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本刊记者 范德清

严=严圣民

我在红船边长大

记：您已经选择去高校教书，为何又会接受《红船》剧组的邀请呢？

严：说实话，拿到《红船》的剧本和歌谱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不由自主地读，不由自主地唱，数十年舞台经验告诉我，要是拿不下陈独秀这个角色，我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接下邀约时没有丝毫犹豫。

另外，“红船”对我个人来说也非常有意义。我出生在嘉兴市南湖区的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红船边长大，加入《红船》的演出，仿佛是命运的安排。1991年5月，我从嘉兴城区文化馆调入浙江歌舞剧院后，参加的第一次大型演出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庆典。一晃30年，我的表演生涯能以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收官，我觉得非常圆满。

记：歌剧《红船》为什么能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并从50部在京展演的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七一”期间国家大剧院的开幕大剧？

严：红船是孕育中国共产党的母亲船，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一个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際，歌颂红船是应有之义，所以，歌剧《红船》从立项之初，就集结了全国顶级的主创团队，从编剧、导演到作曲、指挥，每一位都是行业顶尖人物。我们的演出阵容也同样强大，400多位演职人员台前幕后全力以赴，只为让“红船精神”在建党百年之际绽放新的光彩，走进每个人的心里。

中宣部对50部在京展演的作品进行考评，最终把排名第一的《红船》作为“七一”期间国家大剧院的开幕大剧。不谦虚地说，《红船》代表了我国原创红色题材歌剧的最高水平，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去现场欣赏。

记：听说您是《红船》剧组最后一位敲定的主演，能聊聊当时的情形吗？

严：《红船》剧组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演员的，毛泽东、李大钊等人的扮演者很快确定，但一直没有找到扮演陈独秀的满意人选。导演组在最后一刻才决定让我试唱，所以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拿到剧本和歌谱的。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绝对不能错过的机会，为此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练习。此时距离《红船》的首次公演已经不到2个月，其他人都已经驾轻就熟、配合默契，只有我还在试唱。幸好看完表演后，总导演黄定山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就是陈独秀。”

记：要演好1919—1921年的陈独秀，您一定下了很多功夫吧？

严：为了达到演出要求，不到2个月我减重20斤。比起形似，演员更重要的是神似。作为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为此做了许多功课，力争把那个时期的历史研究透彻。只有让自己真正代入“陈独秀”，把他在当时遭受的一切当作“我”的感受，想“我”所想，做“我”所做，才能让人信服——我不是在演“陈独秀”，我就是他。

记：您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保养身体、平和情绪对健康来说很重要，为了演出通宵熬夜、快速减重、沉浸悲苦、激昂高歌……这样的付出值得吗？

严：做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视并付出努力。我只是尽到了做演员的本分，相比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情怀，这点付出算什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几分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出来谢幕，那一刻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听说您在高中毕业时，被父母逼得放弃高考，这是怎么回事？

在考入大学前，我当了3年工人

严：现在说起来，觉得当时的自己也挺好笑的。我在填报志愿时没跟父母商量，自作主张地报考了电子类技校。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我是嘉兴秀州中学1983届毕业生，“学电子”对那时年轻人的吸引力，大概不亚于现在的“造芯片”。可父母坚决反对我报考技校，认为技校的路走不远，考大学才是正途。既然没法做我想做的，我干脆就放弃了那年的高考，以消极的方式来抵抗父母的“专制”。

记：那您又是如何把目光投向音乐的，您有这方面的天赋和基础吗？

严：对于音乐，一开始我只是单纯感兴趣。可父亲说，只要我考上大学，哪怕去学音乐，家里都会无条件支持。他这样说，岂不代表他不讨厌我学音乐？于是，我突然就有了学音乐的冲动。

我们小时候，学校的音乐教育落后，因此，高三毕业之后，我还是个“音乐小白”，连五线谱都不识。为了恶补乐理知识，我从书店买了专业书籍和资料，还报名了嘉兴市群艺馆的声乐培训班。甘肃天水歌舞团转来的蒋心镜老师是我的培训班导师，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不光是声乐表演，更多的是为人处世的态度、痴迷音乐的精神。那阵子我有点“疯魔”，如果一堂课上好了，我会快乐一整天;如果一堂课没上好，我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工作也无精打采。

记：所以您是歪打正着走上音乐这条路的？那段时间您是一边上班，一边学音乐吗？

严：是的，我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了，不愿窝在家里当“寄生虫”。我去了一家化工厂当技术钳工，工厂午休时，工友们一般都会下下棋、聊聊天，放松片刻，只有我在角落里啃书学习。有位老工人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你不属于这里，你跟他们不一样。”

记：您是如何考上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的？

严：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招生的信息，是我同学范建伟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的。如果不是他热心转告，也许我就错过那年的高考了。

那年“五一”期间，音乐专业复试在杭州举行，我像一只跳出井口的青蛙，才知道世上有这么多精通音乐的年轻人！小提琴、小号、钢琴、舞蹈……每个考生都有自己的绝活，而我除了学过一点口琴和声乐，几乎啥都不会。考完我有点自暴自弃，觉得自己肯定没戏了。我不知道1986年有多少人报考了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但最后录取的人数我知道——19，因为我就是那幸运的第19名。1986年9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学校，在校园里我看到一块牌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父母亲对我说过好多遍，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

记：您在大学里“逆袭”成功，从最后一名进校到第一名毕业，靠的是什么？

严：剛读大学时，我就知道自己和同学们的差距，我是班里唯一不会弹钢琴的。所以每天课后我都去琴房练琴，琴房人多时，我就留在教室里练唱。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开学就设定了目标：毕业时我要拿第一名！

我要特别感谢刘迁老师，那时候他刚从外省调过来，宿舍就在我们教室附近。我在教室练唱的时候，经常一转头就能看见他站在窗口。他一直在那里默默地听，等我唱完才过来悉心指导。因为有了刘老师的教导和把关，我的进步很快，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的专业成绩是班级第一名。

我的第一个浙江省音乐舞蹈节声乐类表演金奖就是在大学里获得的。这个奖项激励我加倍努力，接受一个又一个挑战，在良性竞争中快速提升自己。

记：您在不断地比赛中拿到了无数奖项，成为浙江歌舞剧院声乐团团长兼合唱团团长，还记得2001年首届政府“金号奖”声乐比赛的情形吗？

要让学习成为你的生活乐趣

严：当然记得，“金号奖”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政府奖声乐大赛，决赛时歌手不允许使用扩音器，于是我清唱了歌剧《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奇妙的和谐》，获得一致好评。那次比赛，美声组的最佳女歌手空缺，而我战胜了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国家院团的青年歌唱家，作为最佳男歌手，领到了全场唯一的“小金号”。

记：您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交流学习，那您算不算是浙江演艺界公派留学第一人？

严：2000年第9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我领衔的浙江队冲进了前15强，个人也拿到了专业组第4名的成绩，这些都是浙江省史无前例的好成绩。当时省里要奖励我，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只想深造学习。现在回头来看，我还是浙江演艺界第一个公派留学的访问学者，我非常幸运，出国后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艺术视野。

记：之后，您又开始挑战音乐剧、歌剧表演，对此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严：我第一次出演音乐剧，就拿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那部剧是浙江歌舞剧院和茅威涛戏剧工作室联手打造的《蓝眼睛·黑眼睛》，它讲了一段传奇的异国恋情：1933年，蓝眼睛的奥地利少女瓦格纳爱上了中国留学生杜承荣，跟着他回到浙江东阳。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他们始终相依相伴、相亲相爱。男主角杜承荣的年龄跨度非常大，我要从他20多岁演到60多岁，为此我苦练2年形体表演，才算掌握了肢体语言表达技巧。为了深入角色，我多次拜访瓦格纳老人，听她讲述当年的故事，翻阅他俩的书信和影集……演完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从此再演什么都不怵了，我掌握了把自己代入角色的方法。

记：您是如何保持数十年如一日的激情去学习和挑战自己的？很多同学都会制订详尽的学习计划，最后却坚持不下来，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严：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就拿唱高音来举例吧。一开始，我的追求就是要唱到某个音，我向老师学习，与同辈切磋，慢慢就学会了;等掌握了这个高音以后，我又会想，能不能唱得更轻松一点，音质更好一点，声音更集中一点，更有穿透力……一个个的小成功，激励着我不停地向前。当我乐在其中时，就不觉得苦，也不觉得需要坚持。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学习当作一件痛苦的事情，要让学习成为你的一种习惯，最后成为你的生活乐趣，这样才能走得轻松，走得长远。

（整理：金 竹 朱雨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