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康宁

王中秀主编《黄宾虹年谱长编》，荣宝斋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艺术史是“为人之学”。正如历史学家沃尔什所说：“个人是一切历史叙述的永恒对象。”

巴特菲尔德说：“历史事实根源于人类的存在。集中在个人日常生活上的微观探索是历史学赖以建立的坚强基石。”所以，人物研究必须以年谱为基础。年谱可以为散漫无归的史料找到各自的坐标，让零碎的材料相互联系。前段时段看到谢泳为《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写的序，说：“相同领域，相同人物，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甚是在理。

今年艺术史领域最为重要的年谱著作无疑是荣宝斋推出的《黄宾虹年谱长编》，这是王中秀先生的遗著，是他一生心力所聚。对中国艺术史来说，黄宾虹的重要是不待多言的。

2005年，王中秀先生曾经出版过八十八万字的《黄宾虹年谱》，以纪念宾翁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八十八万字，体量不可谓不大。然而，中秀先生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焚膏继晷，继续埋头搜集新资料，考证推敲每一则材料的年代坐标。这次新出版的《黄宾虹年谱长编》“除改正个别系年错误”，“改正了百数十处误植他人臆改外，增补的二十多万字，大都是新史料，以及必要的‘会说话’材料说的话”。

年谱编写，除了材料搜集之外，还有两个拦路虎。其一，相关人物的考证。有些与谱主有密切交集的人物并非声名显赫，有的甚至籍籍无名，但他们都是谱主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对了解谱主的交游和日常生活状态极为重要。拂去岁月的尘埃，追寻历史上的失踪者和无名者，既可以加深对谱主的理解，又可以发潜德之幽光。还有同名不同人的情况，在遇到相关史料的时候，都需要一一厘清。比如黄宾虹的朋友中就有两个俞剑华，一个是南社诗人，一个是画家、学者。还有两个张伯英：铜山张伯英，桐乡张伯英。诸如此类的例子，都是需要在年谱编撰中留意的。其二，材料时间坐标的考证。不是所有的史料都有明确的、一应俱全的年月日。建立分散材料之间的关联，细心寻绎材料的时间线索，是做年谱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比如在这部年谱中录有黄宾虹给龙榆生的两通信，信的末尾没有年月日。但是王中秀先生却根据《天风阁学词日记》的相关记录，为这两通信找到了时间坐标：1950年6月。

从王中秀2000年编写的《中国画名家作品真伪·黄宾虹卷》，不难看出长年的研究为他积累了丰富的鉴别经验。至少对黄宾虹的作品，他有着如炬的神目。所以，录入年谱的作品，选择都较为精审，而且能够有效地利用拍卖中出现的新材料。年谱编撰，与能力一样重要的，还有操守。记得前几年，某出版社推出过一本宾翁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年谱，就被业界视为当代《宝绘录》。如果没有相应的作品鉴别能力，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操守，做出来的年谱只会成为笑料。

与以往的宾翁年谱相较，这部年谱更加充实而有光辉。王中秀特别注重分析时代背景、社会思潮等各种因素与谱主艺术观念嬗变的关系。一些貌似无关的史料，通过他的精心安排，成为“会说话”的材料，不仅加深了读者对时代的认知，也有助于对谱主的理解，谱主艺术人生步向辉煌的内在理路和外在原因也昭然若揭。

据说每一座雄伟的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都只有八分之一。同样，年谱背后的工作量也数倍于年谱。年谱的主体部分的编写，据作者说整整用了十年，“掐指算算，暗自吃惊，不知觉间已经寒暑十易了。这十年，扣除一年修改出版，余下九个春秋，强半时光仍然在检索报纸中滑过。其实，又何止十年呢？早在年谱编撰之前，王中秀就开始了相关的准备工作，编《黄宾虹文集》，并陆续撰写了《黄宾虹十事考》等研究论文。鲍义来编的《汪世清书简》，收有给王中秀的59通信，始于1994年6月，基本都与宾翁研究有关。另据尤灿兄说，早在1991年的时候，他就写信给尤无曲先生，咨询与宾翁相关的讯息。即便是在年谱交稿以后，关于细节的增补和修改也未曾停止。据年谱责编席乐兄说，王中秀先生曾就年谱编辑工作给他发过六十通邮件。

这部年谱的优点，远非拙文可以穷尽。不过，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年谱中一些细小的失误，却有提出来探讨的必要。“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亦为读书一乐。

有一些是文字释读的错误。比如第3页，自用印文“甲子年乙丑元旦生”，就是延续了2005版年谱的错误，正确的释文应该是“甲子终乙丑年元日生”。第150页，江肇周题字“为树一家”，实为“自树一家”。

又有一些编写中的失误。如第935页，“在苏州国学专科学校演讲”，“苏州”应为“无锡”。第1245页，“广东李研山属画《快晴阁图》”，李氏斋名为“伫晴阁”，此处，王中秀先生注明是转引自黄大德的论文，实有重新核对原书的必要。

还有一些材料系年的问题。如年谱将为蒋叔南画的《仰天窝图》系于1929年“九、十月之际”，理由是“以同卷尚有刘景晨、马公愚书跋，分别为己巳九月、十月，当为同时所作”。此说不确，此卷见于京都国立博物馆2012年编印《中国近代绘画与日本》，共有四画二书。除黄画外，尚有其他三人作《仰天窝图》，分别是俞剑华（辛未夏五月作）、吴待秋（二十年春日作）、郑午昌（己巳冬十二月作）；二书，刘景晨、马公愚所作，皆非画跋，刘书录蒋叔南《仰天窝记》，马书录蒋叔南《仰天窝》诗。而辛未之夏，宾翁曾经在蒋叔南陪同下游历雁荡山，并宿于仰天窝。所以，此图系于1931年5、6月间更为合适。据研究白蕉的学者王浩洲兄告知：年谱中关于白蕉信件的系年也多有不确。他有专文辨析，这里就不赘言了。

宾翁如海，汪洋停蓄，深博无涯涘。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年谱，依然有增补的空间。横渠先生四句教里有一句“为往圣继绝学”。真正的学问，一定是可以不断增益生长的，唯有如此，才有“继”的必要。年谱编撰也是一场学术接力赛，接下中秀先生这一棒，继续跑下去，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借用海涅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亡的。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