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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过去了，西南联大的校歌还是那么动人：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抗战烽火中南迁中的大学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在开学一个月后，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长沙连遭日机轰炸，师生们又继续向西南行进，在1938年2月搬迁入云南，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

在那个雨打风吹的年代，西南联大刚毅坚卓，严肃活泼，大师云集，尽显风流，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西南联大成为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林语堂评价西南联大，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校长联合 教授治校 师生友爱

西南联大的成就，源自三位校长的团结。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西南联大的灵魂。

三校联合，取北大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的教授治校（严格要求）以及南开的应用实干（坚韧不拔），合成一种新的联大校风。西南联大决策和管理之相对民主，与梅贻琦长期主持常委会工作以及教授会制度的确立不无关系。西南联大的教授会，基本上属于咨询机构，但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教授会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争取民主运动，作用非同小可。

梅贻琦倚重教授，“所谓大学者，非唯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梅贻琦都注意听取有威望的教授的意见。所谓“教授治校”，乃基于对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西南联大教授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理念，故能真诚合作。

西南联大的教授，教学拼命。

朱自清开了三门课：国文、宋诗、文辞研究。其中，文辞研究作为选修课，较为冷僻，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如此，朱自清仍然细心备课，安排考试，丝毫不懈怠。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仍然坚持为学生批改作文。夫人看不过去，让他赶紧休息，朱自清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

杨振声指导大四学生写论文，题目是曹禺研究，这位学生迟迟未能完成。杨振声约其谈话，原来，该学生观点与他不同，怕导师通不过，故导致拖延。杨振声对他说，只要认真研究，掌握材料，言之有据，便可写成论文，观点不必雷同。若师生一个模子刻出来，那学术还谈何发展？

教授之间合作无间，教授教学严肃认真，师生关系也十分融洽。联大西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云南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帮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

冯友兰1948年撰写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那个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

★躲空袭 跑警报 国难下的大学校园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当时炸弹满天飞的昆明，在漫长的八年里，从始至终都面临着两个严峻考验：第一，没钱；第二，随时有生命危险。

1938年4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梅贻琦之邀，设计西南联大的校园。

梁思成夫妇加班加点，一个月后，设计方案完成，结果很快被否决，原因很简单：经费不够。此后的两个月，梁思成一再调整方案，将高楼改成矮楼，将矮楼改为平房，将砖墙变成土墙。最后，相关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思成，除了图书馆的屋顶用青瓦，部分教授用铁皮屋顶，其余一律以茅草覆顶，另外，砖头和木料再削减一半。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梅贻琦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甩在他办公桌上：茅草房？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就算要盖茅草房，现在的木料，都不够用的！

梅贻琦一声长叹：正因如此，才需要你这个高手，来严格裁定木材啊。思成，你想一想，若没有这些茅草屋，学生就得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如今共赴国难，你就勉为其难，再改一改吧。

几个月后，一个叫杨振宁的16岁少年，考上西南联大，住进了梁思成设计的茅草屋。

杨振宁的教室，是铁皮屋顶做的，下雨的时候，叮叮咚咚响个不停。教室的地板是泥土地，没过多久，就变得坑坑洼洼。教室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刮大风时，需要拿东西把窗户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杨振宁和他的同学们，住得不好，吃的穿的也差，但他们苦中作乐，不以为意。他们将掺杂谷子和沙粒的糙米饭命名为“八宝饭”，把穿漏底的鞋称为“脚踏实地”。

闻一多一家，从每天三顿饭改为两顿，干饭不能维持就喝稀粥，蔬菜从白菜豆腐降级为豆渣。为了贴补家用，闻一多开始给人刻图章。

梅贻琦家里有五个子女，为减轻负担，夫人韩咏华联合几个教授夫人，研制出一种碗糕出售。她们用红糖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的字样，取名“定胜糕”，取抗战定胜之意。一开始，她们将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后来，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手提篮子，直接上街叫卖。

夫人如此，教授们也各显神通。

物理学家赵忠尧设计出制造肥皂的工具，在家里生产“中和牌”肥皂；航空系主任王德荣，研制出了“西曼”墨水；生物系的汤佩松，直接建了一个酒精提炼工厂，给当时的医院提供医用酒精。

学生们当掉冬天的衣服，购买新学期的参考书，等天气变冷，又把书当掉，将冬衣换回来。

西南联大师生，不仅食不果腹，在日机的频繁轰炸下，还常有性命之虞。

为躲避轰炸，傅斯年令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盖上木板，以作防空之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副幽默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金岳霖喜欢独自躲起来思考哲学问题，常常对空袭警报充耳不闻。有一次，几枚炸弹在金岳霖住宅附近接连爆炸，他正苦思冥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等他反应过来，从楼里狂奔而出时，外面已狼藉一片。

费孝通教授曾在书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大师们的学养和风骨，在炮火中，展露无遗。

★刚毅坚卓，“战时须作平时看”

1938年12月2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决议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并周知布告。

“刚毅”见于《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坚卓”源于成语“艰苦卓绝”。“坚卓”是指人的精神修养的一种境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处的时代，正是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刚毅坚卓”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普遍的大学精神的结晶。

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这些都是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

冯友兰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

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抗战八年间，向西南内迁、坚持办学的大学远不止西南联大，有几十所之多。这些大学和师生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延续了文化命脉，也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结语

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各种思想在此碰撞，激发出的火光，照耀着当时乃至以后中国学术界、科学界、文化界的天空。“刚毅坚卓”的校训，也将继续激励当代学子刻苦自励，追求真理。