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的判断鲜明指出了我国当前阶段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与变化。自1979 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连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逐渐放缓，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这一转变的原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在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着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所未曾有过的困难。一方面是人口集中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交通拥挤等不经济性。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想要迈入发达国家之列，对于资源、生态环境等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与变化下，中国经济要发展，过去以往通过高投资、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扩大内需，走“高质量发展”模式。

二、相关研究现状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了经济研究热点之一。有学者从价值角度展开，指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1]。也有学者认为，高质量发展从收入上说也是“实现公平的发展”[2]。高被引、高下载的相关研究文献中较多是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研究、路径研究、测度研究等[3-10]，除此之外，也有从环境[11]、国有企业[12]或金融[13]等角度出发研究高质量发展。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收入差距方面，认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人为本，讲公平正义，缩小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消费差距[2-11]，但是更进一步论述收入差距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与意义的研究较少，仅有1 篇[14]。因此，有必要从收入差距视角进一步分析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收入差距视角分析，高质量发展实质是较快经济增长与适度收入差距相结合的一种均衡状态。如果收入差距很大，即使经济增长很快，这并不是高质量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较小，而经济增长却很低，这也谈不上是一种高质量增长。因此，只有适度的收入差距和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的均衡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增长。进一步深入考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互影响，才能更深入说明基于收入差距视角的高质量发展内涵。

三、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相互影响

（一）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排除物价影响后，人均实际GDP 的增加。回顾经济发展历史，自1978 年来，中国人均实际GDP 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因果关系来看，他们可能是其他一些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使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到收入之间的差距。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有些因素可能会使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例如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转移，这种转移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抑制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些因素则会产生不同影响，他们在促使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例如城市化。一方面，城市化带动了诸多产业的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房价上升带来的资本性收入，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可以发现，不同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对应关系，两者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收入差距表现出先增后减的性质，也就是“倒U 型”曲线。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较低，经济增长也比较低。这说明一些影响因素在抑制收入差距上升的同时，也抑制了经济增长。就此而言，造成低收入水平的较低收入差距的因素可能并不适合经济增长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就效率与公平角度来说，党和政府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经济也在大规模增长。但是较高的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边际倾向递减规律表明，较高的收入，其边际消费倾向不高。而消费实际上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不足，也影响了生产的扩大，甚至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整个社会收入差距越小，则消费量越高，则生产也扩张。总的来说，较低或较高的收入差距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只有适度的收入差距才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生产函数为Y=F（AN，K）。收入上升取决于三大因素的变化，分别是：技术水平、劳动力和资本。因此，研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就有必要研究收入差距与技术进步、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二）收入差距与技术进步

新古典模型认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只取决于技术进步速度与人口增速之和。假定技术进步速度为g，人口增速为n，也就是长期经济增速y=g+n。这是经济整体的增速，而人均产出增速则为g。在微观领域，技术进步首先是从企业开始，扩展到行业，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技术进步有多种情况：节省单位成本、增加单位产出或者产品性质变化更具备竞争力。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节省单位成本与增加单位产出的技术进步实质上也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了变化。更少的可变成本推动了更多的不变成本，也就是同样的劳动力推动了更多的不变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的技术进步，给企业带来了超额利润，增加了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收入。这方面马克思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这种技术进步必定会带来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工人的收入分化。同样，技术进步也会让劳动力的收入出现分化。新技术部门的劳动力同未运用新技术的部门劳动力相比，有着更高的工资。假设有两个企业A 和B，他们生产同样的产品价值M，这个产品价值，包含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以及剩余价值m。A 企业因为技术进步，生产同样产品价值M 的可变资本减少为v1，不变资本c 不变，则A 企业资本家获得利润为m+v-v1。同B 企业资本家相比，A 企业的资本家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更高的收入，差值为v-v1。因此，技术进步会带来同行业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所需的可变资本的减少，因而也就是更少的劳动力需要，仅仅就A 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变化而言，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也会扩大。拿A 企业的劳动力与B 企业的劳动力对比来看，因为更少的劳动力推动更多的不变资本，相应的劳动力工资也会更高。因而，企业之间对比来看，技术进步产生了企业之间劳动力工资差异。由企业扩展到行业也是类似。

上述已经说明了技术进步会产生收入差距，不仅仅是工资性收入之间，也包括资本性收入之间以及工资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之间。收入差距又是否会影响技术进步呢？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可能更多要求固定资本的增加，那么扩大的收入差距情况下，以资本性收入为主的较高收入者，他们有着更高的储蓄倾向，似乎更加有利于资本的集中，更加有利于投资的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差距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三）收入差距与资本集中

资本在集中过程中，形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马克思说过，“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劳动的专门技能，劳动者的专门技能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这种专门技能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15]。具体来说，是生产资本的扩大造成了资本的集中，并且使得工人的劳动更加简单，加剧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扩大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鸿沟。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16]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使资源配置优化。竞争包括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生产商品的生产者，他们之间的竞争是成本竞争、质量竞争。在竞争中，成本更低的商品按照反映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商品价值的商品价格出售，生产者也就获得了超过其他生产者的利润。因此，也就形成了生产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增长，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过程。生产资本扩大，也是资本的集中。换句话说资本的集中，也是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是经济的增长。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仅仅简单地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更通过信用制度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社会闲散资本再集中，“信用制度的发展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而不再留在各个资本家手里；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17]。因此，信用制度的集中效应进一步不仅扩大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马克思具体地描述了收入差距的产生以及扩大的过程：“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第1 册第24 章）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18]阶级性的收入差距的产生条件，首先是资本的产生。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分离，产生了只拥有劳动力商品的工人无产阶级和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并没有直接参与生产劳动获得收入，而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获得了收入。这种收入远远超过了出卖劳动力商品的工人收入。由此，也就产生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马克思将资本集中描述为不间断的过程，在他看来，最终的结果是资本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情形下，资本越集中，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

（四）收入差距与生产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经济社会处于低收入差距水平的低收入状态。在这个时期，经济社会面对的是生产、消费都不足的情形。生产不足，也是生产资本不足。因此，此时无论是资本家与普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并不高。

马克思也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也就是在协作劳动时期，此时可变资本推动的不变资本较少，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同大工业时期相比，此时分工程度并不高，作为劳动力商品买主的雇佣劳动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表面上看来他们仅得到了一份收入，因为他们不需要给自己支付工资，但实际上，这份收入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他们通过占用工人剩余价值所获得的，另一部分是他们由于直接参与生产劳动所节省的可变资本。马克思曾指出，他们直接参与生产劳动是因为他们通过占有剩余劳动所获得的价值并不能弥补其个人生活资料消费，因此他们必须有一部分要直接参与生产劳动。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收入构成等于剩余价值加上劳动力价值，由于此时他们占据剩余价值并不是很高，因而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并不是很大，经济社会的整体性收入差距也就不是很高。

随着生产资本的扩张，经济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主要是外延性扩大再生产，占据剩余价值的群体人数也越来越多，收入顶端的资本家所占据的剩余价值也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同步上升。

（五）收入差距与消费

上述分析已经指出，低收入水平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生产资本的扩张，也是资本的集中，同时伴随的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随着资本不断集中，资本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随着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一些因素会抑制这一扩大倾向呢？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卖而买，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商品必须进入流通，否则资本家就不能获得利润。流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马克思指出，“这一循环①“这一循环”指的是模式为W-G-W 的商品资本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19]。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只有得到了消费才能使得资本得到循环，才能使再生产得以进行，资本家也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单一的资本家可能会意识到这一规律减少生产，但是整个群体的资本家却不可能意识到。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他们的一部分商品得不到卖出时，才会迫使他们减少生产。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消费不足，则一部分资本循环终止，最终反馈到生产，以部分商品毁灭为代价继续商品资本的循环，也延续了生产资本的循环。又是什么因素抑制的消费的增长呢？或者说使得消费没有跟得上生产的上升呢？答案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同资本家相比，劳动者的数量众多，也是市场消费的主体。由于生产的商品量快速上升，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的收入却没有很大的提升，由此形成了消费低于生产的状况。前面已经指出，随着生产资本的扩大，占据剩余价值的群体人数也越来越多，收入顶端的资本家所占据的剩余价值也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们的收入实质是剩余价值。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越来越多被资本家拥有，相对而言，劳动者自身拥有的那一部分表现为工资收入的价值也就越来越少。因此，同生产的总的商品价值相比，劳动者用于消费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这也就造成了消费的上升始终跟不上生产的上升。

因此，收入差距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方面，过低的收入差距抑制了投资的形成，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带来消费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消费的增长，而且也会产生种种社会稳定问题。由此看来，只有适度的收入差距才是合理的。适度的收入差距，要求能够有利于投资的形成，不能以抑制投资来作为限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手段。同样，也要求有利于社会长期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是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循环，马克思认为，生产与消费是辩证的关系：“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20]”因此，生产不足，消费不足，都不利于经济增长。投资直接形成生产。经济增长包含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同时增长，收入差距通过影响投资进而实际影响生产，以及影响消费来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不论是过低的收入差距还是过高的收入差距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只有适度的收入差距才能促使长期经济增长。这也就是基于收入差距视角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四、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按照库兹涅茨的“倒U 型”曲线理论，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会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由表1 可知，自2008 年后，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大幅下降。有学者认为这已经说明了中国的收入差距越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也有学者利用其他调查组的收入差距数据发现，开始出现下降的年份并不是2008 年，而是自2012 年开始[21]。

表1 基尼系数与人均名义GDP

但是，目前测度收入差距的数据来源都是以住户调查为主，而调查可能缺失高收入人群的相关数据。这些高收入人群数据的缺失会影响到收入差距的测度，使得最终计算的收入差距指标例如基尼系数等不准确，甚至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罗楚亮等结合了福布斯排行榜以及胡润排行榜的顶级富豪的收入数据，研究发现，在加入了这些数据后，重新计算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变化，并且全国基尼系数下降的趋势也有了改变。

这种收入差距指标不准确构成，既有样本偏差方面的原因，也有测量不准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组结构变化所导致。样本偏差，也就是高收入人群考虑时间成本、效益等等因素，在选择样本时更加难以覆盖等比例的高收入人群。测量不准除了是被调查人员不愿或者隐瞒一些收入情况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隐性财产性收入甚至没有被调查户自己所注意到。比如，房屋价格上涨时，虽然调查户没有买卖，但是涨价时形成的隐性收入也应当被计算在调查户收入内，这种隐性收入应当算作财产性收入，通常难以被调查户和调查人员所注意到，但却是最终形成财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收入组结构变化也是造成指标不准确的原因。例如低收入群体占比上升，在计算收入差距时可能得出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如果收入组前1%群体的收入占比上升，也就是收入极化加剧，且没有被调查到的话，那么最终形成的事实可能是相反的。

我们将收入群体以20%为一组进行分类，如表2 所示。

表2 全国居民收入按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计算高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可以发现，与基尼系数下降呈现出相反的变化。在2015 年后，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2018 年更是达到了接近11 倍的差距。这种变化与之前一些基尼系数的变化正相反。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否真的在缩小，需要深思。

五、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阶段，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上升，虽然增速下降，但经济增量依旧处于世界前列。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不仅仅是要促进量的扩张，还要促进质的提高。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整体性收入差距依旧过高，2018 年，高收入户（前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后20%）的10.97 倍。在同样的总收入下，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社会群体对于收入的追求动力，也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进而使得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应当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强政策的再分配作用，促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促进资源要素流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四个方面入手[14][22]。

城乡收入差距过高是造成整体性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2019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 021 元，依旧远远低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42 359 元，城乡收入比为2.64。因此，缩小整体收入差距，必须要继续大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同时，继续大力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缩小城镇与乡村收入差距。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产业角度来说也包括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农业要加强投入，提高产出效益，同时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等措施多方位提质增效。

再分配政策是政府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实际意义有削高和补低两个方面。削高，也就是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等累进税收政策，其主要目的是抑制过高的收入。但是，现阶段，中国税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占比较低，没有像国外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由个人所得税占据主体。因此，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再分配作用有限，难以限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中国缺乏财产税等限制资本性收入的手段，面对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房价上升等就显得作用有限。补低，也就是通过财政补贴、低保等手段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或者降低低收入群体享受公共服务的成本。通过加强政策的再分配作用，能够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这样更加能够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例如，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高额的教育费用，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收入难以通过教育得到快速的提高，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继续陷入代际贫困之中。因此，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政府促进教育均等化，减少低收入者享受教育的成本。对于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也一样，非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缩小收入差距，要促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才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资源配置效率对于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有重要作用，“如果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流动不受限制，那么，最终资本和劳动力的收益都应该相等，即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要缩小收入差距，离不开促进资源要素流动，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能够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使生产要素流向效益高的生产部门，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因此，努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