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吉霞，张若洋

工业联合会是民国时期工业界的重要组织，在推动民族工业发展、联合实业界探索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行业整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有关工业联合会的研究，学界既有研究较少涉及1945年前，多集中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研究学者主要有李勇军、唐永余等(1)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勇军：《工业会的成立与商会的分流——以上海市工业会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7—93页；李勇军：《解放初中共对上海市商会、工业会的接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70—173页；唐永余：《民国时期工业会成立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第111—116页。这些研究均未涉及1928—1937年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情况。。1928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至1937年前，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在武进、青岛等民族工业发达地区先后建立分会组织。1947年10月，《工业会法》正式出台，对工业团体进行了制度化的安排，试图满足战后发展工业的强烈需求，以缓和矛盾。本文以武进工业联合会为微观考察对象，试图展现工业联合会成立的时代背景，分析民族工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探讨近代实业家为推动民族工业发展所做的努力。

一、工业联合会的缘起

1911年，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布《工会简明章程》，明确规定各地设立专门的工业团体——工会。章程规定：“工会以研究工学，改良工艺，倡导工业，拓增实际上之进步为宗旨”；“凡从事工业已逾五年，且平日行为端谨，经会中多数职员认可者，得入会为会员”[1]。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工会组织并未设立，相关资料显示，唯有天津成立了工务分会。1913年7月，天津工务分会撤销并入商会[2]。1914年，《商会法》明确规定，“本法施行前所成立之工务总会、分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律取消，但得于六个月以内，依本法与同地商会合组，其地原无商会者，亦得改组商会”[3]。由此可见，北洋政府时期制定的《商会法》明确了工业会与商会合组的法制规定，避免了工业组织与商会的分化。

早期商会会员以商界人士为主，随着民族实业的发展，商会已不能代表工业界的利益，工业界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组织。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商业之间的不同已为众人所认识，“商为分利，商为趋利，而工为生产”，工商分途已成必要。另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工厂法》《工厂检查法》等一系列法规，并未兼顾工业群体的利益，于是工业界为寻求联合，表达吁求，开始着手组织工业团体，联络工业界。鉴于“工商法规委员会所提之草案共计一百十二条，诸多窒碍难行”，1928年，江浙丝业总公所、丝厂协会、上海机制面粉公会、丝绸公会、火柴公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呢绒公会、机器染织联合会、铜铁业联合会等17团体发起成立中华工业总联合会[4]。为更好地联合工业界，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积极发展各地分支组织，以便更好地整合工业界的吁求，促进民族实业的发展。

二、武进工业联合会的成立

武进钱承绪(2)钱承绪，常州东门外白家桥人，生父钱绍云为光绪年进士，嗣父钱钧伯。他早年受国学启蒙，后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曾任中国机器制鞋厂总经理、《经济研究》主编。为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发起人之一，担任总干事。他依托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促进民族工业联络和协进。钱承绪认为，当时风起云涌的国货运动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应引导民族企业家以科学家的精神进行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实现工业化[5]。

1932年12月4日，武进商会团体会员厂业联合会代表庄中希、徐冠瀛、黄家骏、屠梦熊、刘国钧、池宗墨、刘靖基、蒋鉴霖、顾峤若、钱吟棣、江上达、楼钦忠、王麟年、汪剑雄等在武进电话公司开会，发起组织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武进分会。会议推定江上达、刘国钧、吴镜渊、刘孟靖、池宗墨、徐冠瀛、顾峤若、唐定庵、庄中希为筹备员，并推徐冠瀛为筹备主任，举顾峤若为主任起草员。

1933年5月21日，在第一公园商业图书馆楼下，武进工业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代表有中华工业总联合会钱承绪、武进县党政机关代表以及各界来宾共58人，其中会员代表24人。武进商会代武进工业联合会征募新会员，明确提出武进工业联合会以发展工业、举办工业品展览为己任[5]。

根据《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武进分会章程》规定，武进工业联合会的经费来源，主要分为入会费、常会费、特别捐三种(见表1)；并规定，如遇不足时，得请总会补助。特别捐，指“遇有特别重要事项，可临时募集”。

表1 武进工业联合会会费标准一览表

“一分义务一分权利”，根据所纳会费的多少，会员划分为特别会员、普通会员、赞助会员、名誉会员四种(见表2)。其一，特别会员为工业之团体，如厂业联合会。1933年6月8日，武进工业联合会特别会员有两家：厂业联合会和染织业公会。其二，普通会员为职工30人以上的工厂，其中：甲种普通会员有大成、民丰两纱厂；乙种普通会员有通成纱厂、武进电气；丙种普通会员有裕民、利源、利达、民华、宝丰、协源、恒丰七布厂，裕源成、干锠余二油厂，以及厚生机器厂、一新昶粉厂等17家。其三，赞助会员为工厂及个人。据表2可知，赞助会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常州办事处经理葛士彝、中国银行武进分行行长蒋锡昌[6]、同德钱庄顾寿璇、仁丰钱庄胡勤生、上海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余少舫、苏州钱庄徐味真、武进商业银行刘尧性和戴锡祉、常州西瀛里同德钱庄谢钟豪等银行、钱庄融资机构代表，他们可为武进工业联合会会员企业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由是观之，武进工业联合会融合了金融界的人士，而其主要以赞助会员身份参与活动。除了金融人士外，赞助会员尚有蒋尉仙、周季平、李复稔、庄星平等政商界名人，大润电器商行、日新书庄、均益电料公司、祥记电料公司等公司，这些企业和个人均可为地方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其四，名誉会员一般由具有工业专门学识及经验者担任。名誉会员只需缴纳入会费5元，常会费无须缴纳，体现了武进工业联合会对于工业技术人才的重视。武进工业联合会经费由会员承担，会员根据类别缴纳一定数额的会费；若会员出会，则所纳会费“概不给还”。经费出入每年进行预算、决算，并在报刊上进行征信。

表2 武进工业联合会成立初期会员构成

至于办公场地，武进工业联合会筹备处原拟借磨盘桥新屋二楼，公推庄中希、刘国钧主持修理，并请工程专家华笃安联合中华工业建筑公司进行规划、修理，后由武进商会拨给商品陈列所房屋做办公场地。修理经费由各会员派认：大成纱厂700元，民丰纱厂300元，通成纱厂200元，厂业联合会200元，染织公会200元，武进电气厂200元，厚生铁厂100元，利源布厂30元，协源、裕民、恒丰、民丰、久成等布厂各20元，共计2030元。其后，武进工业联合会又加派修理经费，照之前的认捐数额再加三成：大成纱厂210元，民丰纱厂90元，厂联会、染织业公会、武进电气厂各60元，厚生铁厂30元，利源布厂9元，协源、裕民、恒丰、民华、久成等布厂各6元[7]，共计549元。在两次认捐中，大成纱厂所出经费最多，占到所有经费的1/3以上，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大成纱厂在武进工业中的领导地位。武进工业联合会修理办公场地前后费银近2600元。由此，武进工业联合会在商会旁办公，在会务上接受武进商会和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共同指导，与商会共同推进地方工商业的发展。

三、武进工业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事务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实业救国逐渐成为共识，各地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经济建设上，制定一系列的工业制度和规范，如《工厂法》，工业的发展使得企业家进一步联合。武进工业联合会招募会员的通告指出，联合会的创办缘由有二：一为联络工业界同业，二为发展国货工业。武进工业联合会受到武进县政府、党部、商会和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支持，“为联络同业发展国产”，“组织斯会”[8]。

在组织职员分布上，武进工业联合会实行会长制，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见表3)。总干事负责总务，兼管法律；而副总干事负责法律，兼管总务。干事为14人，管理评议、研究、统计、交际等业务。武进工业联合会成立之后，一方面，推动常州地方国货运动，开展国货展览和教育；另一方面，开展工业考察、学习、交流，积极谋划促进常州工业发展的各项举措。武进工业联合会的领袖主要为棉纺织业、机器业、电气业、磨坊业等行业的代表(见表3和表4)。随着常州近代民族产业链的调整和产业整合，20世纪30年代，常州已逐步成为棉纺织、电气、机器制造等产业协同发展的民族工业重地，备受国内实业界瞩目。刘国钧在武进工业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感慨：“我们武进的工业，比十多年以前差不多有增加十倍以上。倘能照这样的比例，继续不断的推进，再迟十年，再加一个十倍就好了。这个十年之中，增加这样快，是得力在戚墅堰、武进两电厂的电力供给各工厂的原动力所致，否则没有这样快。”[9]

表3 武进工业联合会第一届职员一览表

表4 武进工业联合会第二届职员一览表

图1 武进工业联合会内部组织机构

武进工业联合会设会长、副会长、总干事、副总干事、干事。章程名义上规定会长担当武进工业联合会对内对外一切责任，副会长进行辅助；如遇会长离职，则从副会长中推出1人代理。议事形式分为会员大会、干事会、组务会、临时会四种。各种会议须有1/2以上会员出席方能开会及决议。会议提案要在开会前一日提交会中，编列为议程。会员大会每年春季召集一次，其职权主要体现在表决预算、办理选举及处理其他重要事件。干事会每月举行两次，讨论日常重要事务。遇有必要时，组务会要联合他组召开联席会议。临时动议须有两名以上会员附议方可提出，并予以召集与议决。

武进工业联合会内部组织机构干事会下设总务组、研究组、评议组、交际组、统计组、法律组(如图1)(3)根据《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武进分会办事细则》整理，参见《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武进分会成立纪念、工业展览会合刊》1934年第1期，第62—63页。。总务组负责处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一切总务事宜，研究组处理一切研究事宜，评议组处理一切评议事宜，交际组处理一切交际及宣传事宜，统计组处理一切统计及调查事宜，法律组处理一切法律事宜。办事细则第五条规定，“本会各职员，除总务组酌请办事员常川驻会，略给薪资外，余均义务职”。

在具体事务方面，武进工业联合会以实业家为主体，反映实业发展的需求，推出了诸多助力实业发展的措施。

其一，武进工业联合会组织开展工业统计、评议、参观、演讲等活动，以期拓展企业家视野。在机构设置上，名誉会员一般由有工业专门学识及经验者担任。名誉会员只缴纳入会费5元，常会费无须缴纳，体现了武进工业联合会对于具有一定工业学识人才的礼遇。武进工业联合会名誉会员主要有大成纺织染厂总工程师陆绍云、武进电气厂工程专家宋鉴泉等。名誉会员并不一定是工厂经理，在任职履历方面强调“工业学识”，明确规定“有工业上专门学识及经验者”可吸纳为名誉会员。由此可见，武进工业联合会较为重视工业学识，如顾峤若是近代常州著名教育家，长期从事职工教育，担任武进工业联合会第一届副总干事。此外，副会长庄中希在武进工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中指出，“我们会员，不以工业为范围，很诚意的请各界加入赞助会员，在知识上，或者在经济上，都有莫大的仰仗”[10]。在组织架构中，武进工业联合会特别设置研究组、评议组、交际组、统计组等组织，加强工业知识的研究与交流，这有利于现代工业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在事务上，名誉会员不仅肩负“开商智”的重责，而且积极宣传政府相关政策，这有利于管理理念、技术知识、相关政策在武进工业领域的传播和实践，也有利于地方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其二，开展工业展览交流和国货运动是武进工业联合会的重要举措。1934年2月19日，武进工业联合展览会以双桂坊公园路第一公园为会址举行开幕典礼。会期历时1个月：自2月19日起，至3月20日止。武进工业联合展览会明确以“发展武进工业，促进贸易合作”为宗旨[11]，于第一公园设展览会场，征集各工厂出品送会陈列。所陈列物品包括纺织品、皮货等50余家工厂的出品。与此同时，武进工业联合展览会设售卖处，计有绸布、珐琅、牙刷、皮货等30余类共20余家工厂的出品。武进工业联合会展览会会场设置标有“不用国货无异自杀，爱用外货等于卖国”字样的广告，用以商品推销[12]。同时，工业展览会也是工业界交流、切磋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平台。此外，武进工业联合会还负责鉴别纱布来源。如1933年7月6日，武进工业联合会鉴别立华染织厂嫌疑日纱；1934年，鉴别华昌染织厂嫌疑日本织机[7]。

其三，在企业融资和减负方面，武进工业联合会对地方实业发展也多有助力。赞助会员主要由金融业人士兼任，具体包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武进银行、信孚银行、汇丰钱庄等金融机构人员。他们可为武进工业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本，有助于解决企业发展融资难题。值得一提的是，武进工业联合会为民族工业发展请求减息。本土工厂因利息过高、成本加重，难以与外货抗争，政府虽已曲徇实业界的请求，明令减息，然而减息的办法并未明确制定。基于此，武进工业联合会请求政府明确公布减息的具体办法，以解实业之困[13]。

四、刘国钧与武进工业联合会

武进工业联合会首任会长屠公覆，早年留学日本。其父屠寄为光绪十八年进士，在常州地方具有一定威望。屠公覆曾任武进公款公产处主任、武进市市政局局长、纱厂工程师等职。刘半农曾言，屠公覆是富翁，“终年无所事事”[14]。刘国钧在武进工业联合会的会务上出力较多，代表武进工业联合会处理对外事务。实业家胡西园直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成立之后，相继在各地成立分会。……常州分会，刘国钧为主席；苏州分会，严庆祥为主席。”[15]89

1935年5月，刘国钧偕同陆绍云、谢钟豪、查济民等参加武进工业联合会赴日考察团访日，为期一个多月。6月27日，考察团一行返常。7月1日，大成纺织染厂召开慰劳大会。刘国钧在会上介绍访日经历，畅言日本对于工人教育的重视，并勉励员工加强学习，进行技术管理创新[16]。7月6日，武进工业联合会开会欢迎刘国钧考察归来，刘国钧以“赴日考察印象及感想”为题，发表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刘国钧指出，通过考察日本技术的改良、管理人才的培养，深刻认识到农业、渔业、纺织业、丝织业、毛织业等的发展离不开“事在人谋”，即企业管理的创新。日本从政府到民间再到个体均非常重视创新，其中，政府、商工会议所等起着培育创新的作用。他进而指出，常州地方工业的发展，应注意天时、地利、人和。就纺织业而言，刘国钧认为，“吾常专职斜纹，实非久计，宜往南洋调查，改织阔格子等布为有利”，进而提出拓展产品市场空间和加强产品创新的建议。刘国钧将考察所见所思进行演讲交流，开阔了常州工商界的视野，使得常州工商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和管理的创新。

天鹅绒、丝绒，一切制造方法，容整理后，陈列工联会，任人参考。

吾国人造丝绝无制造，兄弟为此事曾加意调查。机器甚简单，以物理、化学为重，已有预算，用木浆为原料，照预算推核，利润可观，竟无人提倡制造，应着手产业推进。[17]17-18

20世纪30年代，常州出产以纱布为大宗。特别是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国产纺织品盛销一时。然而，少数布厂所出布匹常以劣质纱布混杂其间，以致影响常州纱布声誉。有鉴于此，1936年1月，武进工业联合会组织纱布检查会，按月抽查各会员厂纱布出品。纱布检查会以常州各纺织公司的经理——民丰江上达、同新谢澄沧、大成刘国钧、利源诸永生、裕民唐定庵、协源蒋盘发等6人为理事，纺织技术员沈长生等6人为检查员。具体检查流程如下：第一，于工业联合会理事会召开前5日，“赴各会员厂提布二十匹，交纱布检查会集中检查”；第二，“检查员将检查结果，交理事会审核”；第三，由纱布检查会“通知会员厂，并领回布匹”；第四，对所产布匹不合格的厂家进行整改，纱布检查会“指出存在的问题，直至合格后，方可开工运营”[18]。甄别优劣，进行行业监管，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他律作用，有助于提升地方纺织业的品质和声誉。在产业联合方面，刘国钧通过工业探索和实践，以商业起家：首先通过前店后坊的形式开始经营染织，其次通过合伙形式经营织布厂，再次通过改组形式主持纱厂，最后引进印花、割绒等技术，从而实现了企业的纺、织、染、印、销纵向一体化，完成产业链整合。在横向一体化方面，刘国钧以常州为基地，在上海设办事处，由大成一厂逐步发展出大成二厂、三厂、四厂，先后改组或合并工厂达十几家，所经营工厂遍布常州、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影响深远。时人李天行曾慨叹：1937年前，常州“地方全年用纱要十六万件以上，一天实销五百件，全县布机达二万台以上，日产布两三万匹以上”，甚至“那时上海的棉布市价，要听常州”[19]。常州形成了以“双星”——大成和民丰为代表的两大纺织厂；此外，80余厂星罗棋布，“四散在城内城郊的中小型染织厂”，“几十个大中小型工厂外，还有一个散兵营产区，那便是农村织布”，“湖塘桥周围十余里的无数个村庄上，也是挨门接户的布机连着布机，织布跟着织布”[19]。

五、余论

除上海总会外，至1937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先后设立了济南、青岛、武进、吴县等处分会[15]89-90。大成集团总经理刘国钧通过武进工业联合会加强了地方产业协作，并推进了地方产业的融合和发展，使得20世纪30年代国内实业界开始关注武进工业的崛起，刘国钧也被认为是推动地方工业化的标志性人物。关于工业联合会和商会之间的关系，时任武进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的刘国钧曾言，日本的“商工会议所之组织，地方长官、税务机关、法律团体，皆为当然委员。闻大阪商工会议所会无不议，议无不行者，因政、税、法、商、工能团聚一堂故也”[17]16。刘国钧认为“商工会议所”应为一体，共同议事，求同存异，这样方可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武进工业联合会成立初期，与武进商会联系紧密。在组织上，武进工业联合会是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分会组织；在地方上，武进商会代为武进工业联合会招募会员，使其更好地与商会融合，以期更好地推动地方工商业的发展。然而，武进工业联合会的出现也是工商群体力量分化的体现，说明早期以商人为群体的商会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武进工业联合会的成立，发挥了地方实业的自律和他律作用，加强了地方实业家的学习和交流，开阔了实业家的视野，整合了地方实业发展的力量，表达了全力发展民族实业的吁求。学者万灵认为，武进工业联合会的成立应被视作“常武地区历史变迁中的一个新事物，它是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产物。工联会的会员虽然继续是商会或同业公会会员，但它的成立，却反映了工业资本家团体意识的加强，实际上起到了与绅商控制的商会分庭抗礼的作用，标志着常州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核心的形成”[20]。抗战结束后，工业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会与商会之间并没有得到更好融合。诚然，工业和商业的性质、任务、经营方式和要求有所不同，但在整个经济中，工商之间应注意协同，增强对话与整合，让工商之间“各得其所，各尽所长，各司其事”[21]。

基于工业与商业之间整合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将商会改组为工商业联合会的措施，以期更好地发挥工商联合会团结和教育工商业从业者的功能。正如李维汉所言，“工商联合会是重要的人民团体，并且是我们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22]。因而，工商业联合会不仅代表工商群体利益，而且成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具有国家代理人和工商企业代理人的双重代理属性[23]，能协助政府开展工商群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