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帆

摘要：在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新闻业的全面取代和改造一直是个重要的议题。然而现有研究虽普遍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旧新闻业的全面改造过程，但却往往将旧报刊和旧广播的接管改造混作一谈。本文尝试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史料文件的分析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及广播业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重建方式，进而形成了“多样并存、一个声音”的表现特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报刊事业 广播事业 接管改造

在重大历史转折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除旧布新重建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对这项重要工作进行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从现有成果看，相关研究聚焦于大型城市中的报刊媒介，但也因此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对报刊和广播两种媒介实际上所采取的不同重建方案的研究。因此，笔者尝试以此入手，探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无产阶级报刊和广播事业建设中的异同，进而直观呈现中国共产党对两种媒介形式及其功能的认知。

一、多样并存：中国共产党对旧报刊的改造和保留

与民国时期兴盛于各大城市的商业报刊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强烈政治属性。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之后，如何处置旧制度下的报刊，自然就成了不仅事关新闻事业领导权，更关乎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的重要问题。

1.对国民党控制报刊的查封接管。1948年11月8日，在《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中：“报社、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按照本办法，中国共产党对部分新解放大城市中的旧报刊，特别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进行了查封和接管。在此过程中，包括天津《民国日报》《新时报》《工商日报》《中华日报》，北平《华北日报》《北平时报》《中国时报》《世界日报》，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国民党控制或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报纸相继受到了接管和处置。

在封禁和接管国民党控制报刊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同时提出了对其他私营报刊的处理办法。《办法》指出，“旧有报刊中存在少数的中间性和进步性的报刊，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于我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正是在这项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业已存在的旧报刊进行了细致甄别和分类处置，对反对国民党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的进步报刊准许其登记并给予保护。

2.对《大公报》等报刊的灵活处置。《办法》中虽然提出了分类解决的对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个别城市还是出现了与《办法》相背离的情况。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由于接管和重建大城市报刊的经验不足，因此，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当时正在发行出版的所有报刊一律停刊，包括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新星报》《大公报》和《益世报》等。

这项政策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在194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天津军管会的命令“不合中央去年十一月八日的指示……不应是不宣布理由而命令一切原有报纸一律停刊。”一天后中央再次发布指示，提出“对于天津这样重要的城市，在采取任何为中央所未曾规定的政策步骤前，不向中央请示是错误而危险的……先停刊后登记是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办法，不如采取一面听其续出一面令其登记的办法，可居于主动地位。”办法中随后对包括《大公报》在内多份报刊的重建办法进行了细致安排，并指示北平市委吸取借鉴天津经验教训，对各报社处置计划报告中央审查。

鉴于《大公报》在当时拥有较大影响力，194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曾专门就《大公报》事宜电告天津市委，提出“大公报从内部革命”“改换名称”的意见，目的就是为了“使平津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194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复电天津市委，就《大公报》等三家报纸的处置办法进行部署。提出联合包括徐盈、杨刚等《大公报》内进步记者编辑，通过接收其中官僚资本股份的方式对其进行改组，进而重新出版等具体办法。在中共中央的授意和天津市委的直接领导下，1949年2月19日天津《大公报》举行了全馆职工大会，发表改造宣言并于同月27日正式改名为《进步日报》。

3.对党外进步报刊的扶助支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天津市委和天津军管会在重建《大公报》的同时允许《新生晚报》《博陵报》《华北汉英报》《新语报》等四家报刊继续出版。北平军管会查封了当时26家私营报纸中的24家，仅保留了《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但由于《世界日报》刊登国民党新闻机构发布的稿件而被接管，北平仅有《新民报》一家私营报刊继续出版。

有了天津和北平接管过程中出现的教训和经验，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大城市报纸问题复南京市委电》中明确提出在大城市中创办党外进步报纸的方针。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对文化干部的谈话中又明确提出：“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在相关政策和精神的指导下，南京保留了《新民报》和《南京人报》；武汉允许《大刚报》继续发行；广州的《越华报》《现象报》《每日论坛报》等5家报纸被允许继续出版；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也保留了下来；上海的申新二报被查封，而诸如《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及俄文《新生活报》等在内的4家私营报刊被允许继续出版。

此外，当时上海还存在著大量成分复杂、受众广泛的“小报”。为了防止因小报的全停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利用小报争取“落后分子”，上海军管会在保留《飞报》和《罗宾汉》两份小报的同时制定了“出版一家停办一家”的过渡方针，创办了两份新的小报《亦报》和《大报》取代先前的《飞报》和《罗宾汉》。上述不同城市中私营报刊的保留和新建，表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办的报刊体系虽以无产阶级党报作为主干核心，但也并非完全断绝了私营报刊生存的土壤，甚至曾创造条件鼓励其存在和发展。在这种方针政策的引领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报刊事业形成了党报与私营报刊“多样并存”的发展态势。

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对旧广播的接管和统制

广播作为一种无远弗届、被动收听的传播工具，在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上与报刊差别巨大。民国时期我国的广播性质多元，1928年颁布的《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规定，“广播电台由中华民国政府机关公众或私人团体或私人设立”。因此，民国时期广播电台种类繁多，其中既有国民党直接管控的国营、公营电台，也有民营电台和外商电台。

与国民党政府设置广播的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事业自1940年12月30日在王皮湾村诞生伊始，就打下了鲜明的红色烙印。践行列宁提出的广播是群众教育最好的武器这一理念，《解放日报》在介绍新华广播电台时明确该台是“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抗战胜利后，新华广播也曾以一篇《自我介绍》表明“XNCR的宗旨在于使各位了解人民政党、人民军队和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解放区的情形，了解它的主张和事业”。由此可知，人民广播事业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鼓动工具，其根本任务是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党的工作与群众生活。

1.分类处置国民党电台和民营电台。中国共产党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始终是以“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为基础。而这种管理方式也映射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广播的改造过程中。194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明确“新中国之广播事业，应归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经营”。在《决定》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对广播电台的接管也采取了较之报刊更为严苛的办法。

解放初期，天津军管会出台《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方案》，一方面对国民党党营电台进行封禁和接收，另一方面对各种私营电台进行暂停和甄别。经过甄别被允许继续播出的私营广播电台，则依据1949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私营广播电台的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进行登记并领取执照，转播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不得自行编撰新闻。此外除播出音乐唱片及聘请艺人广播、播送纯属商业性质的广告外，不得有任何其他性质的广告。同时在播送过程中，军管会或市政府派军事代表现场监督。

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和军管会一方面接管了国民党官办的北平广播电台、没收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三家私营电台；另一方面出台《关于北京市私营广播电台管理暂行办法》，对私营电台进行登记备案，同时对其播出的新闻类节目和封建歌曲等进行严格限制管控。广州军管会也在接管电台过程中依据《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封禁国民党电台的同时对私营电台进行审查，并规定“欲创设或复业的私营广播电台，必须事前向本会文教部新闻出版处申请登记”“如欲继续播音，须转播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全部节目”。

1949年5月27日，上海军管会颁布了《关于上海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的暂行办法》；6月13日又颁布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上海市私营广播电台暂行管制条例》，一方面对国民党党营、公营电台进行查封接管；另一方面要求私营电台每天播出节目及内容，须于次日向军管会进行书面报告；不得自行播出包括新闻评论、政治性讲演及通讯等节目；不得与其他电台进行通话联络及使用短波；同时还将17家电台整合起来压缩使用12个频率。

2.剥离民营电台的新闻发布功能。《人民日报》在1949年10月26日刊发了文章《取缔反动广播电台 加强人民广播事业》，文章曾指出“除了应该办好国营广播电台外，对于真正私营广播电台，只要它不从事破坏国家人民利益的反动宣传活动，不利用广播进行造谣欺骗与诽谤，真正为人民服务，不但允许其存在，还要帮助它们进步。”

从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管理私营广播电台采取了与管理私营报刊相类似的方式，但仔细揣摩个中深意便可看出广播和報刊的重建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天津军管会封禁接管国民党电台并对私营电台进行核查颁发执照到随后包括北平、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具体办法，上述多地的私营电台虽仍在播出，但其自身编撰播发新闻节目的功能已经被剥离，取而代之的是转播新华广播的新闻节目。从这一角度出发，实际上这些民营电台除了转播新闻之外，自身已经丧失了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的功能，仅保留了提供文化娱乐的单一功能。

上述做法表明，较之主动接收、对受众素养要求较高的报刊媒介来说，中国共产党显然非常重视对被动收听且更易传播的广播媒介进行全面掌控。

三、对中国共产党重建新闻事业的思考

从针对报刊和广播电台的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部分民营报刊和电台重建中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待报刊和广播的观念有着深刻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重视民营报刊联系社会、辅助教育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并希望它们能在新政权初建时期发挥较大的作用。同时也给广播事业定下了国家经营禁止私营的总基调。即便是有些民营电台被允许播出，却也剥离了自采新闻功能。而在其后数年间又通过改造、赎买等方式将民营电台逐步国有化，最终形成了报刊多样并存，广播一个声音的总体态势。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建报刊和广播的不同方式中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报刊及广播观念的不同，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的灵魂。而这种工作方法对于指导我国媒体融合进程中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显现出重要的指导价值。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从一枝独秀到百舸争流——天津新闻教育60年”（项目编号：2019SK04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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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