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琳 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大学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西大学艺术学学术骨干，广西高校艺术招生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弦乐学会理事，广西音乐家协会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作曲家，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获奖者，广西“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活动主题歌《广西尼的呀》作曲。长期从事音乐教学、艺术创作和音乐文化研究工作。曾多次在国家级专业比赛中获奖，并代表广西出访世界各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文艺演出活动，荣获“最佳文化传播者”称号。

赵琳教授是广西大学艺术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副书记，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弦乐学会理事及广西音乐家协会理事。她创作了不少深入人心且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如《广西尼的呀》《深呼吸》《平安归来》《你好！同志》等。同时她还在学院担任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带着对赵琳教授成长和创作经历的好奇，在赵教授的琴房里，我们开始了这次访谈。

田昀艳：赵教授，您好！您是怎么对作曲产生兴趣的呢？

赵琳：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从小就接受艺术的熏陶。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外婆婉转的歌声陪伴着我的成长。而我的父母亲分别是艺术专业高校的音乐教授和舞蹈专家。父亲的琴声、母亲的舞姿，让童年的我对艺术充满了向往。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北京、上海来的客人，他们与父亲兴高采烈地谈论艺术，有时还一边讨论一边吹拉弹唱。父亲优美的琴声也在谈论声中起起落落。后来我才知道刘诗昆、王立平、李德伦、胡炳旭等这些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中国音乐圈中的名家大师。而他们也是父亲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和中央乐团的同事。在我还不到5岁的时候，就开始闹着要学琴。那时候的我还常常在父亲的琴声里学着母亲的模样跳舞。当时家里没有钢琴，我每天只能插空到教室里跟父亲学习钢琴。在我7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给我找到了一把很小的儿童大提琴，于是我便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开始学习大提琴。那时候的生活几乎是浸泡在音乐的海洋里，除了上课，余下的空闲时间基本上都在练琴。家里有一台唱机和许多五颜六色的唱片，我记得父亲总爱让我听那些非常美的世界经典音乐作品。很多时候吃饭睡觉唱片机都不停地响着，如今想来还真有点像现在咖啡屋背景音乐的味道。这些唱片陪着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随着琴艺的进步，我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在琴上进行“自创”，感觉像是在创作自己的无词歌。这种“自嗨”的创作时而还得到了父亲的鼓励。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也应该是对作曲最初的一种懵懂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由于长期在音乐海洋中浸润熏陶，培养了良好的音乐感觉，埋下了音乐创作的种子。

田昀艳：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作曲的呢？

赵琳：真正开始系统学习作曲技术应该是在我读研这个阶段。我附中和本科阶段主修的是大提琴专业。在我毕业留校任教后，每天接触的基本上全是外国的各类大提琴作品，虽然都是名曲佳作，但是中国经典的大提琴曲目却屈指可数，微乎其微。这让我为教学中缺少我们民族音乐作品而感到非常的遗憾。随着自己对音乐创作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的内心开始涌动着创作的热情。作为一名从小就生长在艺术世家，浸泡在广西浓厚的民族音乐文化中的音乐人，我渴望自己能创作出富有浓郁广西民族特色的音乐。这一种内心的渴望和强烈的创作欲望，使我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我希望那些萦绕在脑海里的儿时记忆变成一首首音乐作品，走进千家万户，唱响在音乐艺术的舞台。让大家听到来自壮乡的“天籁之音”，让更多人了解广西优秀民族音乐文化。所以在研究生阶段，我毅然选择去学习作曲，而不是大提琴。从此我拜师梁甫基教授门下，开始系统地学习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田昀艳：在学习作曲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特别难忘或者是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赵琳：有趣的事情很多，例如我刚开始学习作曲时就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觉得作曲不就是内心情感的一种音乐表达吗？所以说当时就是想到哪写到哪，拿起笔来，可以毫无章法，不受任何束缚随心所欲地从最低的一个音写到最高的一个音。什么主题、结构根本约束不了我。交给导师的第一次作业就把导师给看懵了，导师都不知道我到底写的是啥。在将近有一个学期的时间里，我是无所适从的，内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却不知道按规范该怎么去写，完全处于迷茫状态。好在十多年的音乐理论功底以及音乐童子功练就了我对各类音乐作品都有比较丰富的演奏实践积累，所有弦乐作品，例如室内乐作品、交响乐作品，在我的脑海里面它是有框架有形态的。所以经过导师的热心指导和自己对不同类型作品的大量分析和模仿，我慢慢地总算找到了作曲的路径。这其实是学习作曲必经的一段过程。

我记得第一首获得导师肯定的是一首小曲，因为融入了壮乡民族音乐元素而受到导师的好评，并被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音乐周报》和《音乐生活报》刊载。当时导师很开心，夸奖我终于找到感觉了，而且第一首作品就有了不同的创作新意，他很替我高兴。虽然作为第一首作品还有些稚嫩，但在后来我出版的作品专辑里，我还是把它收录了进来。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的是，在我学习作曲这整个过程中，我的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父亲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多年，后来作为音乐专家支边到了广西。父亲以其渊博的音乐知识，在我的音乐成长道路上给了我最好的教导和最好的指引。在我遇到问题时，他总是有问必答，答而精辟。当时虽然他很希望我在已取得优秀成绩，并获得全国同行们认可的大提琴演奏領域继续深造，攻读大提琴专业研究生，但是当我把中国大提琴作品尤其是广西大提琴作品稀缺的事实，以及我想创作中国大提琴作品的想法与他沟通后，我的父亲转而鼓励我学习音乐创作，并期盼我能将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升华为世界性的大提琴音乐语言，创作出自己的作品。父亲的支持给予我极大的信心与力量，他对我的诸多作品也给出了很多有益的指点，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成绩与他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田昀艳：那您的第一首作品的名字是什么呢？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首呢？

赵琳：这首作品对我来说，是我迈向作曲的第一步。研究生学习的三年中，我一边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作曲技术与作曲技术理论，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一边积极深入生活，到广西各地市村寨收集广西民族音乐素材。转眼三年就要过去了，我即将面临毕业作品的创作。作曲研究生毕业创作的作品类型、规模和时间长度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我记得当时毕业要求是要写一部不少于20分钟的管弦乐队作品。当时我选择了写一首带壮族风格的大提琴与交响乐队协奏曲，还愿了我学作曲的初衷。这首大提琴协奏曲我采用了多首广西壮族山歌为各乐章的主题素材，作品民族色彩浓郁，大提琴旋律如诗如画包含不同的演奏技法，管弦乐所运用的技法也让作品色彩层次更为饱满和丰富。全曲一共四个乐章。在创作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除了作曲专业导师给我的指正与帮助以外，我父亲就大提琴演奏技法以及在主题发展等方面也给了我很多的指点。作品最后通过MIDI制作与我的试奏完成。后来还请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配合录制了一稿，得到业内很好的评价。

记得当时我把这部作品交给梁老师的时候，梁老师非常开心，逢人就叫来听我写的作品。他说：“没想到赵琳毕业的时候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梁老师非常自豪，他觉得自己的学生在三年时间里能创作出这样高难度的完整的作品，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也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音乐创作的萌芽，也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田昀艳：从研究生学习阶段到工作以后，对于作曲的理念或者说对于作曲的理解，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赵琳：我认为我的创作理念始终是一样的，从我开始学习作曲，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即从小我对音乐的理解就是要用音乐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我觉得音乐是人类相互沟通的最好的语言，它简单纯粹，让人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更容易感动。而我最想用音乐语言表达的情感就是对祖国、对广西这片多情的红土地的热爱！一直到现在从事音乐创作以及从事教学科研等等，我的这个理念都没有改变。

我认为每一个人的作品应该都是这个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我们可以看看德沃夏克的作品，他的作品充满了他对家乡的思念。贝多芬的作品表达不屈于命运，跟他的人生经历是一样的。包括莫扎特、肖邦的作品，还有现代的一些作品，同样都是对情感或者对世界认知的一种表达。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是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种体现。能更多挖掘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砥砺前行的作品是我最大的心愿。

田昀艳：您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吗？

赵琳：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好像是在我参加全国比赛之前开的。我记得我先后参加了两次全国大提琴专业比赛并且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由于比赛设定了有相当难度的规定曲目，所以比赛前都要开专场音乐会，这种独奏音乐会对体力、能力、演奏技术、每个细节的处理等等都要求很高。音乐会要求比赛前在学校举行，这场音乐会领导很重视，自治区文化厅和学校的领导都来了，音乐会很成功，领导、专家们给予我很多鼓励。同时，这场音乐会也令广西的很多音乐爱好者耳目一新。因为那时候的广西，大家对大提琴的了解真是少之又少。这场音乐会正好做了个普及。我记得音乐会之后还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专门找我聊了关于学习大提琴的事情。

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及第二次参加全国专业大赛前也都开了专场音乐会。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个人独奏音乐会是后来去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那一场。那也是我至今为止难以忘怀、记忆犹新的一场个人专场的独奏音乐会。因为作为地方院校去到中央音乐学院的进修生，能够在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大礼堂开一场独奏音乐会，我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讽先生亲自给我的音乐会节目单题词，中央音乐学院最好的音乐指导老师王耀玲教授为我弹钢琴伴奏，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研室主任宗柏先生担任我的专业指导老师，音乐会准备过程中还由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前苏联大提琴家契尔沃夫给我上课。时至今日回忆起这场音乐会我还会心潮澎湃。因为这场音乐会的规格相当高，它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师生的赞誉。更因为这是对我多年学习所付出的努力的一个肯定，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场音乐会的节目单和录音。我觉得每一场音乐会都是自己学习的一个总结、一个提升和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开始，应该是这样。后来职称评定时也陆续开过音乐会和出过专辑。

田昀艳：那您有没有开过作曲专场音乐会？

赵琳：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没有举办过这类音乐会。

田昀艳：我们期待能有这样一次机会听到您的作曲专场音乐会。

赵琳：是啊，我也很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举办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因为作曲的音乐作品涉及到的面会更广一些。譬如要根据不同风格的作品，请各种唱法的歌手，合唱作品还得请合唱团，器乐类作品要请独奏演员，甚至还要请管弦乐队、民乐队等等。这样一来牵扯面太广，需要各个方面的通力协调合作。

田昀艳：能不能谈谈您的创作情况？

赵琳：说到音乐创作，我其实有一点遗憾。我刚才说我的初衷没变，的确我一直在写一些带有广西地域风格的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大提琴作品的创作写得不多。值得安慰的是虽然只写了不多的几首，但是这几首作品在业内获得了好评，并经常在国内外大提琴音乐会上进行演奏。然而目前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我的内心深处免不了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将来稍微空闲一点的时候，我还是会往这个方面更多地去努力。目前我觉得用歌曲去表达人民心声、讴歌新时代、弘扬中国精神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所以现阶段我更多的精力是用在创作歌曲上面。

田昀艳：您跟很多词作者、曲作家都有合作，跟他们的合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赵琳：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是我跟傅滔之间的一种既是合作又是相互挑刺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我们俩都是作曲的，经常会为同样的一首作品持不同的意见，然后两个人在那里争执，互不妥协，各抒己见，最后才达成共识，真的是挺有趣的，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一种快乐。广西的词作家我也合作过不少，比如说张名河老师、麦展穗老师等等，我们都有很好的合作。我觉得词作家对歌词的诠释会更透彻，表达更丰富，他们通过创作一首词来抒发深邃丰富的情感。我总希望自己能够用音符来升华歌词所需表达的精深思想和美好意境，完成歌词在音乐上的律动，为歌词表达的意境添砖加瓦。所以说这就需要下很多的功夫去琢磨思考，要用心用情用功来抒写作品，这样才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不易，但艺术的创作对我来说仍是一件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

田昀艳：您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具有广西地域风格的作品，比如说《广西尼的呀》《花背带》《深呼吸》《月亮出来亮光光》等。这些作品的成功，让您在广西的作曲界奠定了地位。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成功之后对您的影响？

赵琳：我觉得“在广西作曲界奠定了地位”这一说法，让我特别的惶恐。这几首作品在音乐创作苍茫浩瀚的大海中也只是沧海一粟。所谓“作品成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说法。我觉得每一首作品的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视频录制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幕后的编曲、录音、调音师等等都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我在作曲界奠定了地位，而是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成就了这些作品，是每一位参与者共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至于我的创作过程，我特别想说的是：民族民间音乐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对于音乐创作者而言，各地的民间歌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音乐素材的宝库。一个作品能流传下来，这些歌词和曲调里一定蕴藏了其独特的与美息息相关的元素。每一首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我对生活的体验与对音乐的积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绝对是至理名言。

我还须在创作道路上继续努力。我盼望大家齐心协力，创作更多扎根本土、深植时代、蕴藏浓郁的民族韵味的作品，并让这些作品走向社会，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舞台，让更多的人们能欣赏到更多的这个时代创作的优秀作品。

田昀艳：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广西音乐创作发展的情况，也请您谈一谈对广西音乐创作现状的一些看法。

赵琳：广西是个“好日子天天都放在歌里过”的地方。在这片蕴藏着丰厚优秀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多彩的民歌承载着浓郁的民族气息，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芒。近几十年来，国家和人民对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视，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进了音乐创作的中心地带。越来越多的体现时代性、饱含壮乡民族风情色彩的音樂作品纷纷亮相，从上世纪50年代的《刘三姐》到近些年的《八桂大歌》《新刘三姐》等优秀音乐剧，以及交响乐《海上丝路》、歌曲《壮族大歌》《喜鹊登枝》《连心歌》等等优秀音乐创作作品不胜枚举。这些作品音乐风格新颖，令人耳目一新，也将广西音乐创作的发展不断地推上新的高度。我觉得在每一个时期，我们的音乐创作者都在不断地努力，在不断地往前推进我们的音乐创作事业，百花竞放，硕果累累。我看到广西音乐创作正在持续地往“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这样一个好的势头去发展，不少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想法和更多创作的积极性，有了自己的追求，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也让我感到很欣慰。

田昀艳：您对广西音乐创作现状有什么看法呢？

赵琳：我觉得现在我们广西的音乐创作大家都有想法、有追求。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去推动广西优秀音乐文化的传播，创作出既保留民歌精髓又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的审美追求的，民族性、现代性与高度艺术性及鲜明独特个性融为一体的新作品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我希望我们广西的音乐创作者能拥有敢于尝试打破旧有规律的创新意识，用音乐来谱写时代风云，为党和人民提供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把音乐写得更好更美，提升到一种更新、更高的境界。

田昀艳：请您谈谈您的创作风格？

赵琳：民族文化是民族之根本，民族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广西少数民族音乐作为“文化广西”建设中的强势文化，既有区域特色又有民族风情，对广西的文化影响宽广深远。我一直在大力发掘及潜心研究广西少数民族音乐。我希望自己的创作风格更具民族特点，更贴近生活，更为人民所喜爱。建立自己独特而丰富的音乐语言，形成把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结合的创作特点，让作品与时代紧密相联，充分展现音乐的美妙与独特是我的追求，我将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努力。当然首先我要做到的是不断努力“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使作品更符合新时代人民的要求。

田昀艳：不断地努力，我想这就是您成功的秘诀。那么作为教师，您觉得教学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赵琳：作为教师我个人认为师德、人品及个人的修养、坚定的信念、渊博的知识，以及爱心与责任心都很重要。在教学中最重要的当然应该是立德树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田昀艳：您在教学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吗？能不能谈一下呢？

赵琳：教学中我遇到过很多开心的事情，特别是当我的学生们取得了好的成绩，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比如我的学生参加全国大赛获了奖，研究生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以及我们培养的学生们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努力的点点滴滴都会给我带来喜悦。当然，不开心的事情也是免不了的，比如个别学生不努力学习。大提琴专业学生不好好练琴，只是上课前摸一下琴就来，作曲学生不想去学习山歌、民歌，不努力深入生活积累素材，真是令我着急与焦虑，这是很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说兴趣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我多年的教学体会是如果能碰到对音乐有足够兴趣爱好的学生，那样的教学效果往往就会事半功倍。如果学生不喜爱这个专业，那么就算通过老师的引导和努力的教学，虽然会有一些成效，但也是事倍功半，毕竟他自己内心不喜欢。现在还是有些家长存在“先拿文凭”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其实家长应该让孩子们能够更自由地成长，去选择自己更喜欢的东西来学，包括我们所有的艺术专业，文、理、工科也是一样的，由心而发地去学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新时代的大学生生逢盛世，肩负重任，真的希望他们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田昀艳：据了解有很多学生特别是作曲专业的学生，特别关心您什么时候可以出版作曲方面的教材，您有这方面的工作计划吗？

赵琳：现在国内这方面的教材已经很多了，而且其中不少教材都非常严谨精辟，我觉得自己的经验远不如这些大师和专家们，在出版作曲教材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积累。希望今后有一天我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出版一本跟广西民族音乐元素有关的音乐创作教材。

田昀艳：您谦虚了。

赵琳：我突然回想起来，我父亲有不少大提琴专业的学生最后都走到了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也许跟我父亲在教学中反复强调音乐表现，注重培养以及提升学生的音乐感有关系。广西电视台的龙灿明导演、原广西文联副主席广西音协主席傅磬、现任广西音协主席黄朝瑞、作曲家唐力、李嘉等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学生。

田昀艳：这都是最初在心里面的一个萌芽。播下一颗种子，然后慢慢地等它生根发芽。

赵琳：对，这就需要用音乐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父亲不是作曲专业的，但是他的很多学生都在音乐创作道路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和他在专业教学中融入的内容有关。这也提示我们今后要更多地注重专业教学，要做到触类旁通，让学生能融会贯通，多方面发展。

田昀艳：近一个小时的聊天，围绕着学习、创作、教学三方面，赵琳教授侃侃而谈。通过谈话，我们了解了赵琳教授的成长经历和音乐背后的故事，对笔者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赵教授优雅的谈吐、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推广本土音乐的执著让笔者受到深深的触动。笔者记录了本次谈话的内容，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