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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爷”刘亚楼

2021-10-25

今古传奇·双月号 2021年5期
关键词:航校空军苏联

林彪曾说过:“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刘亚楼是留苏归来的最成功的将领之一,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个人天赋。天津战役使用兵力之大,参战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部队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首次,也是少有的。刘亚楼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有独到见解,思想比当时许多人都先进。

他不仅性情火爆,而且铁面无私,遇不平事必先怒发冲冠,治军也极为严格,让军中战士们不得不感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亚楼来检查。”可见“雷公爷”的绰号不是白喊出来的。

责任编辑/李志琛

军职简历

刘亚楼(1910-1965),原名刘振东,福建武平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4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12军连长、营长兼政委,红4军3纵8支队政委、12师35团政委、11师政委,红一军团2师政委,1师师长、2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十四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

刘亚楼,中等个头,英俊潇洒,精明干练,性格火烈。任空军司令员时,人称“雷公爷”。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1927年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入党并参加红军,不久即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

刘亚楼没费劲便通过全部考试,被分到红12军3纵1营2连当连长。两个月后,升任营长兼政委。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刘亚楼“改行”调任红1师师长(政委黄甦)。3个多月后任红2师师长(政委萧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再渡黄河东征。翌年6月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训练部长,改称抗大后任教育长,1939年4月去苏联学习。

关内八年抗战,刘亚楼基本都在苏联度过。

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军委一局局长)、杨至成(抗大校务部部长)等人,作为中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

学院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中国学员有的只读过几年书,即使是刘亚楼这位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初中也没读完。从数理化基础课开始,记公式、背定理、做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首先是学习俄语。

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了“瞎子”“哑巴”,连饭都不会吃了。饭堂食谱上,都是“洋字码子”。

到苏联学习,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不久,刘亚楼得了急性阑尾炎,要动手术。苏联药品比较缺乏,特别是麻醉药,不过对外籍友人还是有保障的。手术前医生征求意见,问他需不需要麻醉。“麻醉”“麻醉药”实在难以用肢体语言表示明白。一会儿好像明白了,就点头,再比画一阵子又糊涂了,再摇头。点头不算摇头算,就当他不要麻醉药,抬上手术台就动刀了。

“我的妈呀。”刘亚楼说,“红军時期动手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我咬紧牙一声没吭,小护士那手差点儿叫我掐断了。完了,医生护士跷起大拇指,意思是说我好样的。我心里话,这哑巴亏吃的呀,就凭这一刀,这俄国话也得快点学会呀。”

刘亚楼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于学习外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刘亚楼眼里苏联人都是老师,见人就问,连说带比画,他又聪明,自然长进很快。

他开头在外籍学员的特别部学习,半年后正式进入学院,与苏军学员共读。俄语现买现卖,文化课是速成的,课程内容倒不算陌生,但层次高,系统性强,土八路就有点跟不上。而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内容讲完,不会照顾谁,就更增加了难度,许多时候连课堂笔记都记不下来,课后用大量时间拾遗补漏。

第二学年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一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更多的学术期刊、专著。二是在以年级为单位的课堂上,刘亚楼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那问题也常令教员耳目一新。在合同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讨论中,他的观点、主张常受好评。

刘亚楼是较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突然袭击,侵入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德军的重要目标,当然是占领莫斯科。关于德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还会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老路,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

苏军将帅没有异议,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和林彪分析研究,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较多,拿破仑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自有许多便利。而希特勒的德军是机械化部队,从白俄罗斯到莫斯科距离最近,更适合希特勒的闪电战。两个人把自己的见解报呈共产国际,待到被实践证明后,自然被刮目相看,据说斯大林亦赞赏有加。

1941年9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楼随苏军到大连。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抓司令部正规化

民主联军总部,设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县城双城堡。东院为林彪等人的办公、住处,西院为参谋处。

林彪到东北不久,就带着个不超过10人的指挥班子去辽西,以及辽北、吉南等地转悠,指挥作战,这是一个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毛泽东对这个轻便的指挥班子挺欣赏,1946年4月曾专电询问,让林彪介绍说明。

刘亚楼认为还不行。

关内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而且当时根据地分散,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也无法统一作战。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很大,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

刘亚楼说:“有人可能觉得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用林总的话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一些人转不过弯子:“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对这些人,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这是命令,“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直到今天,一些老兵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刘亚楼发现作战必需的地图奇缺。总部尚且如此,下边可想而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民主联军越来越多的美械装备,那是只能由敌人造的。可一些自己能造的东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顺手吗?而且又能少流多少血呀?

于是,新任参谋长大刀阔斧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参谋处增加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办起印刷厂,不久又成立测绘学校。

接下来是举办参谋训练队。总部有专门的训练队,刘亚楼亲自去讲课。各纵、师司令部也按规定,抽调有文化又有作战经验的营连排长进行培训。而他就在上任伊始的千头万绪中,点灯熬油地翻译了苏军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我军的特点有增有删。这也像那测绘学校一样,应为我军的首创、第一了。

各级司令部人员按编制配齐了,素质也提高了,各级主官也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可参谋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还上不来。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政工人员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司令部工作相应的就逊色了。

这可不行。“林罗刘”几个电报下去,问题很快解决了。还明确规定参谋人员下部队发现问题后,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这下子,司令部的权威立刻上来了。

194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东北军区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各级司令部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力上、威信上,都要适合于走向正规化,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林彪说这话时,东北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已经正规化得有模有样了。

刘亚楼,热情、爽快、勇敢、潇洒、机智、幽默,嬉笑怒骂,皆形于色,是东北野战军将军中最活泼、活跃的一个。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稀里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

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刘亚楼火了,赶去火车站,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那人说:“一点家具,问题不大吧。”

“规定就是规定,原则没有大小。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说着一挥手,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

二下江南,攻打德惠,有人不懂集中使用火力,把两个炮团平均分配下去。刘亚楼火了:“你当是司务长发衣服,一人一套呀?”

许多老兵说:“也就是刘亚楼那性格,风风火火,又狠又硬,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天津之战,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解放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诸兵种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作战。

打下天津,劉亚楼信心十足,此刻堑壕中的每个士兵也都坚信不疑。问题是要打好仗,又要减少伤亡,避免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作为前线总指挥,光在屋里听汇报是不行的,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

围着天津转了大半圈,天黑回来路过复兴门外时,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对方手电筒直射过来,大声喝问“什么人”。趁敌人还未辨清的工夫,刘亚楼骂道:“浑蛋!乱嚷嚷什么?叫共军听见了怎么办?”话音未落,几支枪同时喷出火舌。

回到杨柳青指挥部,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把脸拉得老长:“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去也不能走那么远啊?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刘亚楼哈哈大笑:“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天津城北地势平坦,又无河流,便于大兵团展开。陈长捷便判断这里是东北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将62军和86军主力部署这里,加强防守。

刘亚楼将计就计,在北部组织重炮试射,以总部警卫团进行威力侦察,同时在城北大筑工事、挖交通壕。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团出城谈判,其间混有军官、特务。刘亚楼故意在城北接见,使陈长捷愈发相信自己的判断。

1月7日,刘亚楼致电攻津部队“各首长并报林”,提出攻津作战战术三原则。

一是“克服护城河,突破前沿这一阶段”,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架桥组和尖刀连的动作,务必密切协同、配合。二是“应在思想和部署上有打退敌反冲锋的准备。三是“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突破前沿后无数小部队穿墙越顶,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参加过攻津作战的老兵,都说当时就是这样打的。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老兵们唠起来就像唱小曲似的。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4日,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开始。

清晨有雾,愈来愈重,将座天津城围裹得朦朦胧胧。雾对步兵冲击有利,却会影响炮兵射击,看不清炸点,难以修正目标。9时后,雾气开始逐渐消散。

10时,刘亚楼下达了命令:“总攻开始!”

五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同时轰鸣。第二天下午3时,即将天津拿下。

组建解放军第一支空军部队

1949年4月中旬,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的两个军已经逼近武汉,主力四个兵团兵分三路,从平津地区浩荡南下。

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正在收拾行装,接到中央军委电话,說毛泽东要他去一趟。

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敬礼的右手还未放下,毛泽东即笑吟吟地道:“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嘛,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这回让你上天,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道:“主席,我在苏联学的是陆军,这空军怕是干不了。”

毛泽东的手指指点着他的脑袋:“好嘛,我就是让你这个认为干不了的人干。”

“那我就干,在干中学,学中干。”

一向乐观、自信的刘亚楼,这次回答得也挺干脆。这天晚上,他却翻来覆去有点睡不着:就这么一下子飞上天去了?

一切从零开始——也不对,还有东北老航校,他是航校校长。

东北航校就是纯粹靠“捡洋落”起家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修建许多机场,有的县就有几个。再多也有数,明晃晃的大家伙摆在那儿,难题跟火炮一样,缺东少西,完整的很少,许多都是几架才能凑成一架。

东北野战军枪多炮多,而且枪好炮好,一开始也靠“捡洋落”。只是同样的“捡洋落”,且不说延安炮校有人才,就算同样的生手门外汉,要把飞机鼓捣到天上去,还能作战,比之操练一门火炮,那也是天差地别了。

所以虽然航校自成立后一刻未闲着,且在开国大典亮相。可直到海南岛战役,出现在战场上空的,始终都是敌机。

多年戎马生涯中,刘亚楼从没有空军支援作战的经历,有的只是战友在敌机俯冲、扫射下流血牺牲的记忆。多少次,望着在空中肆无忌惮、耀武扬威的飞机,他眼里喷火冒烟:“有朝一日老子飞上天去,把你们都揍下来!”

而今,一夜之间,他就要一步登天,而且成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空军司令员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空中力量,为东北航校的可以参战的飞机30余架,经过短期训练可升空作战的飞行员50余人,能够组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的混合大队。“林罗刘”准备令其飞赴济南、徐州机场,用于支援渡江战役。

7月,中央决定派人去苏联学习,同时购买飞机,连同先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陆军渡海作战,第二年夏天夺取台湾。

31日傍晚,毛泽东召见刘亚楼,让他谈谈关于组建空军的意见。

在具体分析、说明了国民党现有空军的实力后,刘亚楼认为需要建立一支300至350架飞机的作战部队,能够完成掩护渡海作战任务。

他说,一名飞行员要飞150至200小时,才能达到作战水平,一所航校能培训60名飞行员。我们现在只有一所航校,远远不够组建空军,当务之急是组建航校,培训飞行员。

这时,刘少奇率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请苏联帮助建设空军,苏联同意了。8月1日,刘亚楼率领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国空军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会谈关于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及相应设备问题。

草签协议后,刘亚楼率团马不停蹄地考察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等。毛泽东说:“咱们是贷款建空军,花钱买经验,来一趟那么容易呀,得多听多看多取经呀。”

来去在苏联境内都坐飞机。刘亚楼第一次乘坐飞机,自然兴致很高。谁知赶上气流,晕机,先食物,后黄水,吐得一塌糊涂。代表团成员、东北航校训练处长吕黎平说:“你是要当空军司令的人,可不能这么带头吐呀。”

“看来这个空军司令还真不好当噢。”刘亚楼苦笑着,又哇哇吐起来。

从陆军到空军,飞行员速成训练时间为10个月到一年,可计划中,空军明年夏天要参与解放台湾的战斗,此时只有已经不到一年时间了。先航校,后机关,除东北航校外的六所航校,从选址、建设到开学,限令一个月。

刘亚楼说:“办好航校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总部机关的主要精力要放在航校上,干部调配、兵员调遣、经费开支、物资保障,都要优先满足航校建设。总部也好,航校也罢,有什么困难尽管讲,但是谁也别跟我叫苦说难,要讲这个,当年连陆军、步兵也没有了。咱们有人,只要有人,共产党就什么困难都能拿下。”

各航校每天都几十上百地来人报到,大都是从野战军选调的干部、学员。苏联专家也一批批到位了,各航校也全部按时开学了,想到想不到的难题又接踵而来了。

没有专业翻译,不懂航空术语,将“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电压”译成“紧张”,发动机“散热片”成了“暖气片”,“飞机在空中做横滚动作”,变成了“圆桶在空中旋转”,苏联专家急得直敲教鞭。学员文化水平本来就低,这么一折腾,就更云里雾里找不着北、摸不到门了。

刘亚楼先在一航校试验,给每个苏联教员配个中国助教、翻译,三个集体备课。上课时,教员讲,翻译口译,助教监听。后来又改为教员先帮助教备课,由助教讲课,教员监听,有不妥之处当场纠正。

堂堂空军司令员,还得管这种事,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可不管行吗?况且他早已管了。

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打听到一个叫唐铎的湖南人,在乌拉尔一所航校任少校军械教员。这可是宝贝呀。刘亚楼把他请来莫斯科见面,谈得投机。回国后报告中央,经与苏联交涉,已经加入苏联籍的唐铎,回到祖国,在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任主任。

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第四飞行训练队队长林弥一郎,在辽宁凤城县被俘后被送到沈阳,受到共产党东北两位最高领导人彭真、林彪的接见。他之后成为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东北航校时的老师。

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9月17日,空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陆战第1旅,在开封成立。10月5日,第二支航空兵部队驱逐第3旅,在沈阳成立。31日,依次改称3师、4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原准备用于台海作战的年轻的中国空军,转移战场。刘亚楼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报告军委,亲赴前线运筹指挥。

在朝鲜的天空上,这支年轻的空军迎来了他们的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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