3.调节变量：市场型环境规制（ER1）：目前对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度量方法分歧不大，一般采用排污补贴、排污费[17]表示。考虑到中国实施征收排污费的时间较长，以及数据的完整性、可获得性，所以本文采用各省份排污费与GDP 的比值来表示。

行政型环境规制（ER2）：行政型环境规制主要是政府部门为了解决棘手的环境问题，通过行政立法和命令的方式来实施，学者对行政型环境规制的度量方法分歧很大，一般采用各地区环境法规个数[18]、“三同时”项目环保投资额[19]等。为了便于更加完整地反映现实情况，本文采用各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GDP 比值来表示。

4.控制变量：除了建筑业投资和环境规制两个要素以外，影响GTFP 增长率的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本文选取以下五项作为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RD）：采用各地区研发经费与GDP的比值来表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能够提高生产率，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科技活动规模、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会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影响GTFP。

对外贸易（TRA）：采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 的比值来表示。对外贸易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生知识溢出利于GTFP，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贸易以初级产品为主，高技术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够，使GTFP 受到抑制。

城市化水平（UR）：采用各省历年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表示。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地区基础设施逐渐完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城市的集聚效应有利于集中处理环境污染。

政府干预（GOV）：采用各省历年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表示政府的干预能力。一方面政府采用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弥补市场的不足；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中，政府不能具有充分的信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会造成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非建筑业投资（lnFCI）：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差值来表示一个地区的非建筑业投资，其他投资也会影响到地区的GTFP，控制此变量可以准确显示建筑业投资与GTFP 的具体关系。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建筑业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豪斯曼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建筑业投资对GTFP 的影响，并同时对时间和地区进行了控制，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一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建筑业投资与GTFP 显著负向相关（bf=-0.054，p<0.05），建筑业投资的平方项与GTFP 显著正向相关（bf=0.009，p<0.05），H1 得到验证，建筑业投资与GTFP 呈现U型关系，说明在建筑业投资较低时，资金投入不到位并未产生规模化生产，建筑业资源的浪费大，污染控制不达标，阻碍了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这种结果和建筑业发展的现实情况相贴合，建筑业虽然作为城市投资的主要动力，但是在投资较低时，建筑业的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从发展质量来看，对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一种低质量的增长，无益于GTFP 的提升；而在建筑业投资程度较高时，大量的资金投入可以更好地实施技术改革创新，产生规模经济，达到地区的资源优化，并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规模化的发展、创新的拉动，使建筑业逐渐转换为精细化发展模式，对经济的增长才是一种高质量、良性的增长，从而促进区域GTFP 的提升。模型二到模型五依次减少控制变量，对比减少控制变量与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知，依次减少控制变量后，建筑业投资与其平方项的系数估计值在符合和显著性方面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印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3 主效应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方面，研发投入与GTFP 显著正向相关（bf=0.247，p<0.001），说明研发投入促使产业推进技术改革、进行升级改造，引领经济的前进。对外贸易与GTFP 负向相关（bf=-0.337，p<0.001），说明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外贸易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以初级产品为主，依赖低价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而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动力不足，不具竞争力，未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与GTFP 正向相关（bf=1.442，p<0.001），说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各类资源配置更合理，做到了污染的集中处理，提高了效率，改善了环境。政府干预与GTFP 负向相关（bf=-1.527，p<0.001），说明在自由市场中，政府对信息不能做出及时的处理、明智的抉择，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调配，所以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下干预了企业的发展，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不利于GTFP 的提升。非建筑业投资与GTFP 负向相关（bf=-0.113，p<0.001），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更多地依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所引起的增长，对环境污染严重，无益于经济高质量增长。

为了确保建筑业投资与GTFP 之间的U 型关系，本文采取Utest 法对其进行查验，结果如表4 所示，表4 表明两者的关系曲线在建筑业投资取值低值处的斜率显著为负（s=-0.0647，p<0.05），在建筑业投资取值高值处的斜率显著为正（s=0.0742，p<0.05），两者的关系曲线的拐点在lnCI=2.9667 处，属于自变量的取值范围（-0.579 8，7.033 0），同时Utest的结果也显示两者的关系曲线为显著的U 型（p=0.0194<0.05）。

表4 Utest 测试结果

（二）建筑业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5 为考虑了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六表示市场型环境规制对GTFP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f=0.447，p<0.05），模型七加入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建筑业投资平方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投资与GTFP 之间的U 型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bf=-0.056，p<0.05），H2a 得到验证。根据学者对U 型关系形状的研究[20]，当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平方项的交互系数小于0 时，调节变量正向影响U 型关系，曲线变得更平稳，交互系数大于0 时情况则相反，该结果说明在建筑业投资强度相同时，市场型环境规制越强的地方GTFP 越高，市场型环境规制弱化了建筑业投资与GTFP 的U 型关系，使曲线变得更平缓。模型八表明了行政型环境规制对GTFP 有显著的负向作用（bf=-4.299，p<0.001）。模型九加入了行政型环境规制与建筑业投资平方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投资与GTFP 之间的U 型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bf=-0.262，p<0.001），H2b 未得到验证，说明在建筑业投资强度相同时，行政型环境规制越强的地方GTFP 越高，表明我国有关环境的规章制度的实施，提高了建筑业的准入门槛，对不达标的企业进行处罚，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实现了地区绿色经济的增长。

表5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了我国2006—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讨了建筑业投资对GTFP 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建筑业投资与GTFP 呈U 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GTFP，行政型环境规制抑制了GTFP，两种环境规制都弱化了建筑业投资与GTFP 之间的U 型关系。

（二）政策建议

（1）我国GTFP 的分布呈现整体上升，局部增速不同的基本情况，GTFP 上升的重要途径是绿色技术的进步，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绿色创新，而在绿色技术效率方面我国还有待提升，通过挖掘现有技术资源潜力，积累经验、管理方式转变等方式提升技术利用效率，促进GTFP 的提升。

（2）建筑业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依旧很大，所以我国建筑业未来的发展仍要走规模化道路，进行供给侧改革，通过合并、兼并，关闭落后的产能和小的产能，通过规模化实现收益，并进一步加大对建筑业的投资，加快技术改革创新，发展绿色建筑、智能建筑来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使我国经济从低质量增长走向高质量增长，从而推动区域GTFP 的进步。

（3）我国目前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明显，应继续深化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改革，通过经济激励建筑产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研发能力，改善管理，降低污染，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发展绿色经济；继续提高行政型环境规制的稳定合理性，制定与建筑产业特性相匹配的规章制度，增加行政型环境规制的可操作性，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实现绿色经济发展与污染控制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