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岳峰

基于以上，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国家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清代货币制度，本身就有缺陷。银两和制钱不是主辅币关系，银两称重，制钱计数，实兑比率并不稳定。白银并非铸币，不由国家管控，自不能借此调节供需。作为金属铸币的制钱，虽由政府管控，但受制于铜、锌等币材供给，无法随时加铸，而一旦铸行过量，又不易收回销毁。如此货币制度，使得货币供给不仅不能自控，反深受国际银铜币材价格波动及国内钱商操纵影响，从根本上导致“银钱兑价”始终波动。清廷在正常状态下尚不足以调控好银钱兑价，又怎能寄希望其在灾疫动乱中遏制钱价上涨？由是，合理的货币制度，稳固的金融体系，是灾疫救助的重要保障。第二，政府必须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能强有力地调动起社会资源。灾疫发生时，正常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秩序被打乱，囤积居奇、高抬物价现象时有发生。在清代，钱商一直是左右银钱货币价格的重要力量。在钱贵时，钱商的逐利行为会进一步抬高钱价，这就要求政府能适时、有效介入，予以规制。如治理得当、调控合理，则在维护钱商正当利益的同时也可避免钱价暴涨。第三，灾疫救助中的货币供给措施必须合理。在灾疫地，为遏制钱贵，增加制钱供给从原理上看非常得当，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两难处境。这就要求政府在优化货币供给办法上下足功夫。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在短期内，可斟酌衡量从它地运钱助赈与携银至本地兑钱散赈两种做法各自利弊；而在长远上，则当反思既有货币金融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