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乔

一、“德智主义”思想的提出

早年二度游欧的经历，让张君劢一度怀疑他以往全盘西化的观点；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更是让他对寄希望于欧洲列强的科学之梦破灭。在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中，张君劢从“耳闻目睹的不断罢工和食品匮乏、住房拥挤的状况中感觉到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刘义林，罗庆丰：《张君劢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37页)。由此，张君劢选择并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而这也正是其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熏陶以及游欧所见所闻的必然结果。民国早期的军阀混战让中国百姓有着对和平社会的向往，而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其安危自然也在张君劢的考虑范围之中。

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张君劢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方式：即认为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形式上与当时的中国更为类似。考虑到德国统一后的迅速崛起，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最符合“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相互协调的原则。简而言之，便是“劳资携手的议会政策带来的民主政治”再加上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张君劢厌恶激进的社会改革，因此他持渐进主义逐步改良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改造，大业也，先之以舆论，继之以实行。与其急之而生反动，不如缓之而坚其基础。”(张君劢：《国宪议》，《张君劢集第109页)这种认识也是其研究方向向哲学转型的标志。张君劢号召将德性作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因为科学教育实不“足尽教育之能事”，简而言之，张君劢就是希望如何在社会发展中避免“道德真空”现象的出现。张君劢在宋明理学中找到了其理论依据：“自理论实际两方观之，宋明理学有昌明必要二，理论上，宋明理学以心为实在，提倡勤加拂拭”，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中国正处于人欲横流之际，为政者丧尽廉耻，对此日下之世风，倡汉学无济于事”(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76-977页)。张君劢游历欧洲期间见识到了西方文明发展到后期开始重智而轻德，人民不注重个人的修为与道德的提升，最后才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恶果。

1945年，张君劢在为张东荪作品《思想与社会》所作的序言部分，经过充分分析了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得失后，明确指出了其“德智主义”的观念：他的德智主义哲学的要旨，便是在于说明人类文明应该是道德和知识的有机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德智主义”的哲学观强调人类理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他的人文观也无疑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这一理性主义强调“德智并重”，以寻求心与物两个方面的平衡。

同时，张君劢虽然以玄学派的身份参与论战，但从未否认科学的价值与意义。相反，他积极号召中国人接纳以科学技术见长的西学，来弥补千年以来的缺陷。张君劢甚至以“德智主义”为纲领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反对固化的传统思维教学模式，中西并用，让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问题。

二、张君劢“德智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涵

第一，儒家学说的理论根基在传统儒家社会中，人的理性与道德始终紧密相联且密不可分。无论是孔子开出“为仁由己”的仁学思想，还是孟子四端之心从“恻隐之心”处发用，“仁”与道德始终都是儒家作为解释万物的本体论前提。张君劢自幼便阅读学习“三通”，因此张君劢的政治哲学的实践理念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一样，依旧从“仁”这一观点出发，将“性善论”作为“德智主义”的出发点。在儒家思想中，道德理性始终高于其他理性。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务实精神的汉学受到了广大中国学者的支持，以梁启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汉学与清代的考据学更为接近西方的实证精神，有利于富国强兵，因此也同时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展开了系统的批评。但张君劢却认为中国为了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必须从宋明理学中找到信条，以此为根据，张君劢得出了：“若夫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76-977页)，以此来凸显宋学的价值。他认为，只要人人重视自己的内在修为，努力成为完美的个体，然后再按照“推己及人”的方法，整个社会环境也就自然而然地趋于完满。

第二，西方“理性主义”是张君劢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来源。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理性主义者指的是17-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的研究者。面对现代化的反思，他们认为人类需要靠“理性”而非“经验”才可以作为知识与真理的可靠来源，并且坚持这种内在理性的至高地位，同时注重抽象思维与逻辑推理。而两个世纪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传统在东方的续延，不如说是理性主义启蒙精神传统进行了一次中国化的重现。张君劢正是在游历欧洲期间才逐渐催生出了“德智主义”观。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科学除了造福人类外，还有毁灭文明的一面。第一个号召粉碎科学万能的梁启超早在《欧洲心影录》中就对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抨击，后期的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同样对科学泛滥表示不安。

在这种环境下，始终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核，它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也从几个世纪前的天主教会变成了科技文明，因此恰好符合当下中国知识份子的政治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张君劢又将启蒙运动中功利主义的部分抹去，从而使得理性主义变为了一种纯粹以道德为原则的思考活动。

第三，结合当下的现代性进行学术和社会考察。张君劢结合了民国时期的特殊环境，对科学主义展开了系统的批评。在其著作《人生观》一文中，他指出：“科学的功用是向外部世界展现的，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便是在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工厂还有实验室。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碌碌无为，又怎么去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呢，这种现象需要我们去防范抵御它。”(张君劢：《人生观》，载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岳麓书社2012年，第6页)他同时也对“德智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他将自己的学术立场划为“理性主义”，并以此将其定义为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中国儒家精神中的道德成分的融合，“德智主义”观念就此产生。另外，同时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自由意志论”以及“生命冲动”学说，也深刻影响了张君劢。

三、张君劢“德智主义”思想的现实目的

第一，解决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和“以德补智”的问题。根本上讲，“德智主义”的目的在于张君劢科玄论战中提到的“以德补智”。虽然“科玄论战”以玄学派的失败而落幕，但张君劢在论战中对于科学发展先见性的预判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科学在社会刚刚经历转型的中国无疑是新鲜的事物，但丁文江等科学派却以“科学万能论”，来声称科学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对文化与人生的支配。他们恰恰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多数情况下是远不能凭借科学来解释的；而张君劢则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强调需要怀着一种儒家式的宽容去看待他人、看待社会。理性主义的根源在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西方社会有着天然契合的适应性，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理性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应该有一个哲学思考范畴内的比较，而不是盲目地将任何具有理性精神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纳为研究对象而简单地混为一谈。在中国哲学家的意识中，道德理性始终是高于其他思维范畴的，以这种中西互补的思想来应对社会转型，即考虑到了传统哲学观念，又能把进行现代化的冲突降到最低。

第二，解决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问题。张君劢引进科学，倡导人民学习科学，但并不迷信科学。因为盲目地相信科学必定会带来不好的一面——科学必然会被政治所利用而带来灾难。因此一个完美的人类文明应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有机结合的整体。“德智主义”的终极目的也是服务于政治，建立儒家的“大同社会”。造成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思想背景是启蒙运动，但是，启蒙运动弘扬人类理性，却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了“道德真空”，正如解放思想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期存在着抛弃价值观念、道德败坏的风气流行等。张君劢发现了这种必然趋势，因此大力宣传道德信仰的作用来防患于未然。“德智主义”号召美德与智慧并重，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

四、对张君劢“德智主义”思想的反思

任何人的思想都不会是完美的，张君劢亦是如此。在他选择以“国家社会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开始，注定了他的政治生命是有限的。但如果考虑到中国近现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张君劢等部分新儒家学者的选择也并非没有意义：游欧对于战乱的目睹让张君劢对战争深恶痛疾，另一方面对于短时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广大人民，张君劢不希望再有流血斗争来更迭社会政权，故放弃了革命斗争的路线。虽然张君劢的初衷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但他并没有了解到在当时的中国，通过革命手段进行武装斗争才是底层百姓唯一的出路。一方面，“德智主义”理论本身的确有很大的可取之处，它重视了德性教化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但对于基层民众的教育与普及，则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和大部分新儒家学者一样，张君劢也把目光局限于了上层知识分子，没有考虑到底层人民该如何理解与运用“德智主义”的理念。同时他所提倡的复兴宋明理学，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社会认可度并不高，因此便在历史中被湮没了。但这种思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部分,例如思考德性在当下社会中应该如何与科学技术互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避免“道德真空”现象的出现，这些无疑会启发我们继续思考。另一方面，技术的突飞猛进如果缺少伦理道德的规范，人类社会会向何处发展？如何反思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弊端，也是当下社会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