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涵月，孙 慧，王 慧，辛 龙

（新疆大学a.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b.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一、引 言

以环境治理为抓手推动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在环境分权和经济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间逐渐形成环境规制“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并存的局面，加深了水平型环境规制执行程度的差异，由此产生地区间环境规制强度级差（张华，2016；韩超等，2021）［1-2］。在微观层面，环境规制强度级差的扩大成为污染密集型企业迁移的一个诱因；在宏观层面，地区间“污染避难所”效应和城市间环境规制“灰边效应”使环境区域性矛盾更加凸显，为污染协同治理带来了挑战（Fc和Ed，2017；徐志伟和刘晨诗，2020；秦炳涛和葛力铭，2018）［3-5］。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期间，将更加注重完善生态文明统筹协调机制，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区域治理效果，还应当关注治理的整体性、经济发展的系统性。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否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级差的影响？该问题的研究，能够为完善环境规制功能、协同推进污染防治、提质增效提供理论依据。

理论上，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遵循成本”假说认为，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将提高污染企业的环境合规成本，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波特”假说则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Ambec等，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