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宜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侨寓广西桂林的田汉以湘北战事期间的桂林为背景，知识分子的家庭与恋爱生活为主题，从自然风景、情感生活、抗战革命三个层次赋予“秋声”新的意义，创作出中国抗战文学史上重要的话剧作品《秋声赋》。这部话剧以恋爱生活为镜，现实与艺术互为参照，不仅有代表性地还原了因战争人口流动而形成的抗战桂林文化城，还真诚地书写了一批定居桂林流寓之士的生活状态，他们渴求在家庭、情感与工作岗位的挣扎中，寻找有效的精神出路，获得重新塑造自我、发现世界、抗战革命的勇气。

关键词：田汉;话剧《秋声赋》;桂林文化城

“警钟一鸣，抗战发动，桂林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成为时代的宠儿。东南人士大量流徙的结果，无论文人墨客，官绅商贾乃至贩夫走卒，多数被桂林的山水吸引住了。大家视为福地，留驻下来。”①桂林这座以山水闻名的西南小城，凭借其在地理、交通、政治上的独特优势，在抗战时期成为抗战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被誉为“文化城”，同时，桂林山水也为大量流寓之士提供了身心栖息之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让田汉离开重庆经六战区到广西桂林，转入南洋。因局势紧张，田汉滞留湖南衡阳数月，其间杜宣由桂林拜访，谈起桂林的戏剧运动和文化界情况还大有可为，希望田汉赴桂加入由李文钊创办的“新中国剧社”。田汉赞同他的计划，“在西南，我们需要一个较能自主的有效率的民间剧团。”②1941年8月23日，田汉与母、弟、女一起乘火车抵达桂林，在桂林东灵街和施家园整整住了三年，主持“新中国剧社”的工作，开展旧剧改革运动。

田汉于同年12月在桂林创作五幕话剧《秋声赋》，12月28日由新中国剧社首演于桂林国民戏院，瞿白音导演，演出大获成功。话剧《秋声赋》以“湘北战事”时期为主要背景，知识分子的抗战工作与家庭恋爱生活为主题，其中四幕设置在带有浓郁“地方风味”的桂林，以漓江边的住所、环湖路宾馆和七星岩前茶座作为主要场景，“并以桂林特有的秋风秋雨秋声为全剧造成一种低沉压抑的氛围，映衬处在抗战相持阶段时剧中人的苦闷心情”③，展现了作家对桂林山水的审美感受。

话剧《秋声赋》是田汉创作生涯中重要的文艺作品。田汉在剧中不仅还原了抗战大后方独特的地理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还把现实困境中被撕裂的情感碎片投射在作品里，渴望拼凑出完整的自我，走出感情迷沼;更展现了战争的紧急状态，知识分子在祖国大地上被迫离散、不断迁徙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挣扎中重新投入抗战岗位的人生选择。田汉借欧阳修的《秋声赋》为引子，传递“今日之秋声”，他为自己，也为抗日战争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真挚发问：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

一  桂林“秋声”的文学表达

1941年“一个凄风苦雨的深秋之夜”，当时居住在桂林漓江桥畔桃园的熊佛西与妻叶子，经过中正桥和花桥，至桂林月牙山下东灵街田汉的住处探访。后来他在《南国剧翁田寿昌》中回忆：

一位诗人就着一灯如豆的微弱光线，伏在案板上写他的心声;一个天真活泼，大眼，苹果似的脸的稚子倚偎在他的身边，喃喃地念着欧阳修的《秋声赋》;一位白发慈祥的老人坐在熊熊的炭火前习习地抽着水烟。窗外沥沥的雨，凄凉的风，频频击着窗纸沙沙地响，炉红映着白发，幼童吐出幽扬的书声。——这是一幅如何富诗意的画景！④

熊佛西记录下的正是田汉在创作话剧《秋声赋》时的情景，田汉说：“我在写此时此地的秋声……你听：窗外的风声和雨聲，湘北战场频频传来的捷音，不是今日之秋声么？”⑤听完田汉充满感情地朗诵剧本，熊佛西回赠诗句：“名满天下田寿昌，箪瓢食饮写文章，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⑥桂林窗外特有的“秋声”——秋风、秋雨与抗战传来的胜利之音——激发着田汉自有的抒情气质，成为话剧《秋声赋》创作的艺术底色。

话剧《秋声赋》第一幕开篇响起《主题曲》，为全剧营造了情绪氛围，田汉从欧阳修《秋声赋》“欧阳子方夜读书，忽闻有声自西南来者”入笔进行改写，通过描绘桂林秋雨凄厉的萧瑟感，展现战争生活仿若楼台遭受风雨暴击般危急。而后笔锋一转，脱胎于欧阳修原文“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身处抗战时代的田汉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啊，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这股巨浪般的秋声正是民族翻身的豪迈宣言：“用铁一般的坚定从风雨中、浪涛中屹立起来。”⑦窗外桂林潇飒的秋雨不停，屋内田汉充满力量的抗战信念却无比炙热。他相信只要以坚定勇敢的心态面对眼前战争危急的“秋风、秋雨”，胜利的“秋声”终将到来。

第一幕的场景设置在漓江边七星岩景区中徐子羽的家。七星岩是抗战期间桂林最重要的天然防空洞和安全避难所，即使在日机空袭之时也能使人们较为安全地生活和工作，这也是许多文人在抗战期间选择迁徙桂林的重要原因。子羽之妻秦淑瑾与从昆明而来的老友黄志强对话，展现了抗战时期“山水甲天下”桂林的城市变化以及人们变化着的生活状态。虽然子羽一家居住在桂林山水的胜景之中，房子也来之不易，但生活还是笼罩在战争带来的紧张恐怖气氛中。漓江上船夫的号角穿过竹林丛丛踏窗而来，在秋风萧索里增添了悲伤。《漓江船夫曲》愈发渲染了战争时代百姓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来访的新诗人施寄萍问起黄志强对桂林的印象，黄志强称赞起桂林城市的文化状态：

黄志强：好得很。不要说桂林的山水了，我一到市内就看见许多新的戏剧上演的美丽的广告。一到书店，新出版的书报也是美不胜收。桂林文化界的活动真是蓬蓬勃勃的，不愧是西南文化的中心。

施寄萍：不过黄先生，桂林文化界的荣枯也跟桂林的天气一样，“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现在已经有些秋意了，你看见的那些都有最盛期的陈迹，就好比落花满地未尝不好看，其实春天已经过去了。⑧

田汉把当时桂林的社会文化氛围与独特的自然气候类比，引出政治环境的紧张导致文化界萧条的背景：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危急，一些文化人向香港或内地转移，曾经蓬勃发展的桂林文化形势受到影响，知识分子不仅在自然中，乃至在心情、生活与事业都上都感受到瑟瑟秋意。

全剧始终以桂林自然的“秋声”为背景。第一幕“已经有雨意了”“窗外雨打竹叶声”伴随着“江里水声和船户撑船上岸的号叫声”，在“雨声，虫声，水声，号角声”的背景音中，主人公徐子羽疲惫地归家登场，还要面对妻子秦淑瑾对恋人胡蓼红即将来桂林的质疑和愤怒，他无奈而痛苦，家庭的矛盾逐渐展开，“外面雨声，风声，水声，虫声，船户号叫声，风吹开了窗子一片落叶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⑨桂林的自然背景始终笼罩在舞台上，窗外的天气环境伴随着各路声音，叠加着人物的情感，不断恶化，直至两人情绪到达临界，争吵的爆发在悲风秋雨中更显得沉重而绝望。

屋内传来淑瑾的啜泣，“子羽也气极了，拖起木板鞋在房里走来走去，那的达的达的声音，就反映他心里的焦闷。”⑩此处木拖鞋的声响与房东太太来收房租时提到“徐先生有时候回来又晚，客人又多，又老爱拖着木板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11相照应，可看出子羽烦闷的心情持续已久。

他看到女儿大纯打开的国文课本，低声念诵书上欧阳修的《秋声赋》，感叹：“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河中船夫撑船上滩号声仍惨然入耳，他走到窗前展望暗黑的河上。）抗战也是这样的艰难的吧。”12此时，欧阳修的《秋声赋》既对应着徐子羽的内心挣扎，也与桂林秋夜惨苦的自然环境相呼应，他在情感纠结与深觉抗战艰难的感慨中入睡。话剧《秋声赋》的第一幕在“風声，水声，船夫撑船上滩号叫声”13中，幕徐下。“如果说辞赋《秋声赋》的‘秋声主要来自欧阳修的想象与虚拟，那么，话剧《秋声赋》的‘秋声，则来自田汉感同身受的具象……可以理解为话剧《秋声赋》所讲述时代、所描绘城市的‘和声。”14

第二幕发生在黄志强所住的环湖路某旅馆。“树荫中隐约可见桂林特有的锐角的山色。雨虽止了，但仍无晴意。”15“仍无晴意”四个字预示着恋人胡蓼红登场让子羽的心情既激动又难堪，他无法处理情感的三角关系。第三幕，“久雨新晴，朝阳射着丹枫。”16剧情设置在警报之后，避难人群聚集在七星岩前的茶座。在桂林的岩洞中，爆发了徐子羽和胡蓼红的矛盾，蓼红向子羽的女儿大纯示好受挫后，遇到了曾经在长沙救济过的难童，他们来自心灵深处的感恩，一声声“妈妈万岁”的呼唤，让蓼红突然醒悟，不再纠结于恋爱的“小圈子”，而是应该回到广大人民的抗战活动中。“秋风一阵，红叶数片纷纷飘下”，她起身捉住，“感于景物”，遂唱《落叶之歌》17

这首动人的《落叶之歌》在话剧《秋声赋》公演之后，广为流传于西南青年之中。歌词优美动情，把女性感情失落后的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微妙的感情通过桂林的山水景物勾勒出来。潇潇的秋风中，红叶纷飞，草木无情人有情，正如《昆陵潘氏咏相思江诗》所写：“江上秋风起白蘋，几篙细浪碧鳞鳞。怪他来往相思水，不送归人送去人。”18“相思”与“漓江”的名字引起田汉种种愁绪，便以两条河流类比三人的恋爱，也象征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第四幕场景发生在长沙，第五幕重回桂林漓江边徐子羽的家。徐母和淑瑾离开桂林去长沙后，家里显得愈发寂寞，“外面黄叶飘空，竹影横窗，比第一幕更带秋意。”19长沙正值“湘北战役”，子羽忧心，向友人打听三人下落。当得知蓼红和淑瑾在长沙携手救助和教育难童，并且奋勇杀死入侵家中的日本士兵后，子羽吃惊又敬佩，一时百感交集。在月光正好的中秋之夜，子羽继续赶写着剧本。“一阵秋云、水声、虫声、哭声，那石头般的男女发出夜莺般的歌声——唱《银河秋恋曲》。”20此时的“秋声”已经不像前四幕始终压抑人心般的惨淡零落，而是如秋风扫落叶般，象征着扫荡敌寇壮烈的愤怒与复仇。对岸街市灯光盈盈，鞭炮锣鼓声中传来“第二次湘北大捷”的欢呼与庆祝，胜利的“秋声”让人振奋，鼓舞着知识分子走出情感生活困境，坚守抗战革命岗位，向前迈进。

二  知识分子的情感“秋声”

话剧《秋声赋》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书写桂林山水与文化之“秋”，在写作过程中转而抒发知识分子情感境遇的“秋声”。“对于主人公徐子羽而言，他内心的‘秋声是战时文化界的萧条之声，是妻子秦淑瑾沉溺于个体小家的庸常之声，是恋人胡蓼红‘居然变成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变化之声。国事，家事，天下事;风声、雨声、读书声。国家风云，个人风月，‘秋声云集，让徐子羽不堪重负。”21

剧中展现的情感困境，发生在作家徐子羽与两个女人——妻子秦淑瑾和恋人胡蓼红之间。这种纠结的情感状态，实际上是田汉以自己感情经历为原型书写的，此时的田汉，同样置身于妻子林维中与恋人安娥的三角恋情中，苦不堪言。艺术创作其实是为内心寻路，为精神解惑的过程。田汉在《关于〈秋声赋〉》中这样阐释创作动机：

我们来的时候恰逢着桂林文化界摇落的时期，所谓“落花满地非不好看，但春天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期，我除旅中的寂寥感之外，还深深地尝着文化上的秋意。起先我想写一个剧本，从桂林文化的盛期写到它的萧条沉默，由此再给它们一些生气，预约一个前途。但在创作过程中我的计划多少变更了，成为目前这样的结构。22

艺术建立在扎实的生活土壤之上，却有自己蓬勃的生命力，从作者最开始的创作设想中生长成独特的样貌，最终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地展现出艺术家精神走向的作品。田汉在创作中投射了许多内心的挣扎、痛苦与反思，这种自我剖析式的创作是难能可贵的。田汉1941年12月24日回复阳翰笙询问话剧《秋声赋》情况的书信中，也阐释了故事内容的转变：

《秋声赋》原来的写作计划仅想表现桂林文化界由萧条而活跃的抒情诗的过程。但在写作过程中，把计划又大大地改变了。大体以湘北第二次会战前后在长沙、桂林两地引起的波动为背景，主要故事系写一文化工作者不肯以恋爱纠纷影响其报国工作，同时在报国工作中，统一了他们的矛盾。假使吾兄看了此剧，必能引起若干之实感与会心的微笑的，虽说我已经把其中的人物穿上了理想的外衣了。王尔德主张人生模仿艺术，真有此境，岂不甚善？23

在这一论述中，田汉认为《秋声赋》一定会引起了解自己感情遭遇的好友阳翰笙报以“会心的微笑”，同时提到王尔德的理论，生活模仿艺术，生活事实上是镜子，而艺术却是现实的。王尔德认为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艺术为生活提供了美的形式，培养人的审美志趣，进而影响生活本身。田汉当然希望现实生活的感情纠缠能如同艺术的剧情一般得以顺利解决。

在话剧《秋声赋》中，徐子羽与母亲、妻子秦淑瑾、女儿大纯在桂林生活，因为恋人胡蓼红的到来，家庭矛盾即将爆发。第一幕，子羽还未登场时，通过秦淑瑾与黄志强的对话，已经侧面勾勒出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状态，“跟了他这么多年，哪一样对不起他？他十年前入狱的时候，我还替他送过饭，又替他生男育女，临到这个时候他还要这样地害我”24，这些“妻子”对“丈夫”的相关控诉，同样被田汉书写在1948年1月发表于台湾《新生报》的文章《告白与自卫》里。在文中田汉还提到林维中不爱惜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创作自由，并举话剧《秋声赋》为其中一例，“抗战中我在桂林写《秋声赋》，主要表现当时政治低潮中知识分子萧索情绪，她觉得其中女主人之一有点像写她，便坚决阻止应云卫先生领导的中艺剧团在重庆上演此剧，虽经夏衍提议负责修改，她仍向应云卫说：‘要到剧场拼命。大家不堪其扰，只得作罢。”25以此种种，回应前妻林维中此前在台湾发表数篇“檄文”而掀起的情感风波。可想而知，妻子对自己的指责多年来在田汉耳畔、脑中回响已久，两人理想道路与情感生活的分歧与积怨也由来已久。

由此观之，这部艺术作品确实与田汉的真实生活有相似之处。在抗战时期，他把解决情感生活的路径投射到作品中，同时希冀自己能心无旁骛地投身于抗战文化工作。有此复杂纠结的感情生活背景，就不难理解创作话剧《秋声赋》对田汉而言的特殊意义。

在话剧《秋声赋》的第一幕中，作者通過黄志强之口抒发自己的心声：“夫妇间的事有时候也不能单凭世间一般道理，无非要至情相感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做艺术家的太太能有别人所没有的幸福，可也有别人所没有的苦恼，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26这番话阐释了“艺术家”复杂的艺术性格：情感丰富又不愿落人口实。艺术家的“理想”永远是既可以追随内心的真实情感，同时还能维持家庭的完整，担负起责任。在作品中，“田汉很诗意地化解了两个女人的矛盾，也很诗意地告别了十年之久的精神磨难。当然，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他的家庭悲剧不会因为一出《秋声赋》而结束。不过《秋声赋》终究是一部用苦酒酿成的话剧作品。他把个人情感上的纠葛放在社会历史的大潮中去解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的胸怀。”27

第一幕末，徐母从后房出来劝架，点明子羽想要安心革命必须先解决家庭问题，情感与家庭代表的私人空间与国家革命代表的社会空间被连接起来：

徐子羽：可是她也给了我许多障碍。她同我结婚以前，她允许竭力帮助我，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让我轰轰烈烈做些事业。可是在她同我结婚之后，她懈怠起来了，她没有能让我完全解除后顾之忧，实际上她时常就是我后顾之忧。

……

徐母：孩子，你错了。障碍了你的不是我，也不是淑瑾，而是你自己。 一个想做点事情的人要有担待。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全推在女人身上的是没有出息的人。你知道吗？28

徐子羽与徐母的对话直接展现出两人情感结节所在。子羽与淑瑾结婚时，认为她是一位有事业心，并且愿意支持自己文艺事业的贤内助，而在婚后的生活中，幻想逐渐破灭，感情逐渐失衡。但田汉深知“艺术家”身上的情感问题，正如同徐母所说，子羽恋上胡蓼红，而把感情的责任全盘归结于妻子淑瑾沉迷于家庭而跟不上自己革命事业的脚步，是不公平且没有担当的做法。

这部话剧作品的精彩之处，在于田汉如此真诚地几乎把个人情感生活中的痛苦、烦忧，家庭和事业的困境进行自我解剖，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在文字中、舞台上，他不惮于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不堪的生活情感和精神迷失，甚至，他刻意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的纠结混乱与懦弱。他想在书写中理清自己的思考与选择，试图寻找沟通家庭与事业，情感与理智的有效解决路径，通过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秋声”，求得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和解与共鸣。

这种探索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作品，知识分子的精神纠结蕴藏在一个“精彩的”、琐碎的家庭情感关系之中。子羽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处理好感情问题，让自己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抗日文艺工作。之前与两位女性同在重庆的生活是子羽痛苦的回忆，现在她们又聚集桂林，矛盾更加激烈，自己无力招架，处境便更压抑了。话剧《秋声赋》第二幕，徐子羽与朋友殷家桢的对话，把他在多角恋爱关系中徘徊而纠结、痛苦的心境表现出来：“记得在重庆的时候，我在爱情生活上，一个时期成了一个很可怜的存在。不，简直成了一个皮球，让她们踢过来，踢过去。”29

胡蓼红来到桂林后向子羽展现出狂热的爱恋，却让本来就压抑于淑瑾的子羽愈加烦闷。使他钦佩、能分担烦忧与寂寞的胡蓼红，现在竟变成了“恋爱至上主义者”，岂不是同淑瑾把自己局限于家庭一样，也陷于“小圈子”。看到一位文艺工作者、革命者把自己的精神领域缩小至两人的恋爱园地，子羽感到失望，在七星岩拒绝了胡蓼红希望带他和大纯一起去南洋的提议。子羽说：“你忘了我为什么开始对于你感兴趣的。因为你在当时我所有所认识的许多女性中间，算是头脑最清醒的。你常常肯为大众的利益着想。为了大众的运动你常常把自己的饥渴也忘了，甚至生命危险也忘了。这在其余的女性，包括淑瑾在内，都不大做得到的……可是这些日子呢……你的聪明才智似乎不再专用来争取大众的解放，而主要的是用来争取我的爱，这一个变迁太大了。”30

子羽希望淑瑾和蓼红都能走出恋爱的小圈子，也迫切地希望自己能获得冲出恋爱困境的力量，他得出了恋爱原则，找到了感情的出路：“谁能始终给大众以幸福的，谁一定能给我以幸福。”31换句话说，子羽理想的伴侣必须与他一样心怀国家，并且在抗战中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同他携手从情感“秋声”走上抗战革命之路。

三  抗战岗位与胜利“秋声”

话剧《秋声赋》书写着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困于家庭、婚姻、恋爱的挣扎，他们渴望走出精神困境，坚守工作岗位，期待抗战胜利的呐喊，是田汉赋予“秋声”的第三层意义。

抗战时期，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强烈的不安全感笼罩着人心，知识分子能够坚持立场，在自己的岗位做好应尽的职责，不是容易的事。在话剧《秋声赋》中，这群被作者用心塑造的知识分子，并不像大多数抗战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典型人物，有着永远乐观的勇气和坚决的斗志，他们代表着在战争中会忧郁、迷茫、痛苦的大多数普通人。在重温某一时代的文学作品时，多方面的精神生长应该被关注和重视。“《秋声赋》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对人物丰富复杂感情的刻画，从人物心灵深处的微妙变化中写出时代的足迹。它没有正面描写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和硝烟弥漫，也没有正面表现文化战线上的艰难曲折和拓荒创造，而是在人的‘感情生活领域里写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32

在战争背景下，每个人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各不相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也尤为显著。他们的挣扎与选择，成为作家们反思经验与创造艺术的主题，而人物对精神出路的找寻与探索也蕴含着作家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期待。田汉在《关于〈秋声赋〉》中提到作品的主题：“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每个人都能集中力量于抗战工作，我们要清算一切足以妨害工作甚至使大家不能工作的倾向。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可议之处都很多，但本质上都很善良。我仍没有把他们的性格把握得更深刻。我已经很久不写剧本了，最初不过想帮帮新中国剧社这一些青年朋友们的忙，但因此将年来所感的若干部分一吐为快，也真是很幸福的事。也就证明帮人家就是帮自己了。”33

对于当时正处于灵魂苦闷期的田汉而言，如果说他的经历情感是生活真实，那么《秋声赋》里徐子羽的生活就是艺术真实，而《秋声赋》的话剧形式沟通了生活与艺术两个维度的真实。虽然田汉的情感生活最终并没有像《秋声赋》般获得一个理想化的解决，但里面的每个人物都寄予了田汉深深的情感与希望。“田汉不是不知道知识分子的缺点，但他总是从理解和尊重中批评他们，并为之指出应走的道路——从‘小圈子跳到‘大圈子里去，即投到救国的大事业中去。”34

在话剧《秋声赋》的第二幕，黄志强与徐子羽讨论了何为抗战时代知识分子最适当的岗位。黄志强认为作家们最大的任务应该是唤醒全国民众，从国民意识里肃清许多中国民族的缺点，子羽却笑话志强“发国难财”。战争中，物质与精神的选择常困扰着知识分子，黄志强放弃了政治与文艺，作出了经商这个让自己在战争中生存得更好的选择，内心却羡慕子羽一直坚持在抗战文艺的工作岗位上。在第三幕中，王梦鹤、邱小江、杨去非等人纷纷埋怨在战争时期当文人“吃不饱”，应该从事更为实际的技术工作，子羽虽从来不后悔自己的职业选择，但是也忧郁地理解了古人之言“识字为忧患之初”。反而是胡蓼红的回答更为乐观爽朗：“我主张要识字才能知道忧患是打哪儿来的，也才能知道怎样去解除这些忧患”35。各人得有各人的岗位，他们心中有挣扎、后悔、不安，也依然要在战争的混乱中选择生存方式，知识分子渴求找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

蓼红陷入恋爱后，变得卑微甚至失去精神独立的光彩，忘记了当下的抗战局势需要每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的每一分努力。在岩洞避难时，蓼红听到大纯转述秦淑瑾对她的评价：“这个女人若是把她的心思都用在艺术上去也早成功了”36，她的心震荡着。从爱人子羽和大纯处受挫的心，在难童们认出自己，拍手欢呼着“妈妈万岁”的声音中，觉醒了。个人的情感痛苦在抗战特殊年代不再、也不应是自己唯一关心的事。她看到了个人生活之外的知识分子责任：更广阔的世界、更需要关怀的人民。这一声声纯真的童音，如同“秋风”吹散了胡蓼红的痛苦和纠结。她主动请缨前往湖南抢救难童，重回满目疮痍的战争前线，为孩子们奉献自己的真心。在《落叶之歌》“秋声”阵阵中，“从大众中生长的，应回到大众之中。”37

胡蓼红重回抗战岗位，还以真诚的心影响了带着徐母回到长沙的秦淑瑾。在第四幕中，两人奇迹般地和解了，“好得和姊妹一样”，奔走在湘北战争的前方。蓼红告诉淑瑾，子羽对其不满意是因为她在结婚之后，丢弃了工作，尽顾在家庭琐碎中间把自己的精力、生命、前途，甚至爱情葬送了，所以她希望淑瑾能协助自己教育救助难童。淑瑾在抗战事业中成熟，和蓼红携手保护彼此，开枪击毙闯入家中的日本士兵，徐母也不甘落后留下来工作，“她们正在加紧收容难童，蓼红整天在城乡奔走，淑瑾守住那些孩子们念书做工。她们真是名副其实地做着广大受难儿童的妈妈了。”38

她们的作为感动并感染了周围的友人。黄志强亲眼看到敌人的残暴和军民的英勇抵抗，陷入自我反思：“我想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我们在拼命地想做生意、发国难财？”39于是，他捐钱保育战区儿童，让徐母做保育院院长。之前后悔没有考军校的新闻记者邱小江也觉得与这几位革命女性相比，自己实在惭愧。殷家桢提到，明天有一个文艺家团圆会，桂林文艺界太沉闷，应该热闹一番了。

看到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子羽心中感慨万分，对胜利的前景也愈加有信心。在《银河秋恋曲》的歌声中，父女激动地感受着“庆祝第二次湘北大捷”“中华民族万岁”等胜利“秋声”。全剧落幕于此。从凄冷惨淡的深秋瑟瑟，到喜迎大捷的振臂狂欢，“秋声”始终流转在话剧《秋声赋》之中，既是背景也是线索，“秋声”把桂林自然的地理空间、知识分子私人的情感空间与抗战革命的社会空间打通了，作者的生活经验与艺术创作连接在一起，知识分子体味着桂林自然的“秋声”，挣扎着呐喊出情感与精神的“秋声”，呼唤着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秋声”早日到来。田汉把人生道路的复杂风景投射至作品里，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拨开坚强的身份躯壳，袒露柔软又脆弱的个性，这是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必经之途。抗日战争时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流寓在破碎的祖国土地上，书写着关于血与泪、爱与恨的种种面目，寄托着生命之“秋声”。抗战时期的桂林为话剧《秋声赋》留下了别具一格的时空注脚，反之，文学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时空留下了“声音”。

注释：

①18顾震白编：《桂林导游》，大众出版社1942年版，第2页，第29页。

②田汉：《新中国剧社的苦斗与西南剧运》，《田汉全集·第十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页。

③丘振声：《桂林山水诗美学漫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④⑤⑥熊佛西：《南国剧翁田寿昌》，《山水人物印象记》，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第106-107页，第107页。

⑦⑧⑨⑩11121315161719202426282930313536373839田汉：《秋声赋》，《田汉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第261—262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59页，第272页，第272页，第273页，第295页，第322页，第348页，第369页，第254页，第254-255页，第269-270页，第281页，第305-306页，第306页，第299页，第310-311页，第322页，第366页，第366页。

1421黄伟林：《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经典之作——論田汉话剧〈秋声赋〉》，《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

2233田汉：《关于〈秋声赋〉》，《田汉全集·第十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7页，第368页。

23田汉：《田汉全集·第二十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25田汉：《告白与自卫：答林维中女士的公开信》，载《周末观察》，1948年第3卷第5期。

2734董健：《田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430页，第433页。

32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启动基金项目“抗战桂林文化城地理空间与文化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YQNQD0050）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