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结淼，朱智帅

(安徽大学 法学院，合肥 230601)

1 问题的由来

我国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明确了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的专门机关。《监察法》和《刑法》在打击职务犯罪的领域，具有广泛的衔接基础，彰显了宪法的精神。然而，在针对监察人员职务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上，两部法律的衔接却存在着衔接不畅的问题。

我国《监察法》第一条明确了监察委须实现“监察全覆盖”的目标，这相较于传统监察体系下的行政部门难以监督的对象——全国人大、政协等主体而有所扩大。但是，如何对监察机关自身和监察人员的职务行为展开监督，解决“灯下黑”的难题，仍需探讨。当前，人大、党委、纪委等组织都可以对监察委开展监督，监察委也可以对其内部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调查权。但这些监督几乎来自组织层面，例如，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缺乏细化的程序，仅通过“述职报告”等监督方式过于宏观；监察委对自身展开监督存在“既当参赛选手，又当裁判员”的问题等，同时，缺乏与监察委相互制约的机制也是当下的一大难题。因此，破解监察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难题和刑责追究障碍，显得尤为迫切。

同时，针对职务犯罪的规定，《监察法》和《刑法》所规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刑法侧重于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以具有“公共管理性”和“行政职责性”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对象。而监察法则囊括了对职务犯罪和职务违法的双重监察，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