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婷 徐花

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兴起于17世纪，伴随着欧洲人对包括音乐在内的所谓异国文化产生的兴趣，与民族学的状况相似。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以古典进化论为代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为其在音乐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在诸多因素的驱使下，19世纪80年代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直至20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名称才被固定下来。在5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音乐学从研究世界诸民族的传统音乐扩展到研究音乐文化;从一门采用民族学的方法研究音乐的学问到以音乐为手段达到人类学研究目的的一门学问;从关注自身文化传统的使用、构建来研究音乐到通过音乐行为来阐释隐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从最初单纯的“对声音的理解”延展到“对产生音乐的全过程的理解”的复合型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在复杂环境、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对于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构建的方向”是我辈学者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阐释——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例》（下文简称《民族音乐学理论》）一书是赵书峰教授五年学术成果荟聚之作，于2018年6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全本分上、中、下三篇，洋洋洒洒20万字，针对民族音乐学进入新纪元后其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新视角及当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新定位等，以纵横捭阖之态进行全方位的剖析。赵书峰师从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教授，作为年轻一代民族音乐学中的佼佼者，在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大环境学术背景下，另辟蹊径主攻21世纪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建构与应用，十年间近70篇期刊论文的刊载量，可见其学术实力不容小觑。因此，在收到专著时笔者也是一气呵成通读到底，漫步书海之中吾辈后生感触颇多，些许拙见与之共享。

一、“合纵”：21世纪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的构建与转型

1980年6月“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顺利召开，拉开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序幕，在四十年的学科发展中先后经历了“学科名称之辩”（即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侧重转换”（即汉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音乐-文化孰轻孰重之论”（即音乐本体/音乐作为文化）等等学术热点讨论，从建设之路的舶来品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名家林立、成绩斐然。但在民族音乐学以共时性、活态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现状下，学科却不得不总是面对来自史学界的质疑，即“民族音乐学学科缺乏历史性研究的问题”。且进入21世纪，追踪学科史的发展及走向历史的田野成为自我反思的热潮。

首先，《民族音乐学理论》上篇布局可谓迎难而上，分别以历史民族音乐学—互文性研究—口述史研究直击当下民族音乐学无史可追的研究现状。早在英国学者理查德·魏狄斯1992年发表《历史民族音乐学》1一文起，就已经开始提醒人们关注文化变迁过程。进入21世纪，历史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属于民族音乐学下属的一门分支，也可以被称为是学科中的“新史学派”。在文中作者强调对当代音乐文化共时与历时的研究，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提出了“文本的历史化”和“历史的文本化”两个观点。基于当下“以史观史”的反思研究样态而言除了作者以外，还有《什么是历史民族音乐学》（薛艺兵）、《历史地阐释：民族音乐学之历史研究》（齐琨）、《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项阳）等文中都有独到见解。为了让民族音乐学历史性的研究，在当代学术背景的衔接中更顺畅，且更为名正言顺，作者以仪式音乐的研究为中间介质，借用西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艺学理论——“互文性”理论概念，来书写仪式音乐文本中“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前者理解为执仪者心中长期形成的一种完整的固定模式文本，且把它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的仪式音乐文本;后者是一种动态的、当下的在场文本构成，它是执仪者和观众共同发挥构成的一种仪式表演文本3。笔者认为在两种仪式文本中，综合前述两种理论与方法，即“可读的历史文本”与“可写的当下文本”应该是对作者前期强调历史民族音乐学在当下运用的最好诠释。而在学科构建溯源的过程中，作者提出将历史学中的分支口述史研究，并入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以解决当下对于无文字、少文献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寻根溯源的可能。进入21世纪，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业界被广泛关注，并逐渐形成对乐事、乐人的口述访谈，即原始资料文本历史记忆重构的“音乐口述史”研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音乐口述史是否能作为音乐学下属的一门独立学科，至今在学界还是有待商榷的，有甚者对于口述音乐史料的真实性也是有所质疑，而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包括作者在内的同仁，则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运用到我国当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

其次，作者关注当下民族音乐学传统理论与方法的转型发展。田野考察作为民族音乐学老牌方法论，以观察者反复经验与量化标准的实际操作方式而在学界个案研究中广泛应用。那么作为实践性方法的田野考察在当下是否有再书写的必要？文中作者以一章的篇幅再议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的新路径，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纳入田野的范畴中，对比分析传统田野考察在音乐行为的描述、记录中对于研究主体性的忽视。在现代化转型发展中音乐事象处于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而田野中对于“人”的精准追踪与互动，有助于“地方性知识”的获取，以便了解当地文化内在语法的结构，书写具有意识的、深描的音乐民族志。而在构架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作者提出民族音乐学研究走向一种“历史的田野”的倡议，针对以往多关注共时态性质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强调以历史性观念与思维重新审视田野中的音乐行为，在记录文化表征、文化隐喻的同时更要关注音乐表演过往的历史变迁构成轨迹4。而在民族音乐学本土化转型中作者以“跨界·区域·历史·认同”四个词囊括當下学界研究的热点。从近十年来看，学界在跨界与区域音乐研究领域上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果，从“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会议的顺利召开，再到各地高校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如“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湖湘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燕赵音乐文化研究所”等机构的纷纷挂牌，体现出以地缘空间为单位的整体性理论思考的方式。而此研究视域与德国传播学派可谓异曲同工，F·拉策尔、弗·格雷布奈尔等人也曾主张试图从地理条件的角度，把各地文化特质标注在地图上，试图寻找各地文化特质的相似形态，推测他们历史上的联系1。除此外，当今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许多传统音乐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尤其是城镇艺人对于自身文化身份改变所引起的焦虑与怀疑，如何让艺人接受当下的意识观念及认同自身文化身份的改变与重构，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难点。而关于音乐与认同的研究美国民族音乐学界早期关注较多，如西蒙·弗雷兹2及蒂莫西·赖斯3等等都论及，而在中国真正掀起学术热潮是2017年7月以内蒙古艺术学院举办的 “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会议为序幕，至此后在学界形成了以杨民康、杨曦帆、赵书峰、魏琳琳、胡晓东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音乐认同研究小组。在以社会转型化为背景的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中，针对作者提出的四个研究点，笔者认为“跨界与区域”更多是从地缘因素的基础上串联学科本身从单点到多点研究的转型与过渡;后者“历史-认同”则对应多元化社会发展下音乐事象对自身多重文化身份的再造及打消艺人对于所处环境下自身多重文化身份的顾虑与怀疑。

综上所述，从上篇的整体布局来看笔者用了先秦“合纵”一词，即体现作者在写作中“以史为骨、借古观尽”的历时-纵向聚合方式，以民族音乐学当代反思学科史为由，阐述学科历史性研究的可能性。同时在当下相互交错并呈现立体多维的复杂环境中，传统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转型升级，新的学术热点与视域层出不穷，而赵书峰教授在总结近20年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始终认为只有“走向历史的田野”才是民族音乐学当下及未来的主要研究轨道。

二、“连横”：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新论

进入新世纪，民族音乐学在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相较于建国初期搜集整理传统音乐工作阶段，到80、90年代侧重于汉族传统音乐的研究，至本世纪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已经进入了系统的学理阶段。同时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杨民康）、《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以西南地区或经典案例为中心》（和云峰）、《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赵书峰）、《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齐柏平）、《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张应华）等等。

在习惯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以个案为本的研究现状下，《民族音乐学理论》则对21世纪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出现的新理论与方法进行全景观式梳理，尤其是中、下两篇，主要持东西向“连横”视域，在学术上分别以共时-宏观/共时-微观的理论框架对学理方法论的运用、少数民族共性音乐文化概况及单个民族音乐文化现象等进行纵深阐释和探讨，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方法，丰富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视角，扩大了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尤其是作者聚焦于当下年轻学者的研究视角，以当代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反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民族音乐通史与断代史研究方向的缺失，在乐种研究中对于各族戏剧、曲艺音乐研究的薄弱，及在专题研究中对于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传播、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忽略，进而提醒后辈学者当下仍然存在许多学术盲点值得继续深挖。同时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以过去本质主义审视他者音乐文化价值的绝对主义性质的学术研究，已经被学界所诟病。作者更是以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学术观念的演变过程，即“中心论”（欧洲文化中心论——本质主义）到“文化多元性”（去中心论——反本质主义），阐明在当下的在国际化、全球化、城镇化等多重语境的影响下，各民族音乐文化间的频繁交流，致使其涵化现象加剧，1+1=N的反本质主义学术思考，才更能回应当下音乐文化传播、音乐文化变迁、音乐认同、艺人文化身份建构、移民音乐、离散音乐、音乐飞地等问题的研究。

“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立身之本，田野比天大”这是赵书峰教授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同时也是《民族音乐学理论》下篇瑶族音乐专题研究过程的真实写照。在对瑶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中，作者秉承着“走向历史的田野”，关注音乐事象当下的发展状态，而且对其背后的历史构成轨迹进行逆向思维考察与反观。回顾20世纪80年代，国内瑶族音乐研究从最初何芸、伍国栋、乔建中三位学者对湘、粤、桂地区瑶族民歌田野考察的报告式的研究，到90年代杨民康、杨晓等学者在田野基础上结合学术理念与方法论式的民族音乐文化比较性研究。进入21世纪，则更加注重结合人文社科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现代化转型、城镇化加剧、多元音乐文化的进入，以作者为首的大量学者以持反本质主义的研究视角，更为圆融的看待瑶族音乐文化的现代变迁。同时更加注重结合田野现场获得的书面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的考证分析，以达到再现“文化持有者”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样态。另外，作者文中也提到在当代的田野过程中也要学会甄别文献信息的可靠与准确性，《“认同的力量”/“逃避政治的艺术”——湘、粤、桂过山瑶音乐“族性歌腔”的文化隐喻》一文中，谈及书面文献体现撰史者受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及国家制度观念影响，所以当下的民族音乐研究中基于新历史主义思维的重要性，更需要关注到传统历史文献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撰写者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赵书峰教授自2008年入中央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对国内湘、粤、桂、黔等省及老挝、缅甸等国的瑶族聚集区持续长达11年的田野调查，仅以一人之力发表专刊《湖南瑶传道教仪式的音乐民族志考察与研究——以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愿”仪式音乐为例》《瑶族“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的互文性研究——以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愿”仪式音乐为例》等十余篇（核心）、专著《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与博士论文《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以瑶族还家愿与梅山教仪式音乐的比较为例》各一部，可谓是当下少数民族专题音乐研究中甚为高产的青年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瑶族音乐文化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

三、“多元视阈，纵横捭阖”：未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趋势

读文观今，中国有56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各民族因地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性，形成了本民族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政策的相继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民族间开始打破原生闭塞的生活方式，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交流，大量外来音乐文化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当地音乐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适应于当下发展的新型传统音乐文化意识观念。

首先，主体性的游移，民族音乐学对“人”的研究趋势。由于当代新型音乐文化意识观念传播的速度与范围，远远超过本土民间艺人的实践程度，在“水土不服”的状态下，导致民间艺人对其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怀疑。因此，当下民族音乐学对于“人”的研究至关重要，民间艺人的文化身份定位，往往会根据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等因素而产生一种“我是谁”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身份的缺失或文化不确定性的深刻焦虑，导致了艺人“混杂性”（hybridiyt）身份1的自我定位。如文中在“音乐与认同”研究、“跨族群音乐”研究、“瑶族音乐专题”研究中，也反复强调对于乐人文化身份构建过程的关注。其实自民族音乐学建科以来，对于强调“人”的研究不绝于耳，我们经历了“民族音乐学请将目光投向人”到“民族音乐学如何将目光投向人”的转变。进入新世纪，民族、族群身份、跨界文化等议题异常明显，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文化身份的定位并不是个案问题，如何缓解当下民间艺人的危机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帮助跨族群衍生艺术品种证明“我是谁”，客觀接受文化转型趋势;同时平衡、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在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其次，民族边界的弱化，城镇群众文化艺术的兴起。民族边界弱化的主要因素是民族语言的流失。在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多为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状态，过去民族内部把是否会说本民族语言，作为划分族群内部人员的一项重要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自治区、州、县相继成立，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增多，官方语言和各地方言逐渐取代母语，族群标志性符号弱化。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规模进一步扩大，导致城镇居民结构重新洗牌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不仅要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同时要平衡城市新旧市民的关系、协调城市与民族文化间的和谐发展。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受众群体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具有大众化、多元化融合特征的新型“群众文化艺术”应运而生。它不以民族为界限，主要以各地城镇社区为单位，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導，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是一种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当代社会历史现象。因此各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将语言的共同性，元素的多元性，内容的新颖性，作为创作与推广的主题。催生出当下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新民歌、民族广场舞、民族流行歌、地区说唱音乐、城市音乐等等新型艺术形式。

置身于当下多重文化互动捭阖交错的社会背景之下，吾辈学者也常常会陷入研究语境错位之中，不免“乱花渐欲迷人眼”，因此对于学科理论观念的不断自省与反思，是笔者在阅读《民族音乐学理论》后最大收获与体悟。未来受全球化、现代化、后工业化、跨文化等带来的多元化学科视角影响越来越大，但民族音乐学对于“人”的研究及音乐文化趋同所带来的群众音乐文化研究，也将成为未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四、结语

综观全书，笔者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扎实深入的田野，以及反观自省的学科修养。美中不足之处，文中对于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涉及甚少，近十年来，应用研究在艺术领域使用的越来越广泛，尤其是文化的局外人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按照某种方案来改变传统，被应用民族音乐学者们称为“管理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然上述并不会掩盖本书所具有的前瞻性学术价值，本书以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当代发展为纵向线索，对应横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当代研究;以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后现代思维的转型发展，强调对某一民族音乐进行深入的田野与学理研究，“坚持对所研究地区音乐的再研究”何尝不是学界不断开拓与奉行的学术主旨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