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肖金成，陶一桃，武义青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本刊邀请多位专家，组织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笔谈。

摘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应紧紧围绕《建议》要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让集体土地上长出新型“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明确指向是实现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空间发展质量，一方面要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另一方面要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制度化的解决实际开放度低于名誉开放度，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工业体系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必须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安全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新时代的发展成效乃至成败，需要辩证认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关键词：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国土空间;现代化都市圈;高水平开放;开放型经济;国家安全;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2-0001-11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让集体土地上长出新型“城市”

张强，刘占芳

《建议》把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作为需要解决的問题之一，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并且特别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通过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再强调的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重要思想和重大举措。它所针对的问题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在农业连年增产、农村经济和建设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和服务条件不断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条件下，由各种生产要素大量地单向地流向城市而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走势，以及因此显现出的农村社会不够兴旺、发展缺少要素、经济缺乏活力等迹象。为此，必须推动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方面，继续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有利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有利于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加大政府对于农业农村各项投入;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坚决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必须解决两个方向上的问题，一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后的市民化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二是建立城市人才、工商资本、财政金融资金、科技成果等入乡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促进机制，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对于解决新阶段的农村问题而言，建立并完善各类要素向乡村流动的机制地位尤显重要、时间尤显紧迫、任务尤显艰巨。其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在于：在未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15年时间内，如果不能尽快地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形成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与汇聚的有效措施，我国的农业耕作、生态涵养、乡村社会将面临后继无人的严重局面，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将遇到更为严峻的挑战;向经济效益尚且不高的农业、生活品质尚且不高的农村、组织封闭性尚且很强的农民群体的“要素输入”，又是一件目前理论储备与实践经验尚且不足的重大转变，也是清除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影响的最后攻坚。只有彻底扫清对乡向城、城向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不合理障碍，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二、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

从我国改革开放到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大致要经历三个至少约20年的奋斗期。一是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为突破城乡二元制度的探索期，国家进行了废除原有体制和制度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形成了城乡之间多种要素相互交流的市场，基本改变了农村人口不能流向城镇的制度性限制。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形成期，由上而下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一地进行城乡一体化制度设计，按照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放活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指导思想，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开展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各项公共服务从城市向农村地区延伸。到2020年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标志，是基本消除了长期制约城乡关系的制度因素，城镇化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全覆盖，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出现缩小趋势。三是进入新时代开启了走向城乡融合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期，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工作重心将从“设计并建立制度”的阶段性任务向“继续完善制度、重在提高水平”的阶段性任务过渡。继续完善制度，最重要的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继续构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高质量水平，主要是在打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通道以后，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提高生活品质和服务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走向优质公共服务配置的城乡均衡化。

在城乡融合发展新时代起点的今天，不变的是：“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仍然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解决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城乡差距问题。变化的是：所要达到的目标更加明确，就是2035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解决差距问题提出的方针更加明确，就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采取的措施更加有力，就是大大加强对于农业农村各类投入，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汇聚;为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应以新理念去审视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在逐步确立着新时代的城乡社会公平观，也就是城乡之间的分工不但讲求经济效率，而且要求社会公平。集聚效益与社会公平始终是需要坚守的城鄉观。不可因乡村聚落规模小、产业分布散、经济密度低而视之为“低效”，放松对于“三农”的重视，甚至以“集约”“高效”等为理由去铲除乡村居民点及其产业，以拆除农村为城市“腾笼”，这样才能确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牢靠的思想基础。

三、城乡融合发展的明确指向：实现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

由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到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完善，都是在“有城有乡”的条件之下实现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区的延伸覆盖。改变一些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因偏向城市而轻视甚至不尊重乡村、不尊重村庄的观念，对于保护、发展、提升乡村，对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所谓“尊重”的含义，应是允许农民和农村集体有自己的选择，允许小规模、散分布、低密度的乡村永久性地发挥均衡生态、生活、生产的作用，在农产品主产区实现“农富同兴”，在生态功能区实现“绿富同兴”。

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尊重乡村、尊重村庄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也是一条以低经济成本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有效路径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交融，农民进入城市产业、城市产业进入乡村地区，在城市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和在集体土地发展城市产业、形成了大量非行政概念意义上的“村城”“乡市”。这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方式的历史进步，也以在集体土地上发展城市型产业和聚居区的实践，形成了外部要素与集体土地的有机结合。它改变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征地为先导、实行征（地）转（非）改（居）等多环节联动的高成本的原有城镇化模式，造就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伟大创新。其共性是依靠农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经过自主建设实现村庄居民享受城市化公共服务的阳光，实际上是在集体土地上生长出了具有城市生活品质的新型居民点和产业聚集点。

在党和政府引导下、由农民在自己土地上以勤劳与智慧建成的以乡村景观为背景的小型“城市”，土地是集体的，生活是城市的，服务和治理是由多主体分担的，实际上避免和减少了征地、补偿、转制等一系列成本，实现了在集体土地上的村庄新型城镇化。乡村建设的规划设计就应当为这样的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的新型小城小镇服务好，让规划不仅“约束”、而且顺应民心民意，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在集体土地上长出新型“城市”，起到了富裕农民、补充城市、降低成本、拓展消费、拉动振兴的作用。但是由于过去长期缺少科学的规划引导和制度保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曲折。在城乡融合发展新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在集体土地上长出城市、让农民带资产融入城市的方向去重新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就必然会成为水到渠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升空间发展质量

肖金成

《建议》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建议》提出：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一、支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的载体。区域靠城市来带动，城市靠区域来支撑。区域中心城市一般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其基本特征：一是有一定的首位度，即比区域内第二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大1～2倍或等于二三四线城市的规模之和;二是有比较大的腹地，腹地半径50～100千米;三是交通比较便捷，有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有条件吸引产业聚集。城市规模根据区域发展条件的不同有大有小，有的超过50万人，有的超过100万人，少数城市超过300万人。

区域中心城市辐射的半径一般50～100千米，辐射范围一般在2万平方千米左右，人口300～500万人左右，与我国的地级市规模相当。我国共有地级行政单元333个，其中地级市293个，地区7个，自治州30个，盟3个。根据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户籍人口统计，1 000万人以上有9个，500万人～1 000万人有92个，300万人～500万人有90个，100万人～300万人有105个，小于100万的有37个。300万人以上的地州市占57.36%。从这些数据来看，大多数地级市的中心城区可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城市人口100万人左右。城市群之外的区域中心城市约有150多座，可承载人口2亿人左右。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必须完善其功能，增强其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使其具有一定的首位度。第一，根据中心城市有效履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需要，将相应的许可权赋予中心城市政府行使。第二，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区域中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合理的交通网络体系，不断拓展区域中心城市的腹地。以增强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提高效率为保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通过在技术、体制和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改革，打破对现有生产力发展的束缚，重点从产业结构、区域功能、空间布局和环境风貌等方面入手，通过产业重组、环境重整、形象重塑，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第三，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文化品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文明素质。抓住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契机，培育赋有区域特点的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提高区域中心城市在本区域内甚至是全国范围的影响力。第四，创新城市管理理念。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城市管理思想，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城市管理体制，着力提高管理水平。建立精干、智慧、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强化城市依法管理的职能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1＼]第五，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将周边的县城和小城镇纳入城镇体系，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使区域城市结构更加合理。第六，加强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随着中心城市要素的聚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实力持续增强，应加大力度支持农业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把缩小城乡差距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和考核指标。

二、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促进都市圈的同城化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集中了大量产业和人口，获得快速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形成一个又一个城市圈或都市圈。＼[2＼]城市不可能孤立存在，与周边的农村和小城镇存在不可能割断的经济联系，周边的农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城市为周边农村提供各种服务和工业品。由于这些必然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一个个城市圈。都市圈是城市圈的特殊形态。都市圈是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核心，以核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距离为半径，形成功能互补、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是都市通过辐射效应与周边地区发生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市圈和城市圈所不同的是，其涵盖的不仅有农村和小城镇，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城市。除了城乡关系之外，还有城市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才可谓之都市，超过500万可谓之大都市。按此标准，我国达到都市标准的城市有30座左右，也就是说，我国已形成30个左右的都市圈，未来若干年可能形成50个都市圈。都市的辐射半径可达100千米，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大都市的辐射半径可达150千米，人口超过1 000万人的大都市辐射半径可达200千米。如上海市的辐射半径可达200千米，可涵盖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湖州、宁波、舟山等地级市。＼[3＼]重庆都市圈可涵盖泸州、内江、广安、遂宁、南充、涪陵等地级市。成都都市圈可涵盖资阳、德阳、绵阳、乐山、眉山、雅安等地级市。武汉都市圈可涵盖孝感、咸宁、鄂州、黄石、黄冈等地级市。昆明都市圈可涵盖玉溪、楚雄、曲靖等地级市。但有些都市圈城镇体系不是很合理，存在首位度过高等问题。有些城市片面追求人口规模，将周边县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纳入管辖范围。须知，城市不包括农村地区，城市一般是连续的，远离中心城区15公里以上便不再是一个城市。“十四五”时期，应对现有都市圈进行规划，促进都市圈在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下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规划建设都市圈的出发点是提高都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消除行政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而不是为了增强都市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在都市的引领和带动下，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获得发展机遇，周边的农村也将获得发展机遇。当然，规模不太大、实力不太强的都市由于打破了行政分割，腹地扩大，经济要素将继续集聚，其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有条件的都市圈应发展轨道交通，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将都市核心区与周边城市联系起来，实现同城化。

三、加强城市群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都市圈与相邻的都市圈会发生耦合，也就是彼此连接起来，甚至发生重合。如北京都市圈和天津都市圈已经耦合在一起，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也已经耦合在一起。也有一个都市圈与周边的城市圈耦合在一起，这个阶段，城市群就形成了。城市群范围比都市圈的范围要大一些，但都市圈是城市群形成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都市圈还是城市群都是自然历史過程，不是主观或人为地在地图上画出来，也不太可能人为地打造出来。

所谓城市群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云集相当数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以一个或几个大都市为核心，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形成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因为一个城市群必须包含一个以上都市圈，有些都市圈周围没有规模较大的城市辐射形成的城市圈，就难以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范围也不可能很大，都市圈和周围的城市圈距离太远，难以耦合，中间存在断裂带，也不可能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面积一般不会超过10万平方千米，有些时候，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将城市群的范围规划得大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成倍扩大就有点离谱。城市群一般分布在人口密集、城市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广人稀的地区不可能形成城市群。中国十大城市群，一半以上在东部，原因是东部的人口密集、城市密集、经济发达，形成了很多大都市，为城市群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十四五”时期，城市群的内部结构应不断优化，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克服行政分割，消除市场壁垒，提高一体化水平，减少竞争，杜绝恶性竞争。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规模有的已足够大，吸引力、集聚力已足够强，其任务和使命是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都市圈的同城化，继而对整个城市群起到引领作用。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应发挥优势，与其他城市形成一定的分工，优势互补，强化其特定的功能，加强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合作，因此，这些城市将逐步由区域性中心城市蜕变为功能性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群的意义在于分工与合作，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空间布局不断优化，才能实现变单个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此外，城市群应对周边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产业转移、对接合作、知识溢出等途径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高水平开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陶一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可以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是在对改革开放40年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更高视野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将伴随着创新国家建设逐步得以确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从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个更为包容、自信、规制的中国将以其自身的发展繁荣展现其制度力量与国际竞争力。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同一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没有改革的决策，就不可能有开放的实践。而以开放促改革，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与路径，也是今天高水平开放制度创新逻辑路线与坚定选择，开放既是改革的需要，更是今天推动改革向纵深迈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证明中央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发展经济， 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①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包括如下论断： 其一，建设经济特区， 积极利用外资， 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其二， 逐步从沿海向内地推进对外开放，从而实现全面开放;其三，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完成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时，实现充分体现人的经济价值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概而言之，改革开放就是在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改革政府，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制的崭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规律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逐步建立法制社会的基本框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保护机制，以开放的“邻里效应”加速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要素积累，从而使科技创新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动因;以要素禀赋优势迅速融入国际分工，并不断以要素禀赋的提升提高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从而扩大市场规模，确立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今后，我们要坚持走这条正确道路，这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②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又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现在，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③

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必须制度化地解决实际开放度低于名义开放度，从而开放但并未真正国际化的问题

人们通常会用对外开放度来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或一座城市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为市场的开放程度。但对外开放度又分为名义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它们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名义开放度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市场开放度，一般选择外贸依存度，即以进出口总额与GNP 或GDP 之比来衡量。实际开放度则是指制度开放度，它表现为全要素国际间流动的自由度。国际化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但一个开放性的城市，未必一定就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以中国最早、最成功的开放城市深圳为例，深圳作为一座名义开放度相当高的城市，无论外贸总额还是其占GDP 比重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9年全市进出口总额29 773.86亿元，约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其中，出口总额16 708.95亿元，连续2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④深圳作为中国率先改革开放的城市，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恐怕无人会质疑。按照联合国城市国际化指标测算，深圳市目前己处于国际高级标准的80.21%水平，正在从国际化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迈进，而且深圳市在人均GDP、人均电力消耗量、万人拥有乘车辆等指标上均具有相对优势。⑤但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另一指标体系，那就是美国全球智库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调查统计报告，这个报告从五个维度（商业活动、人力资源、信息交换、文化经验、政治参与）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综合开放水平，其结果是：2018年，香港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5位，并且是中国高居榜首的地区;北京第9位;上海第19位;深圳第79位。⑥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闻名的城市。开放使它走向世界，并融入国际经济之中。但就目前而言，深圳仍存在国际化脚步并未追赶上开放的步伐，即开放不国际的问题。深圳作为率先改革开放的城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具有大局意义上的问题效应。这说明包括最开放的城市深圳在内，我国目前一定程度上仍处于政策性开放所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真正从体制机制上走向由制度开放所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形态。实际开放度低于名义开放度，说明社会整体发展尚未真正完成由经济先行走向全面发展的积累进程，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在新时期以开放促改革的进程中“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⑦提高实际开放度和中国社会的整体国际化水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⑧

三、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工业体系的确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尤其技术的约束，以出口替代为战略选择的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出口替代是20世纪60年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一种对外经济战略。旨在通过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与出口，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从而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带动国内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基本沿着出口替代的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方向前行的。当然，出口替代战略的成败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国际市场容量处于扩大势态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依靠本国在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了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世界经济增长减慢，尤其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不仅出口替代的困难与交易成本会大幅增加，并且很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

所谓进口替代，对中国而言就是以本国自己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取代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以进口替代实现的经济增长，是一种“进口偏向型增长”。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长期把资源用于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最终将会减少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资源投入。从社会总需求均衡的角度来看，进口的减少通常会在长期中导致出口相应减少。因此，进口替代的经济增长将降低对外贸易占一国GDP的比例，从而形成一种偏于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不仅使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至21世纪初期）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以出口增长来带动经济发展也似乎成为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出口导向战略对一个国家而言并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能带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尤其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多元的转型大国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永远优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策略。克鲁格曼也曾指出：把東亚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长很可能是反过来由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的。⑨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必须从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入手，没有健康、合理、可持续性并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的支撑，就无法改变一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从而提高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是由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当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是廉价劳动力时，在国际分工链条中就只能处于末端的位置;而当一国拥有的主要要素是技术与资本时，尤其是核心技术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位置。所以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统筹一体。创新将助力现代工业体系的营建，同时创新的经济绩效与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又将会以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改变的方式，改变着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从而引发由过度“出口替代”向“进口替代”战略的转变，这一战略转型还意味着一个健康循环的国内外双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从单纯外向型经济走向国内国外双市场、双循环的有机互补型经济结构。

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必须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

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着重提出：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支持以规则衔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对重大疑难涉外商事案件的业务指导。支持完善法治领域跨境协作机制，健全国际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机制。这再度意味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与深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相伴随，而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则是其中的关键，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的营建过程。制度变革与创新永远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通道与保障。

所谓外向型经济是指一国面向国际市场，建立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经济，它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一件产品的开头（原材料供给）、结尾（最终销售及消费）都在国外，加工生产在国内，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模式。外向型经济对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可以充分利用国内的剩余劳动力并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发展初期），从而收获劳动力红利。同时，外向型经济对拉动一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以下独特的功能：其一，具有较强的出口创汇能力，有助于改善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增强其支付能力;其二，能使发展中国家在较大规模上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随之引进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其三，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在较大范围内参加国际劳务分工，减少潜在的过剩劳动力（尤其是农村过剩劳动力），促进本国工农业实现均衡增长;其四，带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使国民生活条件得以迅速改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外向型经济对国际市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国际市场乃至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外向型经济的兴衰。深受世界经济环境优劣的制约是外向型经济的自身弱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要以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出口产品结构，从而改变单一生产外向型经济，旨在使整个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包括人才在内的资金、商品、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国货币成了可自由兑换的世界性货币的经济外向型经济过渡与迈进。

所谓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而言的。在开放型经济中，生产要素及商品、服务可以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最大化。通常，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的不同就在于，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开放型经济则以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因此，在开放型经济中，既出口，也进口，基本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既吸引外资，也对外投资，对资本流动限制较少，尤其对外资在本国投资领域的行业准入限制较少。开放型经济是一个制度开放型的经济，它的基本要求就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开放型经济的主体还是发挥战略主导作用的政府。在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进程中，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不仅会为自身创造世界机会，也会为世界创造中国机会。

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

武义青

《建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到未来五年发展指导思想重要内容的高度，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把发展和安全作为两件大事进行强调，体现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深化，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时代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重大原则的逻辑深化和实践展开，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于在复杂环境下更好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十四五”和今后一段时期，要把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认识提升至新高度，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不断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一、安全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新时代的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运用底线思维，在不断主动迎接风险挑战中取得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兴替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我国用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这种压缩型、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模式在缔造了“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必须安全，安全提质发展，发展和安全之间互为条件、彼此支撑。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的发展阶段已得到充分验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强起来”的宏伟发展进程中，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入“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安全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时期处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是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时代形势做出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判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越是接近民族复兴大业的目标，越是充满风险乃至惊涛骇浪，越是需要保持对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增强开顶风船、走上坡路的能力。如果在根本问题上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或被迫中断。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濟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双重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将管控和消除安全风险纳入国家战略，把风险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议题之中，对防范化解风险做出了科学战略筹划。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点多面广，相互交织，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建议》把国家总体安全观向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具体化、升华和重新定位，确立了综合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情国情民情党情变化，强调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在全面防控风险挑战的同时，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充分反映出党中央对抵御各类重大风险挑战重要性、迫切性、长期性的深刻认识，凸显了中国争取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决心。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不仅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而且是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双统筹”思想指导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全体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在做好疫情防控这一头等大事的同时，抓紧复工复产，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复工复产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保持了社会稳定。面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我国政府主动出击，继“六稳”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作为2020年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大着力点，凸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在非常时期的底线思维。“十四五”期间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既要补齐卫生健康领域的短板，预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要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提升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民族精神韧性，努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均衡、促发展和保安全并行。

二、辩证认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也要防止把安全问题扩大化而裹足不前的保守倾向。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侥幸心理和麻痹意识是“灰犀牛”最好的藏身地。对未来谨慎乐观的前提是具备“底线思维”，将预防风险作为安全的底线。纵观历史，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与政府的盲目乐观和麻痹大意脱不了干系。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错误地以为当时世界经济不平衡，国内经济风险可防可控，所以一再降息，孰料酿成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有新的变化，安全问题的多元性日益突出、联动性更为强劲，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适应风险常态化趋势，全国上下必须在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方面形成广泛共识，始终绷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这根弦，克服“和平积弊”“太平惯性”“行动惰性”，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动仗。

统筹发展与安全，就要树立底线思维，注重对各类风险和危机等负面因素进行管控，避免爆发系统性的危机，以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底线是不可逾越的警戒线，是引发安全风险事件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就会前功尽弃、无法补救、全局被动。比如，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了可以调控下来，过慢了可以加快发展，但一旦经济秩序乱了，就会造成全局被动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就是底线。再如，一些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会给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防守的底线。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这里的生态红线就是“底线”，守不住底线就无法建设美丽中国，更无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地，没有补齐7 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块短板，就谈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都存在若干不容触碰、不能逾越的红线。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要划定底线、筑牢防线，明白哪些利益是核心利益，绝不能丧失;哪些规范是基本标准，决不能通融;哪些目标是基本目标，绝不能放松。

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路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质量革命的必然要求。安全与发展相比，安全无疑是约束性指标。但在风险多发易发的态势下，国家加强对生命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大力提升安全标准及安全管理水平，对发展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会给企业的价值、产品的品质、品牌的信誉、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环境带来显著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防风险、保安全本身就是在促发展。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当前的安全风险既有外生冲击，更有大量的内生风险，单纯立足于事后防范的应急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因素。有些生态安全问题是因发展不充分、生产力水平落后所导致的，有些群体性事件是因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断裂所引发的，有些国家安全问题与国家科技实力不强、社会科学话语权缺乏有关。要预防和化解上述类型的安全风险，改革发展才是治本之道。比如，健全依法決策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既能从源头上防止决策不当导致的重大安全风险，又可以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成效。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方能厚植抵御风险、化解风险的实力和能力，方能为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和条件。

三、安全发展理念是对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

习近平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安全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并列，共同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发展理念”范畴。在《建议》中，“安全”第一次与质量、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并列提出，第一次被纳入“相统一”的战略目标中，这是对原有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

从系统论角度分析，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态这个复杂巨系统的整体变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滞后都会导致系统功能的不协调。用习近平经常引用的“木桶”理论来分析，木桶的短板、薄板、长期在临界状态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经由量的积累，可能骤然“爆板”而产生影响全局的安全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以GDP增长为导向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了资源对外依赖度过高、自然界的报复、贫富分化、社会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将我国带入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各类矛盾凸显期。譬如，有的地方急于上项目搞开发，忽视生态环境的容纳能力，没有考虑社会民生的承受能力，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往的诸多成果付诸东流。因此，传统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不安全的发展。党中央着眼长远和全局，提出向高质量发展转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实践措施上，就是要把资源环境、社会和谐等落后的环节和领域作为“底线”，加快补齐污染防治、精准脱贫等领域短板，夯实弱项基础，防止落后领域拖累大局。可见，安全发展与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妥善处理创新发展和安全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实现前瞻性思维与后顾性思维的统一。改革与创新本身是一个打破原有资源平衡、突破原有运行规则的过程，现代化本身内生着各类风险和动荡。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我们既要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追求理想境界，又要高度警惕危机、风险等负面因素的滋生和蔓延，注重堵塞漏洞、防止动荡，积极谋求“发展效益最大化”和“危机最小化”的统一。如此，方能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新的机遇，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实施“安全发展战略”，是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思想的体现，安全发展与共享发展是方向一致的。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安全”作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指标之一，强调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习近平反复强调，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在伟大抗疫斗争中，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的本质和“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只有人民群众不再为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国防安全、社会不稳定事件等各类风险和灾难而“提心吊胆”，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拥有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建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降低安全发展的成本。

科技经济的全球化也带来了风险的全球化。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病毒传染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风险和危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为应对和解决全球安全风险，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同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发展环境的急剧变化将大量风险加之于中国，有可能演变成现实的危害。中国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大国，适应逆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特征，不仅要强调对外开放的效率、规模、速度，还要强调开放的安全。有效管控国际风险，捍卫国家主权，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才能保障发展成果不被觊觎和掠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立足于开放发展与安全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发展格局。这不仅有利于营造本国安全发展的环境，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有助于全体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

注释：

①参见1991年1月28日—2月28日《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参加2012年12月7日—11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③参见2012年12月31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④数据来源于《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⑤联合国在1996年伊斯坦布尔城市年会上提出了一套国际化指标体系，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农业劳动力比例、人均电力消费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乘用车数量、每万人拥有电话量、地铁运营里程、外籍侨民占本地人口比重、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人口比重、市民运用英语交流的普及率、国际主要货币通兑率、本地产品出口额占GDP比重、进口额占GDP比重、外汇市场交易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占本地投资比重。

⑥参见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2019全球城市指数报告》。

⑦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⑧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⑨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外交》199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肖金成.支持城市群之外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EB/OL＼].https：//money.163.com/20/0226/09/F6A4S0IQ00258J1R.html，2020-02-26.

[2]马燕坤，肖金成.都市区、都市圈与城市群的概念界定及其比较分析＼[J＼].经济与管理，2020（1）：18-26.

[3]肖金成，欧阳慧.优化我国空间开发格局的设想＼[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3）：64-75.

（续完）

责任编辑：母爱英Viewpoint on"Implementing and Studying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Continue）

Zhang Qiang1， Xiao Jincheng2， Tao Yitao3， Wu Yiqing4， et al

（1.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Chinese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s， Beijing 100038， China;

3.China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search Center， Shenzhen University， Guangdong Shenzhen 518060， China;

4.President's Offic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ebei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e should stick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posal， adhere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let a new type of "city" grow on the collective land. The clear dir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to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life in rural areas. On the one h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rge，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and small town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build a modern metropolis circle and promote its integration. Implementation of high levels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must solve practical institutional openness lower than reputation openness， means that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means that China should turn the open policy to the open system， from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to open economy， adher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broader， more wide field and further opening to the outside， constructing a new higher level of the open economy system， improve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n all-round way. Security development fundamentally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dialectically，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and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o build the security China with higher level of peace.

Key words：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space; modern metropolitan area; high level of openness; open economy; national security; risk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