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昭河，袁君丽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性别红利与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性别红利理论自2010年由劳动经济学家卡门·佩吉斯和发展经济学家克劳迪娅·佩吉斯提出以来，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并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和政策实施的要点。杨云彦等教授指出性别红利理论具有宏微观两个层级的概念内涵。从宏观来看，性别红利指女性通过更高的社会劳动参与率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微观层面上看，性别红利指女性社会劳动参与会提升其家庭地位，从而使其获得更大的家庭决策话语权，会加大后代的教育支出、家庭成员的健康改善、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1]同时，学界对性别红利与人口红利及其关系进行了研究。都阳指出，现阶段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持续减少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进一步推动了劳动供给形势的变化。[2]石智雷等也在研究中提出，在人口红利式微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双重作用下，性别红利无疑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的推力。[3]但是，陆杰华在分析我国性别红利的过程中发现，现阶段我国性别红利的释放也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4]需要积极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提供性别红利持续和大量释放的机会。

(二)女性劳动参与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

女性劳动参与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最早始于Mincer，[5]他对美国的实证分析发现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丈夫的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也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总体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