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青岭

【关键词】美欧 贸易规则 技术规则 数字话语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和大分化的转折点上。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分水岭，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的卓然表现已然成为全球新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数据价值的释放与数字技术的赋能不仅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产业布局，而且还在牵引和驱动着全球政治经济力量的重新分化与组合。放眼疫情之后的全球生产和生活秩序重建，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摩擦正在围绕着数字供应链的安全、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的治理以及数字规则的构建而展开。在此背景下，数字时代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已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为了抢占数字时代的发展先机，世界各国不断提升数字战略的优先等级，甚至不少国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的长期规划，以期通过支持创新和技术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谋求社会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数字话语权之争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在后疫情时代谋局未来的重要抓手，关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与世界各国的核心竞争力。

围绕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秩序的话语权之争将成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博弈的主旋律

秩序产生于混乱，危机即契机。新冠肺炎疫情在横扫全球社会各个角落、加速旧有秩序与力量格局衰落的同时，也带来新秩序和新利益格局重塑的契机。以疫后生产和社会秩序恢复为目标，各国不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期谋求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前沿与数字技术制高点，由此引发以“数字发展”为目标的新一轮国际话语权竞争热潮。简单来说，数字社会的基础是数字经济，而所谓的“数字经济”主要指的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显而易见，数字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其关键的创新驱动因素是信息的聚合与重组。相比工业技术的保密性强和可转移性低，数字技术更易获取、可扩散和可传播，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获取和应用数字技术方面的时间差将会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实现“弯道超车”。

譬如，2020年12月，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创新报告2020》指出，以移动支付为例，该项产业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迅速普及，并同其他数字产业相结合，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内由于信用卡支付体系的存在，移动支付一直未能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当前新兴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增长速度为发达经济体的两倍以上，且仍有巨大的潜能尚未释放。以此管窥，在数字时代，发达国家欲借助数字战略维持其既有经济地位的雄心将会进一步强化，而发展中国家希冀借助数字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渴望也会日趋强烈，二者之间围绕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秩序的话语权之争将成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博弈的主旋律，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不仅经受住了全球经济发展下行的考验，保持了强劲的扩张势头，而且还在诸多行业和领域显示出强大的发展韧性。

正是由于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的韧性表现，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重塑了人类疫后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数字话语权之争逐渐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高地。着眼于数字时代的经济利益维护和政治秩序构建，目前国际数字话语权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海外数字市场份额的竞争与市场准入。毫无疑问，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数字市场已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有关这一市场份额的争夺和分割也逐渐成为大国经济竞争的主战场。一方面，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率先将数字贸易纳入到诸多双边贸易协定之中，试图通过本国数字贸易规则的输出和参与海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先发技术优势迅速占领海外市场，攫取并扩张其数字利益。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为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本对数字经济重视不足的国家也被迫加快了数字经济的建设步伐，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新冠病毒筛查、远程问诊、新药研发和物资调配等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工作场景。概括而言，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海外数字市场日臻繁荣和成熟，有关海外数字市场的战略布局和利益争夺已然展开并渐趋白热化。考虑到各国数字主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在海外数字市场份额上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其二，全球数字先进技术的研发与前沿争霸。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回顾历史，每一轮数字市场规模的井喷都源自于某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凭借资金和技术的垄断优势，先发国家可以长期独享市场并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由此引发数字技术跨境输出和跨境转让的“政治化”，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世界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在数字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已然引起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警觉，数字领域的技术封锁与反封锁已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战场。近年来，美国联合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盟友，以国家安全、技术风险、法律合规性和意识形态等名义日趋強化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数字技术封锁，试图遏制新兴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发展势头，独占、独享数字经济红利。

综合近几年各类报道，发达国家的打压行动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措施。一是限制外国企业在本国数字技术领域的投资，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加强了针对外国科技投资的立法工作，出台法案设置严苛的外资准入门槛。二是限制本国数字科技出口。2018年，特朗普政府出台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限制美国向外国公司出口、再出口和转移商品、软件或技术，防止新兴经济体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美国先进科技。三是制裁外国高科技企业。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头部数字技术企业进行无端打压，试图削弱甚至扼杀这些企业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2018年以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围绕5G等敏感技术对华为和中兴的联合绞杀更是充分体现了其为维持科技霸权地位而不择手段的丑陋面目。随着数字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预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数字技术领域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将持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