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 超，尹 港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正面临巨大的转变。 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失去其经济驱动力，经济结构亟须调整，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甚至遭受到下行压力。 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20年5 月13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正式提出要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于企业家座谈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并进一步阐释这一新发展格局。

以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本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是学界对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基于要素比较优势首先融入全球化生产，随后通过 “出口中学” “技术外溢” 等机制产生价值链攀升动力，实现后发优势。 传统的经验分析和理论模型也都证明产品内分工对一国参与国际贸易有益，例如有利于提高各国的生产效率和收益，压缩各国生产成本，通过技术扩散实现 “干中学”。 而一直以来基于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一具有 “出口导向” 特征的发展方式确是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法。 这破解了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国内需求和技术水平不足的条件约束，给中国经济带来快速的发展。 然而，长期囿于以低劳动和资源要素成本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给我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制造业 “低端锁定” 的现状。 即这一嵌入方式使得我国制造业长期处于生产过程中增加值较低的环节。 根据大量的案例和信息，陷入 “低端锁定” 已经是毋庸置疑。 我国被迫接受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嵌入价值链后无法得到技术升级。 大多数研究表明，融入产品内分工对本土企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效应非常有限。 姚洋和张晔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提出随着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发展出口加工业，自身技术水平反而有所倒退。 在此背景下，找到合适的双循环发展格局迫在眉睫，因此，本文试图结合 “内需—出口” 理论，使用WIOD、UNCTAD 等数据库构建相应指标，在实证层面验证这一理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是什么造成了 “低端锁定” ，阻碍了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目前学界的讨论大致有两个角度，一方面以主观视角，从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组织制度出发。 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言，单一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会不利于企业学习能力的成长，且进入市场后出口广度的快速增加，降低了公司开发创新产出的可能性。 对于企业的组织制度而言，代工企业对外包模式形成路径依赖，同时以外包为基础的加工贸易方式，建立起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安排。 这一生产制度因为严格控制技术外溢的特性，在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路径上起到了负向的作用。

另一方面以客观视角，从国家制度、市场等外在要素出发。 对于国家制度而言，在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的支持下，垂直专业化分工确实会推动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不完善的制度所产生的市场分割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增加值率，尤其是对于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而且会使得“内需引致出口” 功能缺位，从而产生出口与内需的背离，让企业失去本土需求这一技术升级动力来源。

综上所述，“低端锁定” 之病根在于传统外向发展方式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挤压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压制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本文认为要充分发挥大国本土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一味迎合国外需求。 由于以要素禀赋优势嵌入的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优势可以相对轻松地被替代，因而在面临 “低端锁定” 风险时，还存在 “低端锁不定” 威胁。 双循环发展格局应当依赖大国本土市场，利用本土需求引导创新，依托创新产品出口攀升价值链高端。其表现特征为 “内需” 与 “出口” 相匹配。 其优点在于依赖于本土市场的自我创新能力不会受到技术垄断的影响，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重视国内市场，打通国内产业“堵点” ，连接 “断点” 也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提出的要求。

然而目前对于内外双循环的研究不多，少有的文章也仅是作阐述性分析，并未提出衡量内外循环联动的指标及其与价值链重塑的联系。 在大力倡导内外双循环、努力践行内外循环互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准确地衡量内外循环的配合程度? 怎样的内外循环配合才能最有效地提升本土供给竞争力，从而实现价值链重塑? 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总结，从“内需—出口” 关联视角寻找价值链重塑合理模式。

因此，本文依据 “内需—出口” 假说，即出口应该与本国需求相匹配，提出假设并构建相应指标。

经验假说一:内外循环程度相当时最有助于价值链的攀升。

三、模型构建与指标测度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基于理论分析，构建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其中，下标

i

表示各个国家，下标

t

表示年份，GVCPO表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两种方法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 absstruct代表内外循环匹配程度，

X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出口上游度(upstream)、EFI 制度环境(institute)、国内市场规模(scale)、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

μ

代表不同经济体的个体差异，

e

为随机扰动项。

(二)指标测度

1.被解释变量的测度

借鉴Koopman 等使用的价值链地位指标测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PO:

IV代表

i

国

m

产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额；FV指

i

国

m

产业的出口品中含有的国外增加值；

E

表示

i

国

m

产业用增加值衡量的总出口额。

i

国

m

产业全球分工地位越高，GVCPO必然越大。

2.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

内外循环匹配程度指标(absstruct)借鉴了易先忠的“内需—出口” 背离程度指标，将其与单位值差值的绝对值作为衡量内外循环程度的标准。 其依据 “内需—出口” 假说，反映一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匹配程度。 依据 “内需—出口” 理论，当出口超过内需，说明出口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国外大循环占据主要；当内需超过出口，说明内需引致的出口并未在国际市场形成足够的影响力。 这一新发展格局可以充分发挥大国市场作用，以大国内需推动价值链攀升，因而认为内外循环匹配程度越小出口与内需越匹配。 即内循环与外循环程度越相当。 无论是内循环程度高于外循环程度，还是外循环程度高于内循环程度，都会使得这一值变大。 当值为0时，说明内外循环近似相当，依据“内需—出口” 假说，此时内外循环配合达到最佳程度。 其公式为:

其中，absstruact 为内外循环匹配程度，con为产业

i

的国内消费额，以国内生产和进口之和度量，ex表示产业

i

的出口额，

n

代表产业总数。

3.控制变量

遵循既有研究，主要使用以下控制变量:其一，出口上游度(upstream)。 此指标遵循微笑曲线假说。 张为林认为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处于生产链上端的产业往往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从而具有高附加值，从而会具有更高的价值链地位。其二，EFI 制度环境(institute)。 由于制度环境会产生市场分割，市场分割的存在可能使得外贸部门无法通过 “技术扩散”影响到本土供给能力，进而分裂内外循环，因而将制度环境纳入考量当中。 其三，国内市场规模(scale)。 国内市场规模以中间品加最终品占世界产品比例作为衡量标准。 有关国内市场规模对于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研究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其四，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其为一国某产品占总出口比例与世界某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的比值，用来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其五，外商直接投资(fdi)。 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以通过高端价值链梯度转移、市场倒逼等方式提高一国价值链地位，也可以通过市场占有、技术锁定等方式抑制一国价值链地位攀升。 其六，国内生产总值(gdp)。

(三)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对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最新发布的ICIO 表( 国家间拖入产出比表) 计算内外循环程度(absstruct)、出口上游度指数( upstream)、本土市场规模(scale)、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得到，剔除了中国台湾和世界其他经济体(ROW)的部分，由于ICIO 将产品分为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总产品，在计算内外循环匹配程度时，采用的是将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总产品内外循环匹配程度加权平均的方法，其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 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自UNCTAD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制度环境(institute)来自Fraster Institute(弗雷泽研究所)，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国家统计局。 为了保证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度中心性(degree)的系数不接近于0，采用其对数形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检验

对(1)式进行检验，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价值链地位指标适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 的(7)列所示，内外循环程度无论偏向内循环还是偏向外循环均对价值链地位(GVCPO)有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的负向作用。 借鉴郝晓等的做法，从一般到特殊，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来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表1 第(2)到第(7)列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变化趋势中，内外循环程度对价值链重塑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形式(lngdp)、出口上游度指数(upstream)、市场规模(scale)均显著有利于提升价值链地位(GVCPO)。 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系数并不明显，制度环境(institute)对价值链地位的作用并不显著。 这初步验证了经验假说一，在内外循环程度相当的时候最有利于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表1 内外循环程度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作用的检验结果(价值链地位)

注:括号内是 统计量，、、分别表示1%、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

变量 GVCPO(1) (2) (3) (4) (5) (6) (7)absstruct －0.179***(－3.93)0.006(0.15)－0.096**(－2.52)－0.099**(－2.47)－0.091**(－2.28)－0.100***(－2.70)－0.085**(－2.29)控制变量 逐步添加Constant －0.177***(－16.92)－0.426***(－27.06)－0.794***(－16.87)－0.786***(－14.31)－0.779***(－14.22)－1.041***(－18.12)－1.056***(－18.39)Observations 630 630 630 630 626 626 626 R2 0.025 0.378 0.440 0.440 0.448 0.524 0.530年数 15 15 15 15 15 15 15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基本回归模型的内生性，由于内外循环程度会影响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会反过来通过影响本土需求、出口等方面影响内外循环程度。 因此，本文采用内外循环程度的前一期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其中F.absstruct 为内外循环程度前一期，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 在表2 第(1) 列中报告的是2SLS 的第一阶段回归，其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对比基准回归，内外循环程度的估计系数下降到－0.097，这说明内生性使得原基准回归模型低估了内外循环程度对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表2 稳健性检验

注:括号内是 统计量，、、分别表示1%、5% 和10% 的显著性水平。

变量 (1) (2)absstruct GVCPO F.absstruct 0.938***(64.63)absstruct －0.097**(－2.36)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Constant 0.003(0.14)－1.022***(－17.49)Observations 584 584 R2 0.524

五、结论与启示

文章基于中国不断深入全球内分工但却越来越被 “低端锁定” 的现实，探究了深入内分工与价值链地位的联系，在“内需—出口” 理论的指导下提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最优模式并阐述其作用机制，同时借鉴前人经验构建了内外循环程度的指标，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理论假说。 主要的创新在于，既往研究对于内外循环指标的衡量并不多见，本文所使用的内外循环配合程度指标以 “内需—出口” 理论为基础，充分考虑了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结构及配合问题，可以较好地衡量内循环与外循环的配合程度。

本文通过理论机制阐明和实证检验，对新形势下探索内外循环联动的新模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其一，通过理论阐述和实证检验表明当前 “出口导向” 模式下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价值链地位，这也是提出“内外双循环” 的时点所在。 要想实现价值链重塑，摆脱这一发展模式，就需要寻找到新的动力点。

其二，新动力点所在。 通过内外循环匹配程度指标进行实证检验，以显著的结果表明，只有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作用，依据内需出口理论，将内循环、外循环连接起来，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与重塑。 内外循环链接的具体要点在于，要使得本国各行业出口结构与本土需求结构相匹配，即良好的内外循环模式不是各行业出口结构一味适应国外需求，而应当以本国需求为导向，出口依赖于本土需求的产品，接着以优质产品引致国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