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费逵从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活动的经历中，意识到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素质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他不仅在教育和出版领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近40年，而且在1906年就开始提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思想和方案，一生为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标准化、通俗语言的普及而努力。他提出统一国语，用注音字母辅助汉字学习，采用俗体字;积极出版白话文教科书、工具书和新文化书刊;创办国语国音学校，出版相关的书籍、留声机片等。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其状况和陆费逵的构想相差不多，这和他能够从全局考虑，深刻理解汉语言演变的规律，以及他一生的努力有关。他的思想为语言统一、汉字简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为汉语现代化、教育普及、知识传承和更新做出了很多贡献。本文试图探讨陆费逵的语言文字教育改革思想，推广语言标准的实践，对1949年以后语言文字改革的影响，以及这一思想形成的背景。

【关键词】陆费逵 国语运动 标准 统一 汉字简化

一、引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列强在中国争抢利益，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社会中来。很多知识分子、有志之士纷纷讨论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受列强侵略掠夺的困境。受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启示，他们认为学习西方思维，实行民主宪政是拯救中国的良方妙药。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启民智、学习民主与科学、创造新文化成为爱国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武器。當时一些热心人士欲通过发展民族的、现代化的、规模化的出版业，通过信息革命驱动启蒙教育，促进知识传播，发展新文化。陆费逵（1886—1941）早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投身教育和编辑出版业，发表了很多颇有影响的文章。他认定辛亥革命必会成功，于是秘密编辑新式教科书，并于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1912）中提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生成发展的必要工具。民族要强大，就要高度发展生产力，就要有具备知识技术的高素质的国民，就要有发达的教育系统和现代出版工业，而语言文字是这一切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史文化虽然悠久，但读书学习局限在统治阶层，普通劳动人民识字的很少，从而阻碍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地大人多，有北方、吴、粤、闽、赣、湘和客家等方言区，各地语言不通。虽有统一的书面语，但言文不一致、汉字复杂难学是文化普及的障碍。西方传教士把《圣经》翻译成方言，并用罗马字拼音注音，试图使中国百姓在家中可以阅读《圣经》。为了拯救国家、普及教育，汉语改革是当时讨论的热门话题，出现了多种方案，除传教士的方言罗马字外，还有切音字、方言拉丁化新文字、国语罗马字、万国新语（世界语）等。哪种方案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当时学界很难达成一致。

二、陆费逵语言标准的思想内涵

作为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教育救国论者，陆费逵17岁时创办正蒙学堂，19岁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常与革命党人往来，出售革命书籍，参加日知会并任评议员。20岁接办汉口《楚报》，任主笔。因抨击当局被通缉，逃亡上海，入上海文明书局兼文明小学校长。他发起创办上海书业商会，主编《图书月报》。190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部长，主编《教育杂志》。陆费逵在这些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华教育界》等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主张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注重实利教育，对中小学堂章程提出改革意见，倡议改革教育制度，如《缩短在学年限》（1909）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教育杂志》1909年、《减少授课时间》、《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1909）、《论今日学堂之通弊》（1910）等。他详细分析我国语言文字文化的教育、出版的状况，与西方和日本进行比较，发表《论各国教科书制度》（1910）陆费逵：《论各国教科书制度》，《教育杂志》1910年第6期。见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等。另外，他还写了很多文章，主张文字改革、语言统一，认为文字由繁入简，是时代进化的必然，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提倡白话文，比如《论设字母学堂》（1906）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1909）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教育杂志》1909年第1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页。、《整理汉字的意见》（1921）陆费逵：《整理汉字的意见》，《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12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4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1921）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8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8页。、《国语国音和京语京音》（1921）陆费逵：《国语国音和京语京音》，《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2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9页。等。他关于语言统一、简化汉字的思想和创办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教科书一样，是为“教育救国”这个核心价值服务的。他认为，语言改革的成功又依赖于出版和教育方面的配合，否则新的语言改革方案无法在全国被普遍接受、广泛使用。

（一）制定注音字母

西方中世纪时，各民族用拉丁字母书写，形成书面语言。伴随着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发展，图书被大量廉价发行，使普通公民也能靠拼音识字读书，推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领域的革命。在西方人看来，汉字不如拉丁字母简单易学。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意大利人利玛窦曾描述汉语学习的困难参见罗渔译：《利玛窦全集3——利玛窦书信集·上》，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学习每个新字，不仅要知道它的意思，还要记忆它的读音。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民间推广一种用罗马文字拼写的当地方言，用以出版《圣经》，加上罗马字拼音书报赵春燕：《语言意识形态与中国汉语拼音运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0页。，从而试图在中国重演马丁·路德大量印刷《圣经》传播宗教、影响语言发展的历史。英国人威妥玛1867年在伦敦出版《语言自迩集》（第一版），以北京官话口语为蓝本，创制了威妥玛式拼音。

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拼音文字有科学、易学、便于引进外来词等优越性，而汉字是阻碍文化普及的因素。比如，吴稚晖主张“废除汉文采用万国新语”，蔡元培曾说“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瞿秋白以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写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卢晖临：《百年中国社会变遷与儒家文化的命运》，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第20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8页。钱玄同也主张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反对者则认为应继续使用文言文、正体字，不同意改革。如何综合多方面观点，解决全国范围内语言不通、言文不一、汉字难学等矛盾，形成可行的、容易学习推广使用的通用语言，是当时的难题。

陆费逵高瞻远瞩，系统地分析了实现教育救国的各方面因素。他于1906年发表《论设字母学堂》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从普及教育和建立国家意识的角度，提倡用字母来减轻文字学习的困难，寻求语言统一。他认为，改良文字，小学宜多用字母，酌加汉字，而汉字之旁列注音字母，方便记忆，为将来辨认书写汉字做准备;中学以上，文宜仍旧，而于生字旁亦注字母，以便诵习，逐渐丢下注音的拐杖。至于语音的选择，他从国家整体出发，认为不宜“家自为政、乡自为俗”。在制定拼音字母的时候，应对各省语言研究比较，以地方适中、语音清利、使用通行最多者为标准，以益于推广，实现语言的统一。拼音字母的目的不是取代汉字，而是起注音、正音、辅助汉字学习的作用。他还深刻地指出了语音不统一对国家政治、军事、教育、交通各方面的危害。语言不通就会影响交流，只有乡情而缺乏国家观念，如此会造成国人只知省界，而不知国界。语言不统一，全国人心就不会统一;人心不统一，就无法在世界上竞争。因此，他强调要避免像中世纪的欧洲各国那样，按照方言口语用拼音形成不同的语言。

在《论日本废弃汉文》陆费逵：《论日本废弃汉文》，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1906）一文中，陆费逵写道：“我国从事改革，宜从字体简单、言文一致入手。一方提倡通俗文字，以期其普及;一方精研古学，以保存国粹。而统一语言，尤为要事。近见异地之人，语言不通，反恃英语互谈，此则大不可者也。”“吾愿我国讲改革、讲西学者，勿自亡其粹，以亡其国也……”他是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的革命者，坚定地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很早就认清汉语的弊病和解决问题的方向。他的观点是既要保留中华民族自己的语言，又要建立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如果废弃汉字、纯用外国语，就会失去我们的国粹，这无异于自取灭亡。

（二）采用俗体字

我国历代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也称俗体字、破体、小写等。1909年陆费逵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教育杂志》1909年第1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页。，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把俗体字定为正体字，不仅打响了近代汉字简化运动的第一炮，也率先把文字简化与教育普及联系起来。陆费逵把民间习用的笔画简化的汉字称为“俗体字”，而称旧有汉字为“正体字”新中国文字改革后的规范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字表形式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和未被整理简化的传承字，而与简化字相对的繁体字原先大多是正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详见《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3月25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沿用“传统汉字”为规范字，也称“正体字”“繁体字”。。他在文中讲到拼音语言易学与教育普及的因果关系，“欧美以字母切音，日本以假名训读，故其习文也易，而教育可普及”。他洞察关键，认为汉字中许多正体字笔画烦琐，而俗体字笔画简单，易记易学，便于通行。我国人口众多，读书识字的人多，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减少笔画。他提议将俗体字通过国家政策合法化，“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接着他又发表《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体字》陆费逵：《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体字》，《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页。一文，进一步说明俗体字的实用性，“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他的倡议的关键在于官方把俗体字规定为合法字，“采用之后，方将用之公牍，编入教科……”而且政府的规定是允许使用俗体字，不是所有字都要改成俗体字，也不是要求人人只会用俗体字。这样看来，俗体字和正体字是可以兼容的。

1921年，陆费逵又发表《整理汉字的意见》陆费逵：《整理汉字的意见》，《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12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4页。，认为学生使用减笔字可以节省学习时间和精力，多学其他知识;成年人在工作时使用减笔字，也可以节省书写时间，提高效率。他提出整理文字的两种方法，一是把减笔字的数目限定为两千个左右“普通应用”的通俗字。选定之后，还需要出版对应的字典，用以说解字义。他强调，字典上只须保留“普通应用”的意义，比如“楚”字，表示“苦楚”“清楚”是其常用义，而“夏楚”义已经不是“普通应用”了，在字典中“可以不说”。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主张限定的通俗字是以“普通应用”为标准，而对于“专门学问和高等文学”，他认为还有创造新字的必要。二是减少笔画，除了使用已有社会基础的减笔字以外，他还主张把笔画太多的字改变字形，减少笔画。已有的减笔字可以很快推广，简化字形则要逐渐地进行，“一年改几个字”。

在陆费逵的方案中，简化汉字能够为学习和书写提供方便。两千个减笔字占汉字总数的比例小，但使用频率高。当然，掌握以“普通应用”为主的通俗字只是学习的第一步，根据他对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的构想，能进一步学习更多的表达复杂和专业概念的汉字，当然更好。可见，他既没有废除汉字的想法，也没有减少汉字的意图。

（三）普及国语国音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共同语的概念存在，有雅言、正言、通语、官话、国语等不同称谓。这种共同语与历代的政治中心所在地的语言发音有关。共同语更明显地表现在书面语上，在日常的口语中，各地人习惯使用自己的方言。为此，国语运动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口号，主张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推行全国通用的国语。国语运动经历了从“老国音”到“新国音”的变革，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国音被称为“老国音”，而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规定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是“新国音”。两者虽然相差不大，但“老国音”有入声和尖音，像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陆费逵在《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1920）陆费逵：《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中华教育界》1920年第4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4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1921）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8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8页。等文中，把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和北京方言在发音和用词上进行举例比较分析，解释国音国语与京音京语的区别，说明在制定统一标准时，应使用国语国音而不是北京方言土话。他主张以京语京音为基础，吸收雅言官话的成分，这是因为雅言官话比方言土话更容易被接受成为共同语言。他还提出实现理想的国音国语的长远目标和近期实际逐渐推广的三步方案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8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9页。：第一步是儿童读标准课文时用国音，课外对话用语不强求;第二步是读书、对话用国音国语，其腔调不追究;第三步才是要求学理想的国语国音，而且在不同的方言区，根据口语与国语接近程度，推广国语国音的起始步骤也不一样。只要大家的方向一致，就没有必要追求一步到位，甚至互相争辩谁的国音更标准。他提到，要想实现“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目标，就需要“定标准音”“定标准语”，推广国语国音。这种通行的国语国音，实际上是“整理过的京音”，容易学习，使用简便，“近于文言，便于口说”陆费逵：《国语国音和京语京音》，《中华教育界》1921年第2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8页。。在现今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方法、政策中亦可以看到陆费逵的这些思想的影响。

一直到1940年，陆费逵仍在不懈地为把国语作为统一标准而努力。在《改良国语教育案》陆费逵：《改良国语教育案》，《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2页。中，他认为现行标准下使用纯北平话不是“不美”，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学起来仍比较困难。他提议，为了更快地普及国语国音，不应强求以纯北平话为标准，而应“降格”以国音为标准。陆费逵在国音和简化字的标准制定上，把学习推广的难易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他还提到在“国语科中略加文言以资应用”，“自小学第三年或第四年起，略加普通应用之浅显文言”。陆费逵的观点是要选择容易接受推广的国语国音，以实现言文的统一。

陆费逵高屋建瓴地强调“标准”和“统一”，即国语国音的标准、常用简化字的标准、教科书的编写标准;为了实现教育救国，陆费逵反对方言拼音，倡议言文统一，研究寻找容易接受的方案，然后努力使其成为合法化的、有权威性的标准，再用教育、出版的方式把标准普及、推广。在陆费逵看来，教育救国是核心价值，“统一”是普及教育的必由之路，“标准”是实现统一的关键策略，而字典辞典、教科书、国音唱片的出版是推广标准的有效手段。他独到的地方是坚持标准化，充分认识到推广实践的重要性，并统筹全局，权衡利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既能解决实际困难又容易被广泛接受的中华民族语言语音统一和普及教育的方案。

三、语言标准的实践推广

陆费逵不仅有自己成体系的思想和方案，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践工作。他在建立教科书标准、编辑出版教科书和字典辞典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革命性的贡献。他在推广白话文和国语国音方面，积极参与，不遗余力，从制作发行国音留声机片，到开办国语学校，再到编辑出版国语国音读物，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武昌起义前后，陆费逵预料革命必会成功，不肯坐等观望，私下与商务同人策划、编写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在民国诞生前就准备好了新教科书，这说明他对民国教育标准已经深思熟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同日中华书局开业，出售中小学教科书，一时风行，供不应求。他随即发表一系列有关民国教育标准的文章，与教育总长蔡元培讨论，参与、影响学制标准的制定（比如《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陆费逵：《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教育杂志》1912年第10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8页。、《民国普通学制议》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教育杂志》1912年第10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3页。、《敬告民国教育总长》陆费逵：《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教育杂志》1912年第10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3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中华教育界》1912年第2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2页。等）。1913年他赴北京主持召开读音统一会，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和国语统一运动，亲自编著《国音教本》周其厚：《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中华大字典》，较《康熙字典》多出1000多字，其中包括方言俗字，翻译西方语文所造和从日、韩文引进的新字，还加入了复词，改进了汉字注音、释义的标准沈国威：《〈中华大字典〉：迈向近代工具书的第一步》，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1916年1月出版新式教科书，每册后附四课白话文课文，为推广白话文的先导，受到教育部的称赞。中华书局在1919年和1920年《中华教育界》两次举办征文活动，刊出“国语研究号”。1920年4月，民国教育部规定，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采用语体文（白话文），中華书局积极响应，决定迅速出版“新教育国语课本”，里面有直接宣传国语的课文。其后，中华书局的“新教材国语课本”，则全部改用语体文（白话文）。这两套教科书为早期著名的国语教科书周其厚：《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国语文类选》，包括文学、社会、伦理、法政、经济、科学等十类，选编各科60多位著名学者、专家的作品，帮助读者用国语学习、思考。其他的有《语体文法》等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页。其他的还有：1920年出版《国语易解》《国音实习法》《国语读本》《注音字母教授法》《国音拼音盘》;1921年出版《新教育国语会话》《国语常识会话》《国语讲坛》《国语新字典》《注音新辞林》《注音国语字典》《国语小字典》等;1926年出版《国语学生字典》;1930年出版《注音符号传习小册》《国语注音符号新教本》《国语注音符号讲习课本》《国语注音符号发音法》等。。中华书局出版的《国际交集会话》《国语会话》《白话文速成法》和《新式标点符号使用法》等，重印都达到30次之多。从1922年至1926年，中华书局推出“国语讲义”。从1924年开始，陆续出版“国语小丛书”。此外，还有“标准国音丛书”“新国语丛书”等。1929年出版赵元任的《北平语调的研究》（《最后五分钟》附录），1930年出版黎锦熙编的《国语罗马字国语模范读本》。1936年出版的《辞海》不仅词语解释确切，收集近现代的新语词、活语词，而且注音详细，还附有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以帮助统一语言和正音。高质量的字典、辞书，加上注音，对语言的统一和知识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书局在1912—1949年共出版语言类的书籍677种，913册，种数占比为1145%吴永贵：《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0页。。据周其厚统计，“1920—1923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国语图书50种，占整个图书出版总数的一半以上”。几乎每一种国语图书都有重印，印次在5次以上的有40种，有些印次达到30次。黎锦熙称民营出版业为维护国语运动的“第二道防线”，而陆费逵等人是“第二道防线”的总司令周其厚：《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148页。。在陆费逵的努力下，中华书局通过大规模出版发行国语书籍，开拓新市场，帮助新一代的学生和普通劳动者掌握通俗文化，使国语成为大众学习工作生活的工具。

除了出版书籍，陆费逵主持1921年创办国语专修学校，每年投资1200元，并负责讲义的印行、招生、教学与管理等工作。经过两年的时间，毕业生人数达700人，大多分赴各地任教周其厚：《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1921年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增设“国语部”，编辑多种国语国音教科书，发表国语国音多篇文章，并于国语研究会编的《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字母研究号”等特刊上撰文。1920年，看到各地教师的发音不同，陆费逵主持制成发行标准国语国音留声机片，约请国音统一筹备会会员、北京高师教员王璞发音，并由黎锦熙审查。他讲道，“现在既有了国音，我们就应该尊重国音”陆费逵：《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中华教育界》1920年第4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4页。。陆费逵和中华书局许多编辑还参加“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或“上海国音推行会”，有的还是领导骨干。1932年，教育部规定“以现代的北平音北平语为标准”，使用新国音，陆费逵当即决定请新国音的专家、大学教授白涤洲发音，再次制作一套留声机片，在国内外销售，协助语音标准的推广周其厚：《中国出版家·陆费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在1940年3月27日，陆费逵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改良国语教育案》陆费逵：《改良国语教育案》，《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2页。，进一步说明普及国语的重要性及具体改革之法。

由此可见，陆费逵组织编写出版民国教科书、白话文课文、国音教本的热情很高，能够与时俱进，注重语言文字发展的新成果，主动促进标准的建立，率先宣传推广，积极投资付诸实践。

陆费逵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实现教育救国、促进社会进步的配套服务项目，而这些工作也是为书业建立庞大健康的读者客户群服务的。他的思想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实际性;他的实践有周密的计划、策略和战略，从而不断扩大他所推行的方案的影响力。陆费逵的经营理念是在教育、出版等方面不断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最终把个人、书局的利益和国家、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四、语言标准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工作的影响

陆费逵对语言、文字改革的贡献颇多，但很多年以来知道他的成就的人不多，不少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文章没有提到他的贡献。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1937年说过，陆费逵1909年的文章《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打响了“简体字运动的第一声炮”黎锦熙演播稿，转引自钟少华：《中文之变革（1815—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王均曾撰写关于陆费逵和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提道，“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整理和简化工作，借鉴了陆费逵提出的方法。所以，即使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他的主张和所提出的简化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揭开简体字运动序幕的先驱人物应数先进的教育家陆费逵先生”王均：《提倡简俗字的先驱陆费逵先生》，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在21世纪的今天，陆费逵关于语音统一和文字改革的思想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王益也认为，陆费逵是民间倡导文字简化、语言统一的第一人。

1993年王益应日本某杂志社的邀请，撰写了《与日本友人谈中国文字改革》一文王益：《与日本友人谈中国文字改革》，《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续编》，印刷工业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3—96页。，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简化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陆费逵的方案和思想的影响。

我国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汉字笔画多，历代民间都有简体字流行。太平天国运动时，曾经给简体字合法的地位，采用简体字100多个。1909年陆费逵撰文倡导简体字，语言学家钱玄同、胡适等学者表示赞成，但是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直到1935年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在部分报章杂志上推行，反应良好。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324字，但遭保守派反对，几个月后就下了禁令。然而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人们已经创造和采用了许多简体字。

1949年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1951年，教育部编成《常用汉字登记表》和《第一批简体字表》，收集了已经比较通行的简化字555个。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成立，研究汉字简化方案，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经五稿草案后收录简化字674个，在个别报刊上试用，广泛征求读者、语文教师和社会人士的意见。1954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联合教育部、总工会等，将《草案》分发30万份，组织群众讨论。1956年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公布试用，分批在全国推行简化字517个。最后意见是以常用汉字为范围，不必为每一个汉字都制作简化字。1964年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国务院对《簡化字总表》做个别修订。简化汉字经过反复研究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推出后便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简化字总表》收录2235个字，平均每字10.3笔，简化字比繁体字平均每字减少5.3笔。据分析参见叶籁士：《简化汉字一夕谈》，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叶籁士（1911—1994）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推广的简化字中大部分（1753个）是由简化偏旁类推得到的，比如“門”到“门”的简化，导致所有以“門”为偏旁的字都得到简化;有208个字是历史上已使用过的俗体字;还有54个简化字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毙”“类”“孙”“亚”等。对没有学过简化字的人来说，需要记的只有220个字，如“电”“欢”“风”“丰”“赵”“轰”等。这些字中大多也有规律，有的是利用“形声”符号简化，有的是利用草书，有的是启用古字，有的在保留字形的情况下，用“又”等代替笔画复杂部分。被其他同音的简化字代替的有约50个。完全新创的简化字，比如“拥”“丛”“农”等，只有9例。

从1972年到1977年，文改会曾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简化字853个。1977年12月，其中的248个字开始在报刊和中小學教材中试用。由于各方面意见很多，在1978年停止使用，草案最终被废除。王益指出，原因种种，最主要的是“认识到文字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不断简化”。

五、语言标准思想的形成背景

陆费逵提出改革语音文字的目的，不是学术的，不是审美的，也不是为哪个阶层的人服务的，而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易学的、使用方便的通用语言，以实现教育救国、增强国力、促进社会进步的理想。他从全局出发，不仅从知识分子角度看问题，也为普通劳动者考虑;不仅为世界新知识的吸收服务，也重视对汉语经典文献的传承。他认为语言是符号，应尽量减去不必要的复杂性，提倡简化汉字，又尽量保存国粹;他认识到为尽快缓解普及教育的最大阻力，不应过分追求完美而延误现实可行的方案。从这些理念中可以看出一个爱国的民族企业家解决问题时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动机。

陆费逵祖籍桐乡，父亲是幕僚，母亲生在大同。他生在汉中，长在南昌，在武汉和上海谋生，却没有去过桐乡。他一生都讲普通话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中华教育界》1919年第1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6页。，自幼跟母亲在家学习，母亲还再三给他纠正陕西土音陆费逵：《内庭趋侍记》，《陆费逵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他接触到的方言很多，对各种方言学习的难易程度有亲身体验。这样的背景帮助他不受省界的局限，能够从全国整体出发思考问题。他早年弃旧学，12岁开始广读书籍、报纸。从15岁至17岁，“此两年半中，不独遍读新报新书，而古书亦阅读甚多”陆费逵：《我青年时代的自修》，《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8页。，“订阅中外日报”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杂志》1934年第6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7页。，自己能读日文。17岁时起，他开始办学教书、经营书店，从中了解学生和客户的需要，而且“一边办事，一边自修”，“每日必读二小时”，“所读科目最多者为教育，次经济，次地理，次政治，次哲学，得力于日文书籍不少。但东涂西抹不能专精，仅粗知皮毛扩充常识而已”陆费逵：《我青年时代的自修》，《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8页。。他没有留过学，但曾想去日本留学。他通过书籍广泛接触西方知识，以教育、经济为主要科目，其他科目为辅，为他后来从事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陆费逵关于文字改革、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和他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有关。他在《论群蠹》（1905）陆费逵：《论群蠹》，《楚报》1905年9月4日。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页。中指出，“我国民最乏者曰智识。智识乏，则德育亦随之而缺乏”，又在《对于立宪谕旨敬告同业》（1906）陆费逵：《对于立宪谕旨敬告同业》，《图书月报》1906年第2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页。一文中写道，“我国近数百年，因无教育，致人民无普通智识……”在《我的青年时代》（1934）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杂志》1934年第6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7页。中，陆费逵回忆说，“十七岁革命思想大盛，十八岁到湖北，便与党人往来。……但是看见党人倾轧卖友，能力薄弱，知道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后来便努力自修，努力工作，仅从旁赞助革命了”。国民缺乏文化知识和社会革命理论是他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后所取得的经验总结。

陆费逵在《著作家之宗旨》（1906）陆费逵：《著作家之宗旨》，《图书月报》1906年第1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页。一文中分析道，“我国自汉以来，无所谓教育，尤无所谓宗旨，特藉学校科举为入官之预备而已。……吾恐教育形式之纷挐，即吾国灭亡之先驱也”。他把语言的统一和教育的标准化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缺乏教育的标准是他投身教科书革命的原因。

陆费逵在1905年就倡议在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形下，由有文化的、懂知识的人用白话到处讲演传播。在《论立宪当以教育、演说为基础》（1905）陆费逵：《论立宪当以教育、演说为基础》，《楚报》1905年6月24日。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一文中，他指出，“救急之法，宜速将修身伦理诸科，编为白话，饬令地方官到处派人演说”。这里的“演说”是指口头宣传讲授。陆费逵所讲伦理诸科，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西国宪法之精详，万绪万端，深邃莫测”，也就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的一系列推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知识体系，这个理念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中亦有所体现。如《唯物史观解说》《富国论》和《物种起源》等书籍，“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新文化丛书”等各领域丛书，促进了新知识、新文化的传播邹振环：《“新文化丛书”：新知传输与新学引领》，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陆费逵曾与董必武联系，安排向延安中山图书馆捐赠一批本版图书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5页。。

在《我的青年时代》陆费逵：《我的青年时代》，《新中华杂志》1934年第6期。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7页。（1934）中，他说：“我以为青年人只要识得二三千字，能阅粗浅书报，便有自修力量。”在陆费逵看来，掌握简化汉字是为进一步学习打基础。简化常用字，增加注音，可以缩短语言学习的时间，是为了使全国更多的人能够自学，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

陆费逵1909年任《教育杂志》主编时，一方面，他对于国内外教育制度和状况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建议。在《〈世界教育状况〉序》中，他认为“无国民教育，则国基不固;无职业教育，则生活维艰;无人才教育，则国家无所倚，国民无向导，终于必亡而已矣”陆费逵：《〈世界教育状况〉序》，《教育杂志》临时增刊，1911年8月。见《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7页。。他接触教育界人物，以记者身份参加会议，考察各地学校，发表综述和评论参见陆费逵：《江苏全省学堂成绩展览会余评》，《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6页;《京津两月记》，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论中央教育会》，《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6页。。另一方面，《教育杂志》的影响很大，陆费逵以主编身份，召集教育界专家发表文章，与他们交流思想，探讨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这些活动使陆费逵逐渐成为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和代表人物。

陆费逵是民族教育家、出版家、企业家，因此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有他独特的视角。他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信息工作者、知识工作者赵大庆：《陆费逵：中国信息革命先驱》，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从实际经验中，他认识到各方面的需要和难点，尤其是汉字文化的特点，用周密的系统平台的思维，认识到各种因素的矛盾统一关系，较少在某一方面受局限或者过于偏激，所提出的方案更为实际可行。有了新的语言标准后，还需要大规模出版有关各种书籍进行普及推广，认识到这一点的不多，能付诸实践的就更少了。因为从书局的经营角度看，只有实现文字改革、教育普及，书业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基础，反之则会带来不容低估的损失。

六、结论

自古以来，文言文始终是我国的书面语言。虽然全国各地的方言口语各有不同，但书写历史、文化、知识的文字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一百多年来，为了普及教育，满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求，言文一致的必要性越发凸显。在此背景之下，陆费逵提出汉语言统一和标准化思想，为语言统一、汉字简化、教育普及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字改革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从而保证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够对话沟通;汉字简化改革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陆费逵1910年曾设想普及教育至少需要两百年陆费逵：《教育普及至速须二百年》，《教育杂志》1910年第3期。見《陆费逵文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页。，而事实上我国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约80%降到当前的4%以下，与发达国家相似。普及教育速度之快，是和国家的语言和教育政策，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流动，以及广播电视等技术的普及分不开的。

陆费逵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贯彻于教育普及、书籍出版、中外知识体系融合等方面之中，使各项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他从系统构架的高度，反复强调“统一”和“标准”，目的是尽快建立可行的民族信息基础设施体系赵大庆：《陆费逵：中国信息革命先驱》，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他很实际地寻求各因素的妥协，以理智冷静的态度，不走极端，避免局部影响全局。这是他的思想和实践有深远意义的原因。

〔作者赵大庆，桐乡陆费逵图书馆陆费逵研究小组顾问〕Lufei Kuis Thought on Reform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Zhao DaqingAbstract：Lufei Kui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popularizing edu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from his participation in antiQing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early years. He not only serve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ith fortyyear endeavors in education and publishing， but also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n language policies and plans as early as in 1906. Lufei devoted his lifetime to the un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lain language. He proposed to unify the national language， use phonetic letters to assist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dopt the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actively published textbooks， reference books and new culture books in vernacular; established schools of teaching with Mandarin and governmentapproved pronunciations， and published related books and phonograph film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o this day is just like what Lufei Kui conceived， owing to his ability to think across the board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laws of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his lifelong efforts. His though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language unification and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He has made lots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update of related knowledge.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hought of Lufei Kui on language education reform and his practices in promoting language standards， his influences on language reforms after 1949， and the background of forming his thought.

Keywords：Lufei Kui，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standards， unification，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