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桢

由秦开创的王朝体制经两汉四百余年的拓展逐步走向发达。职官、礼仪、刑罚、赋役、军事等各方面制度随之不断蓄积，趋于严密。本文所谓“制度知识”，既指向制度的具体承载物，比如律令和仪注，也包括皇帝、官僚等政治参与者对制度的理解与记忆。在这两个层面里，后者乃主体，也是此项知识创造与传承的根本所系。

作为日常行政、国家建设的典据，制度知识实为体制运行的基石。对其重要性，汉人已有明确的认知。一个标志性的例证，是“熟习故事”被视作官吏必备的素质，擅长此道者往往受到朝廷上下的推重。《后汉书·黄香传》云：“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党锢列传》云：“（刘）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谢承《后汉书》云：“（龚遂）弥纶旧章，深识典故，每入奏事，朝廷所问，应对甚捷。桓帝嘉其才，台阁有疑事，百僚议不决，遂常拟古典，引故事，处当平决，口笔俱著，转左丞。”黄、刘、龚诸人均凭借制度知识的造诣而获得位望的攀升。另一方面，制度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东汉中期学者开始呼吁撰述当代制度，以扩大制度知识的传播范围，达到“人无愚智，入朝不惑”的效果。作为汉末学术的热门领域，“制度之学”在桓帝朝以降的数十年间催生了一批围绕官制礼仪的专门著作，如胡广《汉官解诂》、蔡邕《独断》、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应劭《汉官仪》等。制度知识的体系因而日渐庞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