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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肥施用强度的驱动因素分解与控制路径研究

2021-11-03周玉玺胡继连

浙江农业学报 2021年10期
关键词:效率结构

陶 源,周玉玺,胡继连

(1.山东科技大学 财经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9; 2.山东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3.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对于我国(不含港、澳、台,下同)过去30多年的农业生产而言,化肥投入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有效手段。据统计,1997—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的提高有57%来源于化肥投入增加的贡献[1]。自20世纪90年代化肥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以来,我国化肥施用总量(折纯量,下同)已经从1990年的2 590.3万t增加到2018年的5 653.4万t,单位播种面积(以1 hm2计)的化肥施用量由174.59 kg增长到340.77 kg,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标准上限(225 kg·hm-2)的1.51倍。过量的化肥施用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表明,我国农业生产所带来的面源污染已经超过点源污染,成为造成水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污染源,其中,化肥的过量施用是造成严重污染的重要原因[2]。在此背景下,2015年初制定的《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零增长”。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表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通过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化肥等投入品的减量化。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一次强调要积极开展农业节肥行动,实现化肥使用量负增长。

我国农业生产中过量施用化肥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化肥施用的影响因素研究上。一是从农户施用行为的视角进行探究,认为当前施肥水平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户对于科学施肥知识和技能掌握的欠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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