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贺斌

(集美工业学校，福建 厦门 361022)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最早出自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表述为 “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 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

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颁布的标准划分，人均国民收入在1036～4045 美元的经济体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4046 ～ 12535 美元的经济体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为4340 美元，首次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我国人均GNI 上升至10360 美元。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我国经济增速也不断回落，从2010年的10.3% 一度下滑至2019年的6.1%(图1)，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结构调整升级和增长动力转换进入攻坚阶段，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产生了一些悲观预期，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备受世界瞩目。 此时，从国际经验视角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进而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36 个国家的数据

文章选取二元选择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素进行全样本和分组实证研究。

(一)基于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为什么在众多国家之中，有些国家30～50年都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却能够一直保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顺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它们的不同命运? 在此，笔者选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1.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我们选择模型:

式中，

Y

取值(0，1)，0 代表发展中国家，1 代表发达国家；

X

是一个向量，包含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如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服务业比重、城镇化率等。

文中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包括以下变量:固定资本形成率(ZB)，劳动人口比例(LD)，高等教育入学率(JY，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服务业占比(FW)，城镇化率(CZ)。 选取了36 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20 个，发展中国家16 个。 选取的发达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士、瑞典、韩国、乌拉圭。选取的发展中国家有: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牙买加、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罗马尼亚、南非、泰国、突尼斯、土耳其。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以上36 个国家1990～2019年的相关数据。

2.实证结果

从回归结果( 表1) 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因素中，固定资本形成率(ZB)、劳动人口比例(LD)、人力资本水平(JY)、服务业占比(FW)和城镇化率(CZ)这五要素均起到正面作用。 固定资本投资(ZB)、服务业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

表1 二元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注:、和 分别表示10%、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 ) 中是标准差。下同。

变量 选取的36 个国家参数估计结果资本形成率(ZB) 11.65706 ***(4.390613)劳动人口比例(LD) 4.069886*(3.076001)高等教育入学率(JY) 3.57056**(1.421476)服务业占比(FW) 29.3188***(5.120891)城镇化占比(CZ) 15.86349***(4.296519)

(二)基于分组的实证研究

为了进一步比较各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笔者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分析。按之前的分组，仍旧选取1990～2019年数据。 本文的样本是面板数据，Hausman 检验显示用固定效应模型比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所以此处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回归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ZB 2.699448***(0.232677)3.712524***(0.5239484)LD 1.390724***(0.3878015)1.740228***(0.5274722)JY 2.240785***(0.1557161)0.9923409***(0.0873677)FW 1.860879***(0.2753986)3.904007***(0.4214878)CZ 3.754704***(0.3436401)3.534211***(0.4709849)

由表2 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固定资本形成率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 在中等收入阶段，固定资本形成率每提高1% 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2.7%；而在高收入阶段，固定资本形成率每提高1% 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3.7%，推动力更加明显。

(2)在中等收入阶段，劳动人口比例的回归系数是1.39；而在高收入阶段，劳动人口比例的回归系数是1.74，对经济的促进影响更大。

(3)在中等收入阶段，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 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2.2%；而在高收入阶段，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为0.99。

(4)在中等收入阶段，服务业占比每提高1% 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86%；而在高收入阶段，这一因素的作用非常明显，回归系数大幅度增加，为3.90。

(5)城镇化率对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 在中等收入阶段，城镇化率每提高1% 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3.75%，而在高收入阶段，回归系数为3.53。

三、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特别是2000～201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9.26%。 然而，我们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需疲软，也凸显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回落，2019年GDP 增速为6.1%，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是新问题，也是新机遇，这意味着以往经济增长的因素也会发生改变，会体现出不同阶段不同的增长动力。 下文将从跨国比较的视角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固定资本形成率

从回归结果看，固定资本形成率这一指标对经济的贡献度还是比较大的。 然而，从国际比较的数据看，近年来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一直在40% 以上，2019年16 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水平为25% 左右，20 个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平均水平为20% 左右，相比之下，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率已经非常高。 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一般是先上升后下降，而且新常态下我国抚养比不断提高，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固定资本形成率会不断下降，对经济的贡献也会不断降低。 所以虽然短期内要重视投资的作用，但是从长期看，还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国外需求疲软背景下，应重视培育国内消费需求。

(二)劳动力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廉价劳动力成本可以吸引外资，也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一大竞争优势。 然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不断下降，老龄化日益严重。 据统计，我国65 周岁以上人口数量从2000年的8821 万增加到2019年的17725 万人，相应的老年抚养比也从9.9% 上升到17.8%。近年来，我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不断提高，从2010年的34.2%上升到2019年的41.5%。 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化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向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模式转变。 2014年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0.06%，已超过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减速的老龄化水平。 目前，我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不断消失，增长动力不断减弱。

(三)人力资本

从人力资本这一指标看，在选取的36 个国家中，2019年16 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平均水平为40% 左右，20 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70% 左右，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2019年为51.6%，相比之下，虽然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大大提高国民素质，对培养高科技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由于存在 “后发优势” ，可以简单地依靠低成本、简单模仿来竞争，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就必须走依靠高新技术竞争的道路。

从模型的回归系数看，发达国家的回归系数相对发展中国家比较低，笔者认为，这表明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要重视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是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以后要更加重视教育的结构和发展均衡，比如像瑞士、德国、卢森堡等国家一样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技术工人从而提高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率。

(四)服务业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从结构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 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十分明显，特别是发达国家，服务业的贡献度更大。 2019年中国的服务业比重为53.9%，而选取的16 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平均水平为60% 左右，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平均为70% 左右，中国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新常态下，政府必须压缩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降低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的需求都会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 “退二进三” 大有可为。

(五)城镇化

从城镇化指标看，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十分明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提高很快，2019年达到60.6%，但在选取的36 个国家指标中，2019年16 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率平均水平为65% 左右，20 个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80% 左右，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是偏低。城镇化是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消化过多的工业化产能，农民市民化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会产生巨额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这一点，对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发展尤为重要。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高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力密集型领域，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真空状态。 实证研究表明，固定资本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服务业水平、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对经济发展因素的实证和对中国目前所处阶段的分析以及国际比较，笔者认为:①固定资本投资是当前经济发展不能忽视的，但是不能作为长期发展动力。 ②我国的人口红利不断消失。 ③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常态必须大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重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同时也要重视教育结构的调整，要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齐头并进。④服务业和城镇化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这将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